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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呼兰河传》

文/黎晶

了无生趣地又过了一周。平时宅不住的，这个周末却披头散发窝在宿舍里，花大半天时间看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

呼兰河是个寂静荒凉的城。

那里有不打广告的十字街，人们早已认准了店面。庙里建着三两学堂，保守与开放冲突交替。还有各样小贩：卖麻花的，卖凉粉的，卖瓦盆的，捡绳头的，卖豆腐的，换破烂的……那货郎的拨浪鼓与吆喝声会绕着小城，各家门口只探个脑袋，有声响总是要瞧一番，东西大多是不买的，拿起又放下。

那里的生活很原始，文化也很传统，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他们对生活和生命都没有考量，一切顺其自然：生、老、病、死，无动于衷。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算了。对于死者，他们也不过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在逢年过节时到坟上去观望一回罢了。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人活着是为穿衣吃饭。”

在作者的笔下，一切都是自然的、真实的样子：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可是这样的日子究竟是无聊透顶的。

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是人们在无聊生活里寻的一份热闹。而这种人为编排的热闹，越是看起来热闹，越是令人背脊发凉。傍晚送神归山的鼓，总是冷森森的，令人终夜不能眠。放河灯是那些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向那些死去的冤魂求个慰藉，人散了，灯也灭了……生活依旧荒凉一片。

要说有什么特别，也许就是那个大泥坑了。呼兰河城里的故事啊，仿佛就是以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为底色的。

那是个会吃人的泥坑，如同人心。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呼兰河城就是一场永远不散的筵席，大家规规矩矩，排着队吃人。这是一个会循环的局，有的会一直循环下去，有的半路就断了，但不管怎样，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在这个轨道上。生者的鼻息，死者的亡灵，都幽幽地绕在那里。身在其中不自知，正如孤独者并不知何为孤独一样，悲哀者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悲哀。只要跟着人群，踩着节奏，拍手称快，总是没错。

人都是最称职的观众，哪里热闹就去哪里，哪里有哭喊声，哪里就有人群。人们会把不幸者归在一起，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大泥坑里掉下去的车马人畜，比如失子而疯的王寡妇，比如豆腐坊哭瞎的妇人及造纸房打死的私生子，这本是些无关痛痒的消息，只要能将人在庙台大哭的事儿说得让人大笑一番，这消息就有了价值。旁观者与不幸者大都平静地活着，谁都不会改变。不管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并没有区别，疯了瞎了死了，只要与旁人无干，谁要去管？看热闹的场子，总不能老在一个地方，这里凉了去那里，登台唱戏的人，总还排着队呢。

人也是戏子，最爱演那自欺欺人的戏。为什么没有人提议用土填了那大泥坑？萧红自己也那样问。没有人会填的，因为大家都在为那个泥坑排着戏。人马车畜掉下去，总有些热闹可看。与此同时，便宜的瘟猪肉也找到了由头，成了淹猪肉。大家都看得通透，可还是抢着吃那紫红的肉，因它便宜。便宜得有理由，只要理由是正当的，买了便宜猪肉也不会丢面子。

小说以孩童的角度写下来，添了许多简单轻快的调子，也因此更加赤诚，更加接近真实。成人们的戏，只有小孩子愿意去看穿。但是真相是隐秘的，不能放在阳光下，这会让成人们感到不知所措。当众戳穿那瘟猪肉的“我”会遭到大人当众鞭打，没有人会去相信“我”说的话：小团圆媳妇没有病，她好好的，她的头发是她婆婆剪下来的。所有人把小团圆媳妇当作妖怪，只有“我”愿意与小团圆媳妇一起玩。甚至在被她婆婆吊大梁、抽皮鞭、烙脚心、锁链子一系列虐待之

后，她还是干干净净地存着那份纯真：“我给她一个玻璃球，又给她一片碗碟，她说这碗碟很好看，她拿在眼睛前照一照。她说这玻璃球也很好玩，她用手指甲弹着。”小团圆媳妇“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并且孩子气地对我说：“等一会你看吧，就要洗澡了。”两个孩子哪里知道，这洗澡是要命的。那些善心的人们啊，为了给她“治病”，撕了小团圆媳妇的衣裳，将她的身体和头埋进热水里。任她挣扎昏死，又浇醒。大神为了留住看热闹的人，把小团圆媳妇浇醒，开始新一轮的戏。就这么“洗”了三次，小团圆媳妇死去了。

吃人的筵席上，她们心慈地屠戮了一个十二岁的少女。直至死去，婆婆才知道说上一句：赤身裸体羞不羞。前一秒撕扯衣服的时候，她可曾知道这赤身裸体羞不羞？很难想象，一天打八顿、骂三场是因为婆婆要“规矩”出一个“好人”来，要让她“中用”，给她一个下马威。小团圆媳妇睡梦里说了一个词：回家。而这词在她婆婆眼里是不祥的，她把小团圆媳妇的腿拧成紫青，她因疼痛下地大叫就被说是鬼附身，她剪了小团圆媳妇的头发，说是自己掉的，于是小团圆媳妇成了妖怪。她说她眼睛冒绿光，于是所有人都相信冒绿光……

小团圆媳妇是死是活，没有人会在意，在旁人看来，到底没有白看一场热闹，到底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总算是无所不得的”。就像“我”问起小团圆媳妇，老厨子和二伯关注的只有酒菜：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而编排热闹的人永远自得其乐，他们编排别人，也被别人编排。

闭塞窒息的小城里，生活的艰辛与窘迫让人除了关心自己的生存和看别人的热闹之外，无暇顾及其他。人们渴望着金钱，对有钱人带着恨意。扎彩铺的工人们为死者扎着富丽堂皇的大宅子，一应俱全，穷人看了竟觉着活着没有死了好。放河灯的人们也认为恶鬼有了钱大概就不会怎样恶了。

粉房总是响起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 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救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同一个阶级，同一个小城，每一个人的面具下都张着血盆大口，哪里有一丝迸裂的血腥味儿，就会被撕咬得骨头都不剩。他们不关心生命的诞生与终结，不关心事情的起因、结果、过程、真相，他们只需要些有味道的东西，给疲乏的生活加点料，哪怕那味道里有无辜的哀嚎，有拼死的抵抗，有浸着泪液的酸楚，有泛着绝望的腐臭。在他们看来，那些疯了瞎了的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噱头。于是他们用毒打、跳大神、热水澡吃了小团圆媳妇，他们用势利、鄙夷啃噬着有二伯，他们用流言嘲弄、攻击着磨倌冯歪嘴子和他的媳妇王大姐。只要是人们觉得不合理的，就一定不能有好结果。就像马掉下大泥坑没死，也要说死了，不然无法显出大泥坑的威严。

在我看来，有二伯还有点儿像孔乙己，成了众人可以随意取笑践踏的人，唯一的不同是他更能认清自己的身份一些，他知道自己是个穷人，石子也应该去挡那富人的路而不是绊自己的脚，燕子的粪不应该掉自己身上，应该掉在穿绸缎的人身上。问他的蝇甩子是马鬃的还是马尾的，他就说：“啥人玩啥鸟，武大郎玩鸭子。马鬃，都是贵东西，那是穿绸穿缎的人拿着，腕上戴着藤萝镯，指上戴着大扳指儿。什么人玩什么物。穷人，野鬼，不要自不量力，让人家笑话……”；问他大昴星的来头，“穷人不观天象。狗咬耗子，猫看家，多管闲事。”他说自己又聋又瞎，不是自己的，看了听了也是白费。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很喜欢和大黄狗谈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他是个怪人，被啃噬着，变得畸形。他不想理会外界，可是外界已然改变了他。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小说中，作者重复地用着荒凉这个词来形容她家的院子。那些租用了他家院子的人，以及院子之外的人，都是一样的，在荒凉的世界里，悲凉地活着。

这本书留下的希冀，只有两个地方。其一是祖父和后花园。祖父用爱裹着“我”的童年，外面的风霜雨雪，屠戮与厮杀，在祖孙间的爱意里消融。他们过着自己的日子，守着那后花园。祖父是那样干净、温暖又风趣的人。祖父会逗小孩子，把他们的帽子放在长衫下或袖口里，说是家雀叼走了。而“我”也会逗祖父，把玫瑰花放上祖父的帽沿，让他以为是今年春天雨水大，花才开得盛的缘故。祖父会心疼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捉弄死了，也会向磨倌一家在严寒的冬天伸出援手。有二伯只有在祖父面前才是真实的，像个孩子，没有吹嘘，只有真实的怯懦……

即便多年后，萧红也依然不忘那呼兰河，那个有祖父的温暖的地方。因为有祖父，萧红才有对爱的希冀和追逐。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祖母针刺的痛，被她一笔带过，呼兰河里，她只有她的祖父和那个后花园。因为祖父，她记住了呼兰河。那里早晨和傍晚的乌鸦，黄昏的火烧云，晚上的大昴星和月亮。鸡鸭抖擞着毛，祖父撒着通红的高粱。她会和祖父在后花园栽花拔草摘黄瓜，分辨狗尾巴草和谷穗；她会跟祖父撒娇学诗，起床耍赖，任性要吃烧苞米；她会在蒿草和蓼花里追逐蜻蜓，去储藏室一次次探险……祖父那样温暖的人，让萧红阴暗的童年，透着微薄的光。

让人存着希冀的，还有磨倌冯嘴歪子。我总想如果那个爬满黄瓜秧的窗子可以一直在就好了，磨倌和他的一家就可以屏蔽掉这个世界的冷酷。那些人固执地以为有福相、声音洪亮、力气大、娶了就是有福气的王大姐不该嫁给一个熬不出头的磨倌，于是断定没有什么好结果：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死，磨倌一定会上吊，王大姐从什么都好变成什么都坏。冯歪嘴子和他的妻儿，以及那头三条腿的驴子，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残喘着鼻息。院子里的人围着窗日日探访，为他们做论，做传，编传故事。他们的那个孩子一直没有死，磨倌也很疼爱他的媳妇，尽己所能给她最好的。但是那样恶劣的环境，终究是让那个女人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死了。所有人都在用绝望的眼神看着磨倌，磨倌却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完了，也没有想过。他甚至还“很有把握地活着”，他为他的两个孩子而努力向上地活着。经历过几场扑杀撕咬，这个磨倌，好好地活下来了，没有扭曲，没有绝望，他很有把握地还将活下去，虽然后来的故事不知晓了，但我想着，不知道总也算个好消息。

萧红以及她的呼兰河小城已经与我相隔大半个世纪了，可这个世界里，那些吃人的筵席，到底散了没有，不得而知。我想是不会散的，但是会有更多一些的平凡的磨倌、勇敢的王大姐和温暖的祖父，以及那美丽的后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