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复活在文学世界里的柳宗元

——读骆正军《灞亭柳》一见

何生风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副教授）

目前，有关柳宗元的研究不仅在中国方兴未艾，而且在世界上也有相当的影响。纵观古往今来的柳学研究，人们都是从政治视角、思想视角或革新视角去审视评判柳宗元，从不同的层面挖掘了柳宗元留给后人巨大的精神宝藏，充分凸显了柳宗元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久以来柳宗元这个人逐渐成为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标签或符号而存在。只要说起柳宗元，我们想到的要么是他“天人不相预”的哲学理念，要么是他“吏为民役”的政治主张，要么是他“统合儒释”的治世愿景等等，这些都是超越感性的抽象认知。虽然，在一些柳宗元评传中，我们也能了解到他一生的经历，但无外乎仅是流水记账式的历史记录，未曾感受过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柳宗元。这不能不说是柳学界的一大憾事。

或许是基于以上原因，永州职业技术学院骆正军教授用近二年的时间，历经六稿创作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灞亭柳》。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这部以柳宗元为主人公的小说，是第一次用纯文学的形式塑造了一个具有完整性格的崭新的柳宗元形象（虽然之前有过一些叙写柳宗元的小故事、小散文，但都缺乏对柳宗元形象完整意义上的文学构建）。因此，可以说，《灞亭柳》一书的出版，是柳学界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和影响的事情。

《灞亭柳》以柳宗元43岁奉诏返回长安到他47岁病逝于柳州短短五年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用文学的色彩勾画了柳宗元坎坷曲折一生的生活画卷，为读者复活了一个文学世界中的柳宗元。《灞亭柳》中的柳宗元不再是一种思想的标签或一种文化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爱有恨的人物形象。在《灞亭柳》中，柳宗元不仅有对功名的渴望、对朝廷的忠诚、对黎民百姓的关注，也有对爱情的追求、对家人的呵护等等。可以说，《灞亭柳》突破了以往人们只是理性上对柳宗元的认知，让读者有了在感性上与柳宗元面对的可能。由此，柳宗元似乎从遥远的祭坛回归到我们的身边，带给我们从未有过的温暖与激动。

读完《灞亭柳》，第一感觉是“这是一部忠于历史、忠于人物的长篇历史小说”。柳宗元不是一个虚构的形象，他一生的行迹是可考可查的，以这样的历史人物为对象创作小说，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如果过于拘泥于历史的素材，小说就可能变成文献的堆积，但如果把握不了文学手法的尺度，小说又可能演绎成文坛的笑柄。骆正军教授为创作这部作品，做了长期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因而，小说里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都让人可信可服。

小说的真实性核心蕴含在人物性格的真实中。历史小说人物的真实性是历史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认识和把握人物性格的真实，常常关系到作品艺术描写的成败与得失，也关系到对作品的艺术欣赏。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后人可以根据各自的理解做出不同的结论，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柳宗元却只能只是唯一的一个。比如说，从总体上评价，柳宗元是一个忠君爱国、正直进取、渴望功名的文官，就不可能把他塑造为一个擅长权术、屈膝卑躬的形象，不然，就不是柳宗元了。

我们知道，小说的魅力之一在于人物塑造的独特性，把握这一点，才能给读者独有的审美感受。那么，柳宗元这一人物的性格独特性是什么呢？柳宗元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分析获得。

处世上主张“刚以柔通、外圆内方”，是柳宗元从自己痛苦经历中得出的切身感受，也是他对世人提出的具体的处世哲学。在长安时，柳宗元和刘禹锡等革新家，满怀“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理想，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遭遇贬谪的巨大伤痛，让柳宗元明白了仅靠美好的愿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可能的。痛定思痛，他在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易经》、《老子》、《庄子》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为人处世的刚柔观和“方圆说”。“方其中”是说一个人要思想刚正，就是要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和理想，“圆其外”指实现自己的理想要适应客观现实，象车轮一样四通八达。柳宗元认为历史上的圣人都是如此，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自我和谐的人，才能获得自由生存的空间。

在阐述“方圆说”时，柳宗元还将其与“刚柔说”相通，刚柔同体就是处世的最高境界，也是在有限的外在自由环境里获得更多内心自由的明智的人生选择。柳宗元是这样思考的，他的一生也是这样践行的。被贬之前，柳宗元也曾年轻气盛过，而被贬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灞亭柳》准确地把握住了柳宗元的这一性格特征，从而为读者展现了其具有典型特征的画像。“方其中”我们无需多做分析，翻阅《灞亭柳》，处处可见。“圆其外”这一点，我们以为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试做赏析。

《灞亭柳》一是注重从细节上刻画“圆其外”，而细节是呈现人物性格最有力的手段。细节描写的内容丰富复杂，小说通过对人物的活动，包括言语、行为、人物关系等等多种生活形态的描写，深入地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并由此而揭示出丰富的历史内涵。试看《灞亭柳》第19章“石鼓寻踪忆旧友  垂泪千行便濯缨 ”：作为一州刺史上任，一般情况下对下属官员给予自己的起居上的帮助，应该觉得是理所当然，有的甚至还会说三道四，但经历了十年贬谪生活、已经深谙“刚以柔通，外圆内方”的柳宗元就不会这样，他对初始见面的下属没有耍官威，书中写到：“柳宗元充满感激地：‘烦劳诸位帮忙，安顿家小，容柳某改日，再表谢忱！’”语气之间，平和委婉，一句话就刻画了柳宗元与其他官员不同的形象。

二是注重从对比的角度刻画“圆其外”，而对比更能凸显人物的特点。比如从柳宗元被贬前后对比：柳宗元并不是天生就深谙“刚以柔通，外圆内方”的处世方法，而是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长安初入官场时，那时的柳宗元正值血气方刚，当他目见宫市的暴行，“柳宗元仍然有些义愤地：‘那些公公，打着内务府的旗号，光天化日之下，强买货物，还将卖炭的老人推倒在地，如此行事，与拦路抢劫，有何差别？！’”“柳宗元态度更加激烈地：‘宫市之弊，早已民怨沸腾。圣上躬亲庶政，仕进道塞，奏请难呈，东省数月闭门；正月始旱，七月方雨，赤县千里，禾稼枯萎，百姓流离，卖儿鬻女；藩镇坐大，朝令难行，长此以往，恐于大唐伟业，变生祸端！’”（第六章 “卓励风发肃朝纲 昊天亦负有心人” ）。这段与太子李诵的对话，可谓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符合初步官场、渴望表现的年轻柳宗元的作派。

而当柳宗元在柳州了解到老百姓卖儿卖女的悲惨遭遇时，他对自己治下的事情，心中非常震惊，但嘴巴上却很委婉。“看来，问题虽然在百姓那儿，根子却在官府。若要解决，恐怕得从柳某本人先做起嘞！”（第28章“释归奴婢解民困 ，重修文庙解陋习”）作为一州之父母官，把过去遗留的问题一下子就揽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去责问过往，可谓谦恭至极。一前一后，准确把握了人物的变化特征。再比如从柳宗元与他人对比：且看柳宗元和刘禹锡重游玄都观两人说的话。“柳宗元有些担心地：‘梦得兄，您也许喝过头了。此地人多嘴杂，少说为佳！’”“刘禹锡推开他的手：‘不，刘某不仅要说，还要写诗呢！’”（第12章 “玄都观里桃若霞 ，零陵芳草露中秋”） 柳宗元是小心翼翼，刘禹锡是敢说敢为，两人身份和遭遇相同，但性格之别，跃然纸上。

正是由于《灞亭柳》准确地描写出了柳宗元的独特性格，所以，可以说骆正军先生穿越历史，为读者复活了一个文学世界中的真实的柳宗元。文学中的柳宗元，只能是《灞亭柳》中的柳宗元，而不可能是别的。在我们大力弘扬柳学时，理论上的探讨固然重要，但似乎大多局限在象牙塔之内，而《灞亭柳》以其辛勤的创作则可以让柳宗元走近更多的人，这也许是《灞亭柳》对柳学宣传的独特贡献。

（此文全文刊发在《永州日报》2013年11月29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