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穷而后工”命题的典型印证者

——兼谈“穷而后工”命题的基本含义

徐伯鸿*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命题具有七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它包含了古代“发愤著书”（“不平则鸣”）、“感物说”和传统文论中注重政治教化等命题和要求，是一个内涵丰富包容性强的集大成式的成因性命题。考察中唐柳宗元的政治、人生境况和文学创作成就，应该说他是文学史上最典型的“穷而后工”命题基本含义的印证者。

关键词：穷而后工；基本含义；柳宗元；印证者

欧阳修提出的“穷而后工”的命题，是一个内涵丰富包容性强的集大成式的成因性命题。考察中唐柳宗元的政治、人生境况和文学创作成就，结合欧阳修“穷而后工”命题的基本含义来看，应该说他是文学史上最典型的“穷而后工”命题基本含义的印证者。

一

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命题是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的，他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烟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446-447

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他又对“穷而后工”的命题作了补充性的阐述:

至于失意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2]58

将上引两段文字综合起来，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欧阳修所提出的“穷而后工”的命题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基本含义：1、“穷而后工”的主体是特指古代有着远大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士”和“士阶层”，不包括那些没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一般性文人。2、“穷而后工”中的“穷”之含义与“达”相对，跟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中“穷”的含义相同；再结合欧阳修所说的“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和“失意之人”来看，“穷而后工”中的“穷”是特指士人在政治上的失志不得意，也就是说只有在士人人生中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不能为世所用时，才可称之为“穷”。所以，欧阳修用“穷”字特别强调了创作主体所处的特定的人生政治和社会环境，且从命题的逻辑关系来看，“穷”是成就“工”的最为根本的前提条件和逻辑起点。3、创作主体因“穷”而“自放”，因“自放”而“外见”，因“外见”触发“内有”“郁积”的“忧思感愤”，而产生创作冲动。这是文学创作产生的动因论。4、创作主体产生冲动后要把“人情之难言”和“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能够“兴于怨刺”的思想情感“皆一寓于文辞”。这就规定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5、“极于精思”是对文学创作运思过程的具体要求。6、“寓”是对文学作品在表达方式上的具体要求。7、“工”的含义比较明确,即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和思想价值。因此，这个“工”指的是文学作品所成就的一种层次和境界，但这种层次和境界是在只有符合上述六个方面条件的规定性和六个条件中所包含的排除性的基础上而成就的一种最终的文学创作的结果。

将上述七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综合起来看，应该说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命题建构了一个内涵丰富包容性强的集大成式的成因性命题。它不仅将传统文论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变成了自己的子命题，而且还有重要的发展。不少学者认为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命题来源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这种观点显然将“穷而后工”命题的内涵简单化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出的“发愤著书”命题，跟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所提出的“不平则鸣”相比，说法不同，而其实相同，且都属于动因性的命题。将它们与“穷而后工”命题相比照，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包含于“穷而后工”的命题之中。“穷而后工”和“发愤著书”两大命题之间的关系属于逻辑学中的包含和包含于的关系。不仅如此，“穷而后工”这个命题中还包含了“感物说”的内涵和儒家诗教的传统于其中。“感物说”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学产生的动因论命题。《乐记》里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3]227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4]3。这就确立了“感物说”的基本内涵和框架。欧阳修“穷而后工”命题中所涉及的“感物”之“物”，虽然没有传统“感物说”中“物”的外延大，但“外见虫鱼草木风烟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这几句话就是“感物说”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背负有沉重的教化任务。虽然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时并没有对儒家诗教思想作明确阐述，但他规定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要写“人情之难言”和“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要“兴于怨刺”，这就使得“穷而后工”命题中排除了抒写其他思想情感，同样饱含着浓郁的民生社稷之忧，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儒家诗教的要求。

如果说“穷而后工”这个命题中“穷”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那么“工”则是一种最终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仅仅凭借“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的动因，并不能达到文学作品“工”的境界。所以，跟“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命题相比，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命题在内涵上就弥补了前两个命题的不足，具体强调了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运思和创作手法。所谓的“极于精思”，就是对创作主体运思的要求，它不仅强调了创作主体在运思过程中的运思程度的“极”，而且强调了运思品质的“精”。所谓的和“寓”是对文学创作过程中运用艺术表现手法的具体要求。对创作运思过程中的“极”和“精”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排除了随意而为粗制滥造的文学作品；对创作手法的要求不仅强调了文学作品抒发思想情感的强度和力度，也排除了粗浅直露的文学作品。这两点具体的要求当它们与“穷”与“发愤著书”与政治教化整合在一起，就保证了文学作品能够达到具有较高的审美和思想价值的“工”的层次与境界。

正因为欧阳修“穷而后工”是一个内涵丰富包容性强的集大成式的成因性命题，所以，当它一提出，就被时人和后人所广泛接受。苏轼说:“秀语出寒厄,身穷诗乃亨。”^[5]1750王安石《哭梅圣俞》诗:“圣贤与命相盾矛,势欲强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坎坷坐老当谁尤?”^[6]586陆游说:“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黜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7]元代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称元遗山“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8],不仅继承了这一说法，而且将这一命题由诗歌扩大到散文领域。

二

欧阳修“穷而后工”命题的基本含义在柳宗元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出身于与薛、裴并称为“河东三著姓”的门阀望族的柳宗元，受家世和父亲柳镇的影响，比较早的就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定位在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恳恳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寄许京兆孟容书》）上。贞元九年（793）柳宗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为吏部博学宏词科录取，授集贤殿书院正字，正式步入仕途。这位早有令名的青年朝官，自此到永贞元年一直是仕途春风得意。韩愈说这一时期的柳宗元是“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9] 513}他很快成为当时政坛、文坛上的一颗耀眼新星。在永贞元年之前的柳宗元春风得意，“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9]513、“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他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对朝政进行“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蛰、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10]751一系列的改革。醉心于为天地、为生民、为万世开太平，建立不朽功业的柳宗元，虽然在这一时期也有诸如《封建论》一类的作品，但这类作品主要是为配合自己的政治活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作的，因而谈不上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对他而言，不过是“立功”的之际的“余事”而已。

永贞革新的失败后，柳宗元被贬蛮荒，且被永不叙用，他虽然仍坚持一个封建士人独有的品质，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变，“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但内心却郁积下强烈的“忧思感愤”，且不说他在被贬过湘江时所写的《吊屈原赋》，就是他后来自放永州山水间所写下的山水游记《永州九记》，又有哪一篇不充满着“忧思感愤”呢？被贬永州永不叙用的痛苦，使得柳宗元清醒认识到以直接立功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几成泡影，于是通过“立言”的方式来曲折成就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就上升成为他的首选，所谓“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就是他实现自己“辅时及物”政治抱负所采取得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向世人的告白书和宣言书。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柳宗元有清醒明确的认知。他说“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与杨晦之第二书》）说自己为文是“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与杨京兆凭书》）这正是欧阳修所说道“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思想的体现。为了达到“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目的,柳宗元广泛精研前朝各代文学经典,从中学习可资借鉴的精华。他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柳宗元学习古人并不是要成为古人的影子，或者是成为新的古人，他认为“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颣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基于此，他反对“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与友人论为文书》）的抄袭陈言，鼓励得之于古人而出于自己的创新之作。柳宗元并不是一个钻进故纸堆中不能自拔的人，“辅时及物”政治抱负以及内心深处郁积的忧思感愤，也让他“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烟鸟兽之状类”和民生疾苦，于是他“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考察柳宗元永州时期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无一不是这种情形的产物。

正是因为如此，柳宗元被贬永州以后的各种文学作品都达到了“工”的境界。其散文中的政论性散文、山水游记、小品文、寓言、传记等，学界早有定论，自不待言。就诗歌而言，他的五言诗被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二十一中推许为“至其五言，则妙绝古今”；他的七绝，胡薇言在《梦痕馆诗话》中评之为：“杜（甫）韩（愈）七绝皆未工，而柳则工，如《浩上人》《韩漳州》。”就其二十多篇辞赋而言，当代著名古代文学学者姚奠中先生认为是“辞赋中的奇葩”^[11]。可见“穷而后工”命题的基本含义在柳宗元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三

欧阳修“穷而后工”命题的基本含义在柳宗元身上得到充分印证，古人早已看出来了。最先揭示“穷”与柳宗元文学成就之间关系的人，就是与柳宗元同时代的韩愈，他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道：“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以力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9] 515}他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正是因为柳宗元被斥时间之久，“穷”达于极点，方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辞章“力传于后”。应当指出的是，韩愈这种观点的提出，固然与他“不平则鸣”的观念密切相关，但应当看到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将他著名的“不平则鸣”的动因论，发展成为了文学创作因“穷”而能“力传于后”的成因论了。可惜的是韩愈对这个问题只有个案式的成因描述，却缺乏普遍性的理论的概括和提升，因而，他只能将这个观点的著作权拱手相让于欧阳修了。

在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观点并为时人和后人接受之后的南宋，葛立方不仅继承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观点，而且受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启发，在其《韵语阳秋》卷十一中评论柳宗元说:“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永贞之初,得一礼部郎,席不暖，即斥去为永州司马。在贬所历十一年,至宪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师,喜而成咏。所谓‘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是也。既至都,乃复不得用,以柳州去。由永至京已四千里,京徂柳又复六千,往返殆万里矣。故《赠刘梦得》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反为岭外行。’《赠宗一》诗云：‘一身去国六千里,万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呜呼，子厚之穷极矣!观《赠李夷简书》云:‘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陨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十四年矣。’当时同贬之士，程异为宰相，而梦得亦得召用，则子厚望归之心为如何？然竟不生还,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可胜叹哉!韩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得所愿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12]

韩愈和葛立方评价柳宗元的观点，如果仅仅从文学创作能否“工”，能否“力传于后”的角度来看，对于柳宗元无疑是正确的，柳宗元应该感谢自己的被斥和“穷极”，这是一种因祸而得的福。但是，对于柳宗元来说，他原本并不希望通过创作文学辞章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希望通过仕途的方式来实现自己“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政治抱负理想，文学创作不过是他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一种不得已的“曲线救国”，所以“穷而后工”并不是他的心甘情愿。然而不管柳宗元情愿不情愿，他的一生的确印证了“穷而后工”命题的正确性，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穷而后工”命题的典型印证者。

但是，如果从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前的创作来看，其以《封建论》为代表的一些政论性散文的成就并不比后来的差。从这个意义上讲，“穷而后工”的命题，在“穷”与“工”的关系中，“穷”并不是“工”的充分必要条件，不过是身处“穷”中的士人跟身处“达”的士人相比，“穷”士人在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抱负时的方式上缺少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有着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从事“立言”的事业，因而“工”的成就才大一些、多一些罢了。应该说“穷而后工”命题的成立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事实的。

说明：本文引用的柳宗元文献均出自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的电子版《四库全书》中的《五百家注柳先生集》一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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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姚奠中:辞赋中的奇葩[J].零陵师专学报,1981,(2).

[12]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1）[A].四库全书（电子版）[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