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庄《后村诗话》与柳宗元诗歌之接受

杨再喜

（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永州  425100）

关键词：《后村诗话》；柳宗元诗歌；接受；理论成熟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福建)人。他的《后村诗话》：“论诗则其有条理。…大旨则精核者多，固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根据郭绍虞先生的说法：“后村诗论则必于文集中求，始得其精神，明其旨趣。”[1]为了便于论述相关问题，除了他的《后村诗话》外，往往还参见其题跋和序文等文献。在对柳诗的接受中，由于该诗话“不拘一格”、“网络众作”[2]，继前人对柳诗研究之大成，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前人“陶韦柳”并提的基础上，突出柳诗“凄怆”的情感特点

自成苏轼“发明其妙”，开始“陶韦柳”并提之后，宋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称呼，但大多停留在艺术风格的比较上。刘克庄也接受了这种艺术风格的比较之研究，如：

（1）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精深，一洗今古诗人寒俭之态矣。

﹙《后村诗话》卷四﹚

（2）自有诗人以来，惟阮嗣宗、陶渊明自是一家。…唐诗人最多，惟韦柳得其遗意；李、杜虽大家数，使为陶体，则不近矣。本朝名公或追和其作，极不过一二篇。

﹙《赵寺丞和陶诗序》，《后村集》卷二十三﹚

（3）五言如孟浩然、刘长卿、韦苏州、柳子厚、皆高简要妙。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

苏轼在“陶韦柳”的比较中，主要指其“温丽靖深”、“枯淡闲远”的艺术风格，刘克庄的上述观点基本上也是从这个方面着眼。

但刘克庄对“陶韦柳”同流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此，他进一步指出：

子厚永、柳以后，诗高者逼陶、阮。然身老迁谪，中含悽怆。如《哭凌司马》云：“恬死百忧尽，茍生万虑滋。”乃犯孔北海临终之作，不祥甚矣。坡公云:“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惜不令子厚见之

﹙《后村诗话》卷四﹚

昔何文缜常语李汉老云：“如柳子厚诗，人生岂可不学他做几百首。”汉老退而叹曰：“得一二首似之足矣。”何文缜从北狩，病中诗云：“历历通前劫，依依返旧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虽意极忠愤，而语不刻急，亦学柳之验。

﹙《后村诗话》卷一﹚

刘克庄一方面继承了韩愈、刘昫、欧阳修、梅尧臣等有关柳诗“知人论世”的方法，看到了诗人的苦难与诗歌成就之关系，并且把这种方法推而广之，如：“今观名世作，多在谪官时。太史沅湘笔，仪曹永、柳诗”(《唐博士祠》，《后村集》卷十二)，“谓穷乃工诗自唐始，而李、杜为尤穷而最工者”(《玉卿子诗集序》，《后村集》)卷二十三)，“观人言语可以验其通塞。郊、岛极天下之工亦极天下之穷”，《跋柯岂文》，《后村集》卷三十一﹚；另一方面，把柳宗元的这种由贬谪历程中形成的孤愤之情来参照“陶韦柳”同流中柳诗所特有的情感意蕴。“刘克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倒了柳宗元贬谪以后投迹山水田园之中，诗学陶渊明但并没有淡雅闲逸的情致，却‘中含凄怆’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可谓抓住了柳宗元诗歌内容和情感上的基本特征。这对于苏、黄等人只看到柳诗平淡从容是一个反拨，有可说是对蔡启责难柳宗元‘发于诗者，特为酸楚’、‘卒以愤死，未为达理’的话，作出了合理、深刻的解释。”[3]

二、在同众多诗家的比较中，突出柳诗的“本色”风格

本色诗人的称呼大致开始于北宋初期的田锡，他在《览韩偓郑谷诗因呈太素》中云：“风骚免古少知音，本色诗人百种心。吮熟合依元白体，清新堪拟郑韩吟。捜来健比孤生竹，得处精于百炼金。唯我与君相唱和，天机自见不劳寻。”﹙《咸平集》卷十五﹚诗歌发展到南宋后期,不良诗风﹙主要指理学家和江湖派末流诗人的诗歌创作﹚引起了对诗坛的巨大冲击，刘克庄对此深为不满：

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

（《跋恕斋诗存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一）

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晚唐体)，胶挛浅易，僒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家者(江西诗派末流)，则弛鹜广远，荡弃幅尺，一嗅味尽。

（《序刘圻父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所指出的诗歌发展现实，实质上也就是与他同时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非议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不良诗风。为了拯救当时诗歌的流弊，刘克庄重新提出了“本色”诗论的重要命题，大力推重柳诗的“本色”风格，标举柳宗元为“本色诗人”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

(《后村集》卷二十三)

陶柳诗率含蓄不尽，…韩、柳齐名，然柳乃本色诗人。

(《后村诗话》卷十三)

刘克庄如此注重柳诗的“本色”风格，那么何为“本色诗”？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姑且从她对柳宗元和韩愈等人的比较中，来窥视其对柳诗“本色”论所赋予的基本含义。

首先，刘克庄说韩愈等人“非本色”的原因在于：“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  (《竹溪诗序》，《后村集》卷二十三) 、“ 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而非诗也 ” (《竹溪诗序》，《后村集》卷二十三) 、“坡诗略如昌黎，…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后村诗话》卷二)、“唐以来，李杜之后便到韩柳。韩诗沉著痛快，可以配杜；但以气为之，直截者多，隽永者少”(《后村诗话》卷十三)；简而言之，就是指韩愈等人诗歌过分驰骋才学，注重议论，气魄有余而音韵不足；与之相反，柳的诗歌与陶诗一样具有“率含蓄不尽”、“ 其幽微者可玩而味” (《后村诗话》卷十三)的特点，进而还指出：“诗至于深微极玄，绝妙矣，然二子(郑谷、薛能)皆不能践此言。唐人惟韦、柳，本朝惟崔德符、陈简斋近之。”(《后村诗话》卷六)。克庄本人也十分注重诗歌的声韵，曾说：“盖逐字逐句,铢诛而较者，决不足为大家数，而前辈号大家数者，亦未尝不留意于句律也。”(《后村集》卷十八)。因此，刘克庄所赋予柳诗“本色”论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指其诗具有含蓄蕴籍、声律和谐之美。

其次，在同韩愈的比较中，刘说：“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韩可对垒；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后村诗话》卷一)、“自渊明没，雅道俱熄，当一世竟作唐诗之时，独为古体以矫之。未尝学陶和陶，集中五言凡十数篇，杂之《陶集》有未易辨者。…其七言五十六字尤工，五七言绝句已别选。”(《后村诗话》卷十三)。在对比之中，刘克庄对“元和体”和“唐诗”流弊的不满之情已溢于言表，他曾希望以“古体”来拯救之，自己也身体力行。所以，刘克庄说：“永嘉诸人极力驰骋，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余诗亦然，十年前始自厌之，欲息唐律，专造古体。”(《后村集》卷二十三)。因此，柳诗“本色”论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指柳宗元擅写古体诗，以其古体之诗独矫时风之弊。

再次，刘克庄在把柳诗与贾岛等诗人的比较中说：“贾太雕镌…去韦、柳尚争等级。”(《后村诗话》卷十二)在比较唐诗的语言时又说：“唐诗多流丽妩媚，有粉会气，咸以辨博名家，惟苏州继陈拾遗、李翰林崛起，为一种清绝高远之言以矫之，…前世惟陶，同时惟柳，可以把臂入社，余人皆在下风。”(《后村诗话》卷十一)。因此，柳诗“本色”论还具有语言上的自然美。

刘克庄有感于当时的不良诗风，力推柳宗元，大力倡导“本色”风格：

诗必与诗人评之。今世言某人贵名揭日月，直声塞穹壤，是名节人也；某人性理际天渊，源派传濂洛，是学问人也；某人窥姚、姒，逮《庄》、《骚》，摘屈、宋，熏班、马，是文章人也；某人万里外建侯，某人立谈取卿相，是功名人也。此数项人者，其门挥汗成雨，士群趋焉。诗人亦携诗往焉。然主人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深浅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处，天台刘君澜抄其诗四卷示余，短篇如新戒缚律，大篇如散圣安禅，诗之体制略备。然白以贺监知名，贺以韩公定价。余未知君师友何人，序其诗者，方侯蒙仲。余谓蒙仲，文章人，亦未诗人也。诗非本色人不能评。韩、韩皆自能诗，故能重二李之诗。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为俗缘分夺，不得专心致意；顷自柱史免归，人山十年，得诗二百余首，稍似本色人语；俄起家为从官词臣，终日为词头所闲，诗遂绝笔。何以异于蒙仲哉?君足迹遍江湖，宜访世外本色人与之评。但得其人，飞书相报，余当从君北面而事之。

(《后村先生大全集.跋刘澜诗集》卷一九0)

把 “诗人”与“名节人”、“ 学问人”、“ 文章人”、“ 功名人”进行了区分，把“本色”诗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为诗歌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在此大背景下，后村先生把柳宗元作为“本色”派的代表诗人，这对于柳诗在以后的传播接受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的“诗非本色人不能评”的观点影响下，自然会有许多“本色”诗人对柳诗的“本色”风格继续进行阐释评论：

﹙1﹚刘婉多风，柳直损致，世称韦、柳，则以本色见长。

﹙〈明〉陆时雍《古诗镜·诗镜总论》﹚

﹙2﹚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写之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之病。如韦、栁又其首称也。

﹙〈明〉吴宽《家藏集》﹚

﹙3﹚韦、柳皆本色文字，大璞不琢，人知其美而往往易视。殊不知难于藻饰者多矣。故历观自来名为学韦、柳者，率多浮薄疏庸之笔。

﹙〈清〉阙名《静居绪言》﹚

﹙4﹚五言古以陶靖节为诣极，后人轻易摹仿不得。王、孟、韦、柳与陶为近，亦各具本色。

﹙〈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后人在延续刘克庄对于柳诗“本色”论基本含义的同时，又结合时代和个人的审美情趣，稍微有所深化。由此而来，刘克庄对柳诗艺术特色和历史贡献的深刻把握和精辟论述，显示了他独特的眼光。这对于柳诗的传播接受，其功不可没。

三、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将其位于诗歌史上的“大家数”之列

进一步巩固了柳诗的历史地位。刘克庄站在时代的高度，以诗人和诗学家的眼光，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从客观上总结了柳诗的艺术成就，探讨了他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功绩，在苏轼和严羽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柳诗的历史地位。为了了便于说明问题，一些材料虽然在上文已经介绍，在此，前面有的引文可能需要重述。

就纵向比较而言：也就是说，把柳宗元诗歌放在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根据他的历史功绩，以此来确定他的层次定位。

⑴上承陶渊明

柳宗元…此篇(指《咏荆轲》)“勇且愚”之评与渊明“惜哉剑术疎”之语同一意脉。…自渊明没，雅道俱熄，…未尝学陶和陶，集中五言凡十数篇，杂之《陶集》有未易辨者。           (《后村诗话》卷十三)

子厚永、柳以后诗，高者逼陶、阮。     (《后村诗话》卷四)

由此可见，柳宗元的诗歌与陶渊明的诗歌于内在意蕴和古诗体制上(特别是五言古诗)一脉相承。刘克庄也注意到了其他人向陶诗的学习情况，他说：“李杜虽大家数，使为陶体则不近矣”(《后村诗话》卷二十三)因此，突出了柳深得陶诗之遗意。

⑵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位列大诗人的行列

唐诗人与李、杜同时者有岑参、高适、王维；后李、杜者有韦、柳，中间有卢纶、李益、两皇甫、五窦。最后有姚、贾诸人。学者学此足矣。

(《后村诗话》卷一) 

自唐以来，李杜之后便到韩柳。           (《后村诗话》卷十三)

李白和杜甫是刘克庄最为推重的“高峰诗人”，已把他两人作为唐诗发展的分水岭，韩愈和柳宗元是紧随其后者，处于屈指可数的“大家数”之行列。不仅如此，作者还坚持自己的美学观念，从诗学复古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柳宗元的独特地位：

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后村诗话》卷一 )

刘克庄在反思唐体的不足之时，认为在于其“缚律者少变化”(《后村诗话》卷二)，他“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转而推重古体诗，认为古体在唐代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以此为标准，将唐诗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王、杨、沈、宋”擅写汉魏古体，为唐诗对古体的延续具有开创之功，其为第一阶段。“陈子昂”以古体之诗彻底扭转了纤弱之诗风，其为第二阶段。“太白、韦、柳”成为继承陈子昂之后的在古体诗贡献上的第三阶段。这里没有说到作者所推崇的“高峰诗人”杜甫，实质上，杜作为他最看重的诗人，在其他地方也说及了他对古体的贡献，对于元稹给杜甫所写墓志“尽古今之体制，兼文人之所独”，他以为“真说得出”，即为“说得准”之意，给予了中肯而简洁的评价。

⑶下鉴宋代重要诗人

诗至于深微极玄，绝妙矣。然二子(薛能和郑谷)皆不能践此言，唐人惟韦、柳，本朝惟崔徳符、陈简斋近之。    (《后村诗话》卷六)

刘克庄不仅看倒了“崔徳符、陈简斋”等人与柳诗风格上的相近，而且把受到柳诗影响的诗风(本色风格)作为改造 “苏黄”流弊的方向，充分肯定了陈与义在拯救宋代诗风的历史贡献。“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疎，一种则煅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以简严扫繁縟，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后村诗话》卷二)”在刘克庄看来，柳宗元不仅以其“本色”之诗拯救着唐代诗风，而且对宋代的陈与义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也把之(本色风格)作为拯救宋代诗风流弊的方向。

总而言之，刘克庄通过纵向比较，初步确定了柳诗的历史定位，认位柳向前继承了陶渊明和陈子昂的古体遗风，在唐代诗坛上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大诗人，下鉴宋代诗坛，其“本色”诗风，成为陈与义等人拯救诗风流弊之方向。因此，在“本色”诗风(特别是古体)方面，柳宗元可谓继往而开来、承前而启后，后村先生充分肯定了柳诗的历史功绩。

就横向比较而言，刘克庄把柳宗元放在中唐一个他自己生活的特定环境里，与其同时代的诗人进行比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人品上的比较

子厚《古东门行》、梦得《靖安佳人怨》皆为武相元衡作也。柳云：“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犹有嫉恶悯忠之意。梦得“昨夜画堂歌舞人”之句似伤乎薄世言。柳、刘为御史，元衡为中丞待二人灭裂，果然则柳贤于刘矣。（《后村诗话》卷四﹚

本诗作于元和十年(815)六月，当时柳宗元刚被改贬柳州，听说当朝宰相武元衡由于主张镇压藩镇叛乱而被刺杀于上朝的途中，他义愤填膺，写下此诗，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悼和要求朝庭缉拿凶手。殊知，柳宗元所参加的“永贞革新”是由于宦官和以武元衡为代表的守旧官僚的反对而导致失败的，谪贬永州十年被召回长安又由于武元衡等人的阻扰而再次该贬柳州，在加之“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按照常人推论，柳宗元当听到这么一个造成自己人生苦难的人死于非命，他应该庆幸，他却与之相反，却写下了这么一首出人意料的诗歌。刘禹锡同柳宗元一样由于武元衡的原因而导致再次贬谪，而刘禹锡面对同样的事件却作去了不同的反映。刘克庄通过比较，突出了柳宗元爱憎分明、心系国家而无私心，不因人而废事的高洁品格。

⑵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的比较

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韩对垒；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乎？

﹙《后村诗话》卷一﹚

当别人都在进行“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创作的时候，而柳宗元却能不从流俗、 “能为一家之言”，因而称其为“豪杰之士”；通过对比，深刻揭示了柳宗元诗歌艺术的独创性和在元和诗坛的历史功绩。

当诗歌发展到南宋末期，对于一些诗家的评论莫衷一是时， 刘克庄“独以胸中万圈，融化为诗，于古今治乱、南北离合、君子小人，胜负之际，皆考验而施衮斧焉。”(《序听蛙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以一个诗学家和南宋最后一位诗坛领袖的身份对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诗人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通过条分缕析，基本上确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刘克庄是在苏轼和同世代严羽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全方位确定了柳诗的历史地位。从此以后，人们往往喜欢谈论柳诗的古诗体裁和与陶诗不同的“凄恻”的情感意蕴，喜欢把柳诗作为诗歌学习入门的“正版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