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唐宋状元李郃、乐雷发与舜文化

李郃，字子玄（公元808～873年），号西贞。九嶷下灌人。出身于世代书宦门第，是李道辨十四代孙。李郃自幼聪明好学，精通经史，擅长诗文。唐太和二年（828）为振兴朝纲，文宗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入朝。年方二十的李郃被推荐至长安赴考。廷试中，他作的《观民风赋》和《求友诗》条对鲜明，词旨温雅，褒贬得当，群小慑服，考官争相荐进。文宗亲自面试，擢李郃进士第一。同科考生刘蕡才华横溢，只因在答卷中直诋宦官，切中时弊，考官虽然赞服，但是因为怕得罪宦官势力，不敢录取。李郃愤愤不平，说：“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于是不顾个人得失上疏文宗，请求收回授予自己的功名，将状元改授刘蕡。文宗性懦有忌而不采纳。后与他同科取士的二十二人均授京官，惟李郃因让第事得罪宦官被排斥出京，出任河南道河南府参军。后因立功而获赐绯鱼袋，加龙虎将军衔，到广西贺州任职。当时，由于贺州五县经济凋敝，人民生活贫困。李郃到贺州后励精图治，对有德之人予以荐举重用；对欺压百姓，危害社会之徒坚决制裁；官吏中为政清廉者予以体恤；百姓中难为生计者给予救济。他常常深入民间，劝课粮桑，敦促重视礼教。在任七年，生产发展，社会稳定，李郃因此而深受同僚和百姓敬重和爱戴，被尊称为李贺州。开成二年，李郃因“边疆效劳，得荐升京秩”，初时做四方馆，后来转升吏部侍郎，授正议大夫。

乐雷发（1210～1270年），字声远，号雪矶，九嶷明月山人（今下灌乐家山）。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刻苦发奋，精通经史，长于诗赋。因政见与权贵相悖而屡试不第，只得耕读自适，在九嶷山下象岩收徒讲学。二十岁后漫游湘桂浙赣等地，交游甚广。乐雷发人品极高，他关心人民疾苦，痛恨腐儒误国，作有《乌乌歌》、《车功赋》、《雪矶丛稿》表白忧国忧民的志向。

乐雷发人品才识名重士林。宋淳佑十二年（1252年）得以以乡贡进士举荐入朝，被任命为太学录。宋宝佑七年（1253）乐雷发的门生姚勉中进士第一，也象李郃一样上疏让第给他的老师。姚勉对理宗夸他的恩师才学胜过管仲、诸葛亮，宜以大事委任。宋理宗特召乐雷发亲试，问及选举八事，乐雷发对答如流。言学术以性命为本，才智以气节为先，选举以公正为要，教养以师表为重，以及总淑天下之士以道，求实用，黜虚文，录才华，培正气等。其策对近一万字，荡气回肠，酣畅淋漓。理宗听后赞不绝口，当即赐予特科第一。

无论是唐代状元李郃，还是宋代状元乐雷发，他们都生在九嶷山，长在九嶷山，被九嶷山的清风流泉熏陶。学成以后，不为功名利禄所困，而是心系国祚，为民而忧，一身正气。李郃的让第于刘蕡，乐雷发的门徒姚勉的让第于师，其思想与行为是何等的相似；李郃在贺州时对百姓中难为生计者的救济之举，与乐雷发在《逃户》一诗中所表达的“租貼名犹在，何人纳税钱······”那种同情劳苦大众的心声是何等的相似。李郃与乐雷发所处的时代一个在唐代，一个在宋代，相隔四百年，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品德惊人的相似呢？仔细想想，他们自小就生活在舜帝藏精之所的九嶷山下，自小接触的就是关于“孝祖”、“德圣”的动人故事，自小接受的就是舜文化的沐浴和洗礼，正是这种文化渊源相同的地域教育，培养出了他们十分相似的思维方法和办事风格。

在舜帝所建立的古国时代，舜帝德治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仁爱、尊贤、尚德几个方面。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800多枚竹简，计13000多字，竹简的制作时代为公元前310年～300年，即在屈原、孟子仍然活着的年代，其价值非同一般。

郭店竹简的《唐虞之道》篇有这样一段记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人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孝而化乎道。不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之未有也。”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曾经认为李郃与乐雷发的思想行为是儒文化的孕育，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郭店竹简的《唐虞之道》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舜帝文化才是儒文化三重道德的源头，圣人孔子与亚圣孟子莫过是儒文化之集大成者而已。由孔、孟言必称尧舜可以知道，舜帝身体力行所创建的道德文化，正是“大成”之精华。李郃与乐雷发的门生的让第行为，正是舜帝“禅让”行为的泛化；李郃与乐雷发忧国忧民的秉性，正是舜帝“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仁爱”“尚德”品德的滋润。

中华人文始祖之一的舜帝长眠在九嶷山，就把“仁爱、“尊贤”、“尚德”的思想道德精髓注入到了灵山秀水之中。从唐朝开科取士到清代，在一个弹丸小县竟然就孕育出了两个状元和八十二名进士，足见舜文化在培养造就人才方面的底气是何等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