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为人定格在诗文里

郭新庆

柳宗元以思想和文章著称于世，其为人性情都融铸在他的诗文里。柳宗元是大智者，大儒者，唐时就有人这样说他。细读其传世的《柳集》，没见有人在古典经传上的功底可和他相比的。究本索源，剖析宋代以后沿袭的抑柳之说，都是旧传统的偏见，不但站不住脚，也不堪细究。剥去这些薄雾，柳文透出的光彩更加耀人。

一、柳宗元是唐代唯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盛的朝代，与经济繁荣相伴的是诗歌的昌盛。唐朝是诗的国度，是出诗人的时代。可与之相对，盛世却思想沉寂，整个社会被佛道、谶纬迷信笼罩着。翻开唐代的思想史，能上史册的唯有韩愈﹑柳宗元等几人。我们把韩愈的思想抖搂出来看一下，其核心只有两点：一是道统说，一是排佛，这是他一生的命根子。韩愈的道统说讲天命﹑等级，除此没有别的新东西。天命论是历代统治者欺骗民众维护剥削制度的法宝，他们把君权神化了，把社会也等级化、固定化了；后来“君权神授”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的巩固专制政权的口头禅。古人受生产力和科技知识水平的限制，对天地宇宙和自然现象的认识还处于蒙胧状态，为此当权者就用一些神秘的形式或迷信等鬼把戏欺世骇俗，以至成了人不敢触碰，不能逆声的膜拜之物。统治者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显然是欺诈之说，用神权震慑来吓唬老百姓。韩愈讲道统就是要沿用这些东西，来固守等级森严的统治制度。韩愈信迷信天命，也是寻道统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说：“未能人事，焉能事鬼。”(《先进》)这不是说他不信鬼神，而是他说不清楚。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为智矣。”（《雍也他》）他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这是说，祭你不该祭的非本宗族的鬼，是谄媚。孔子实际上是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这是说，天虽无言无语，无声无息，却主宰着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和万物的生死。这明显是相信天神的存在。孔子信天命论。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把人的主张能否实现，都归于命。进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韩愈信孔子这一套，在为史官时，不敢照实写史，说“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为此受到柳宗元的严厉批驳。韩愈排佛，也只是沿用前人都说过的佛教危及统治者政治经济利益的理由，如明代茅坤所说：韩愈并不明“佛氏之学”，“无一字论佛宗旨”。韩愈“独尊儒术”，排佛道杨墨等一切他说，思想面很窄，其思想本质是守旧保守的。由于韩愈并未深究佛理从思想深度去论佛，以至后来也走向一般士大夫用佛道慰藉心灵求仙食丹的老路。韩愈的学生李翱有“不心动”的修养之说，这明显是佛教的东西，背后拖着禅宗“无念为宗”的影子。说到底，韩愈的思想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大多都是学说别人的东西。韩愈没有柳宗元那样深厚的学术功力。所以，罗根泽直言：韩愈是文章家，而不是哲学家。

柳宗元居荒蛮之地，冷眼看世界，对周围的事物洞若观火。永州十年，柳宗元仰天俯地，思今抚昔，对天地、人生、社会、历史，思之深，究之切，当时人没有能与之相比的。他议辩经典，批判《国语》，非圣辱贤，责说《易经》卜卦，用民本说官场，反天命，反迷信巫术。他把那个社会翻过来说个遍。柳宗元在思想上主张兼容并蓄，他在继承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天说”论，他反对天命，不信鬼神迷信和巫术；他终生追求的“大中”之道和“以生人为己任”的思想，是韩愈等传统士大夫不可比拟的，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从而构成了柳宗元儒学思想的精髓。

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历代思想都是在相融相生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东汉时期，从印度传来中国的佛教，它是外来的物种，要想在中国生根，必须借助当地的土壤的滋润。而最早接受佛教的是儒者，读书人，他们用已有的思想去理解和吸收佛教，用儒家老庄的思想解经说法。汉末，国家四分五裂，社会混乱不堪，迷信谶纬之风盛行；当时，士大夫为避祸逃世，崇尚玄学和清谈，而佛教在中国最早出现的面貌，其实是当时这些风行的东西和儒家以及老庄思想的杂烩。到南朝时，佛教讲经习论之风盛行，出现一大批经师和论师。现在在有的寺庙还能见到这样的余风，只不过已经掺杂了一些现代的别样的东西罢了。就是现在疯行的商业传销模式也是借用了佛教的这些东西。中国后来的佛教，象天台宗﹑华严宗所讲论的已不是印度佛教原来的东西了。禅宗更是中国化的佛教，慧能说的“顿悟成佛”等诸说，其实是魏晋玄学的变脸。韩愈反佛，但他的道统说却恰恰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得来的。隋唐时，佛教各派纷说“得正法”，受真传，以争取法统﹑道统的正统地位。禅宗尊菩提达摩为始祖；天台宗认北朝慧文﹑慧思为祖。韩愈寻佛教的作法也在《原道》里提出的儒家道统传承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这一说法被后来儒家所接受，这是他为什么被一些读书人追捧的重要原因。就是唐末五代后出现的儒家书院，也是从佛教讲经学来的。汉代儒家治经，侧重训诂制度；宋代儒家则附会经义而说天人性命之理，追求对儒家经典义理的阐发，所以后人多称宋学为理学，为了与传统儒学相区别，又把宋代理学称为新儒学。这里有柳宗元的影响，在内容上也继承了韩愈道统的东西。说它是新儒学，其实并不新，是唐代儒释道混流在宋代形成的一个变种。柳宗元在思想上讲兼蓄并融，取其所用。一种思想能包容万物，才会深邃久远。这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柳宗元文学成就影响更大

历史有时候挺有意思，同一时期会有成双成对的耀世之星出现，或为对手，或为仇敌，或为师友。唐代诗有李杜，文有韩柳，这两对明星还年代相继，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标志。一对是诗歌的双绝，一对是为文的双雄。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也都是后世没人能企及的人。两对都是好朋友，可韩柳为文却一直在文学史上引人争议。南宋学柳者多，扬柳者也多。清代桐城派奉韩愈为不祧之祖（tiāo始祖），故有意贬低柳宗元。说文论道，评说文章自然就离不开政治取向。宋代欧阳修说：韩柳“为道不同，犹夷夏也（如同野蛮人和文明人）”，“柳岂韩之徒哉！真韩们之罪人也”。宋人黄震说：“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择者，所谓贯道之器欤（yú啊）”；柳“则是非多谬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晏殊﹑刘煕载等人认为：“韩退之扶导圣教，刬（chǎn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这都是从政治上说韩柳为道不同。黄震等人指责柳宗元非圣诬贤，不守传统的封建之道，其文不可取。桐城派贬低柳文应也出之这些原因。抑柳，贬低柳文的这些说辞，显然都是出于维护传统的封建道统而发的，他们说柳宗元的思想不合乎正统的儒家之道，指责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是“失节”，这从反面恰恰认证了柳宗元的思想和为文之道的进步性。

韩愈和扬韩派都把文学当成儒家说教的“贯道之器”。从文学的艺术性说，韩愈和柳宗元相比，显然就逊色的多了。柳宗元十年永州苦读磨砺之功，是韩愈所没有的。柳文之深邃，古远，也是当时无人可比的。韩愈不善骚赋，诗不及柳，宋人多有论说。严羽说：“柳子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刘克庄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这是说韩愈以文为诗，缺少韵味和深意。韩愈这个人的性格有时也很可爱，他不是那那种阴损的人；虽然求利有时很卑下，可直言快语；他傲世，少见他称服人。韩愈赞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这是韩愈的真心话，也是事实。韩愈评柳，说遭贬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比为官为相好。这也是韩愈的肺腑之言。柳文的高洁让韩愈倾服。柳宗元的游记和寓言，都是千古不朽的杰作，这些也是韩愈所没有的。柳宗元论为文和师道，谦和中肯；“为文之法”完备精到。虽贬在荒蛮，“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宗元心胸阔达，与韩愈共同成就了古文运动，也深受世人赞许。

苏轼非常喜欢柳文，他在岭南时，唯一把“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还谆谆告诫儿孙辈要熟读柳文。吴文治说：“就文学作品来看，在文学史上不仅扬柳的人学柳，抑柳的人同样也有在某些方面接受了他的影响的。比如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他的游记散文，就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与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联系。”柳宗元的文学成就至今还在广泛地传扬着。

三、性格和为人决定了一生

柳宗元是个叛逆者，他一生以叛逆形象面世于人。明代周思兼《八司马论》说:“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才自显于世，而伾(王伾)、文(王叔文)之党独忧愁抑郁于遐(远)荒之域，虽欲发愤以白其志，而竟以贬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于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则小人亦从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视而莫为之言。”一代宏才柳宗元，遭妒不得施展于世，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声声叹惜。《韵语阳秋》卷十一说：“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也。”这里说的“一世穷人”，是指柳宗元一生遭贬不得志，处境窘迫。反而观之，虽穷而克寿，可柳宗元诗文，却以穷得之。从人生大境界说，这并非就是悲事。章士钊下面一段话道出了其中的道理：“尝论人生得寿，固不失为晚福，然语其为人，可得减少颓废气氛，则远不如早死为愈。寻《梦得集》仅三十卷，诗即估十卷，外集十卷，诗且多至八卷，就中淫昏谀佞可删之作，居其泰半，夫人生亦何不幸而享此悬疣附赘之遐龄，枉与同情者以意外之伤感哉?”这是说刘禹锡晚年屈伏于世，虽得长寿，可留下的诗文，却没有多少值得令人称道的。章士钊对此不以为然。柳宗元曾与人论说生死，他认为为道而早死，死而无憾；而一味单纯只追求长寿，活得再久也没有意义。

曾经以私怨劾柳宗元岳父杨凭的李夷简系李唐宗室，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李夷简镇襄阳时，曾主动施好，以书慰宗元。《柳集》有《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也就是距柳宗元死前的一年，李夷简召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宗元为此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乞请援引。他在书中说：“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仰望于道，号以求出”。“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其词之卑屈迫切如此。看来柳宗元至死也没有放弃想复出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可李夷简在相位不过三月，此事自然也就没了后音。细究柳宗元一生痛苦的贬放生涯，亲人几乎都亡尽了，这时又只独剩一人留在蛮荒，病魔缠身，眼望来日不多，功业无望，精神和身体的磨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以史而论，柳宗元在为人品格上是真君子，他不象韩愈那样求利取仕，也不象刘禹锡后来那样低气圆忍。这前人都看的很清楚，清人何焯说：“韩柳二公，在道义上东西相望，鸿沟宛然。”柳宗元为人性格始终如一，到死也不改变信仰的初衷。《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说:“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憾。”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封建社会里，追名逐利的士大夫真正能做到的没有几人。柳宗元洁身自好，守节不屈，独行独远的身影越来越清晰深刻地凸现于后人的眼帘。柳宗元是个叛逆者，可他并不是要推翻那个社会，他是想改变那个社会不合理的东西。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去行事，柳宗元思想和政治主张拖着当时人的尾巴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我们前面说过，抑柳者不学柳的的原因，一是柳文深邃奥古，用典用韵，难懂难学；二是学柳宗元为人和思想对为官者没有好处，既不能带来利益，还会遭灾惹祸。柳宗元的为人和政治取向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与大多数人不一样，为此抑柳者说“子厚一人而已”。柳宗元是个明者，他看穿了那个昏暗的社会，他慧眼能识别骗术背后的把戏；柳宗元也是个志者，虽遭贬谪，绝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唐代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临风居高，柳宗元站在思想的高峰，他感到孤独和寂寞。他只能和远古的屈原对话，他要到山水间去放情，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