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郝红霞《中晚唐文学的南方化》（复旦大学，导师葛剑雄教授，2012年）

作者单列一章论述了贬谪与南方文学——以元和五大贬谪诗人为对象（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和韩愈）。

论及柳宗元时，从地理意象的角度来观照柳宗元永州时期（89首诗）、柳州时期（44首诗）的创作。

一是永州时期的创作。作于元和九年的《囚山赋》也许才是柳宗元心目中对永州最直接的地理印象，诗人借赋铺排体物的方式表现了永州恶劣隔绝、艰险严酷的自然环境。十年累积之情，一朝暴发，看看诗人笔下的永州，山势腾跃如波涛，云蒸雨漫，腥臊郁勃，虎豹出没，原始荒莽，犹如牢笼囚人，难怪诗人之愤激不平，喷薄而出。

诗人在《构法华寺西亭》一诗中，也对永州自然环境作了具体描写这是一片原始荒莽、人迹罕至的山林，榛莽遍布，山势陡哨，谷深且险，还有斑竹点点，一切都展示出一种封闭隔绝和蛮荒艰险。

客观地讲，无论是《囚山赋》，还是《构法华寺西亭》，都不是对永州山水的准确描摹，而是自然山水与诗人深沉、悲愤之情的完美融合，这也正是柳宗元既谪文学的成就所在。

其实，永州地处湘南，属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侯，秋季气温不会太低，衰颯之气也不会太过，然而诗人却处处感受到寒意萧冷，除了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外，诗人心灵的悲苦其实是重要原因。总之，柳宗元永州山水诗歌多选取清寒意象与暗淡色调，明显表现出清寒冷峻的诗歌境界，这与诗人孤寂苦闷的心境分不开。

二是柳州时期的创作。柳州时期创作了44首诗歌，其中单纯的写景诗己不多，更多的是一些酬唱赠答诗，在这些诗歌中，柳宗元畅行胸臆，对柳州山水的描写也是直接渲染，没有了永州时期那种含蓄的百般调适但始终无法排遣的郁结情绪。由于柳州之景与中原风景殊异，加之赔谪岭外心理上离家去国，柳州时期的诗歌，被柳宗元赋予了不同的情感色彩，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征。

参照柳宗元被柩以来，由于水土不服、心情抑郁等原因，一直生有重病，柳州之廷，诗人似乎己经觉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难以再入长安，对自己的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因此，在对柳州风景写实的背后，隐藏着诗人的恐惧与厌恶。

从永州到柳州，诗人从失望到希望又到绝望，诗人借山水景物寄托自己的思想，然而随着苦难的加深，诗人情绪的改变，永州诗中的含蓄蕴藉到柳州诗中变成了显露真诚。然而这种显露绝不是直白浅显，而是简洁精练、意境浑成，说其真诚，是因其感情沉郁浑厚，给人更强烈、更沉重、更有力的感受。

2.胡宪丽《基于﹤汉语大词典﹥语料库的唐代新词语研究》（山东大学，导师杨端志教授，2012年5月）

该文论及柳宗元创造了一些新词：

一是两个书法艺术的新词：“元和脚”、“柳家新样”，反映唐代文化的类义词中有关唐代书法的就有一些新生字体。

“元和脚”是指唐刘禹錫戏称柳宗元的书法，后亦指柳公权书法。脚，指笔形中捺，俗称捺脚，代指书法。唐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诗：“柳家新样元和脚……”

“柳家新样”是指唐柳宗元书法的新的样式。唐刘禹踢《酬柳柳州家鸡之赠》诗：“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

二是一些方言词，用方言词表示新意。如“渴” [hé《字汇补》何葛切]方言。水反流。唐柳宗元《永州八记·袁家渴记》：“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柳宗元用“渴”表汉语常用义，语音来自方言，属于语音造词（因语音区别性特征而产生新词）。

3.张海峰《唐代佛教与法律》（华东政法大学，导师王立民教授，2012年3月）

该文认为，佛教对唐代法律的影响体现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环节上，而柳宗元最为一个唐代士大夫司法人员的典型，佛教深深影响其司法者观念和司法过程。

柳宗元一生与佛教结缘，是唐朝士大夫中对佛教理论深入研究的文人之一。首先，柳宗元幼年结缘佛教，与名僧多有结交往来。其次，柳宗元信仰佛教更重佛理。柳宗元所谓的“悟其道”，是对佛教义理的领悟，是对佛教思辨方法的理解，而并非如一般信徒所谓的皈依佛教。最后，柳宗元试图以儒摄释，实现释儒统一。

柳宗元在深究佛理之后，认为佛教与儒家思想之间在内容上多有契合，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统一：其一、在柳宗元看来，佛教与儒家一样重视孝道。其二、佛教教义中有与儒家经典相合的内容。其三、柳宗元将佛教与儒家一样具有辅助王化的功能。其四、柳宗元立足儒家立场，试图统合儒释。

4.孟国栋《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浙江大学，导师胡可先教授，2012年）

古文运动中，柳宗元也将散文的一些写作手法吸纳到了墓志铭的创作之中，使得其所撰的墓志铭从形式到内容都出现了新变化。整体而论，韩、柳二人对墓志铭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行文方式的惯用套路。这可以从文章开头和家世溯源两方面加以阐述：就文章开头而言，韩愈所撰《柳子厚墓志铭》，一开头就显示出了韩愈的创新之处，以前的墓志铭都将志主称作“公”，而韩愈直接称柳宗元的字，并且将其贯穿全文。柳宗元在《独孤申叔墓志铭》中也以“独孤君”、“君”称志主，不仅反映出了他们关系的密切，也使读者感到新奇不已。就家世溯源而论，韩、柳撰写的墓志，也不像以前那样套语连篇。

第二，借鉴了传记文学的写作手法。柳宗元也打破了前人一味堆彻志主的生平事迹，流水账式的叙述模式，选取了 一些最能体现志主个性的细节展开记叙,就此展现他们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如覃季子、张因等。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所撰墓志铭的文学性大为增强。

第三，融入了撰者的思想情感。柳宗元在《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屠志》一开始就记载了凌准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第四，增加了精到的议论文字。柳宗元在《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志文的最后就归葬一事发表议论，展现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理论主张和价值取向。

第五，骚体、散体成分增多，而铭文字数继续减少。

5.赵目珍《唐﹤诗人主客图考论﹥》（华中师大，导师戴建业教授，2012年5月）

唐《诗人主客图考论》一文有三处论及柳宗元。

一是在论及“不一主体”观点时，援引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的继承。认为苏轼早年致力于对雄迈豪放风格的创造，到了中年和晚年也开始向往陶渊明和韦应物、柳宗元的“枯淡”的语言风格，认为陶渊明的诗歌“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认为韦、柳的诗歌“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追求一种返璞归真、咸去浮华的自然之美。

二是在论及武元衡和刘禹锡关系时，《诗人主客图》作者张为将中晚唐诗人氛围六派，武元衡是其中的“瑰奇美丽派”之主，而作为挚友柳宗元、刘禹锡二人与武衡元多有联系，刘禹锡、柳宗元在御史台为官时都曾为武元衡的部属。

三是在论及武衡元之从弟武衡儒是否与柳宗元同时及第和同在礼部为官。《登科记考》卷一三，将武衡儒系于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登进士第。又援引柳宗元文《四门助教厅壁记》：“至是，河东柳立始以前进士求署兹职，天水武儒衡、闽中欧阳詹又继之。是岁，为四门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师以为异。” 据此，则似乎武儒衡与柳宗元同年迁礼部。但按《新唐书柳宗元传》和《资治通鉴》中关于柳宗元刘禹锡条，作者认为：则柳宗元于永贞元年以礼部员外郎贬邵州。那么柳宗元在礼部任职的时间当在贞元十九年（803)七月至永贞元年（805)九月间。而武儒衡在礼部任时间在长庆元年（821)左右，因此二人不可能同年升任礼部。因此，柳宗元所云“与武公”同升于礼部"，乃是同年登第之谓，与在礼部任职无关。

6.陆丽明《﹤左传﹥与唐代散文》（中央民族大学，导师为黄凤显教授，2012年5月）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的柳宗元是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作者主要论述了柳宗元对《左传》的批评和接收：

一是柳宗元对《左传》语言的继承和发展。柳宗元师法古人、闳通不拘，古人作文的立意、篇章结构包括语言文字都是他学习、借鉴和模仿的对象。《左传》长于叙事，精于语言，深受柳宗元喜爱。柳宗元对《左传》是非常精通的，而且运用自如，这种将《左传》语汇用于自己创作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文学语言本身的传承性，是作者丰富自己散文语言的表现手段；另一方面可以表明，《左传》语言在作者心目中，是一种文学经典，将其语言引入作品，可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有利于提高散文的典雅性，增强语言的厚重感和表现力。

二是柳宗元对《左传》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柳宗元一生涉猎经史百家，著作了大量的史传杂文，他的散文著作深受史学，尤其是《左传》史学思想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史传文学言志传统的继承，在他的传记文中，大都以传明志，褒距分明，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是非好恶。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沿袭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既忠于历史事实，又进行适当的提炼和加工，注重写人记事。他塑造了一系列性格迴异的小人物，他的传主，都是一些社会地位不高或被压迫剥削的人，有被拐卖的儿童，有小市民，有官吏，有种树为业的农民。柳宗元首创平民史传，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三是柳宗元将《左传》作为书写题材。

与大多文人一样，柳宗元也阅读广泛，熟悉古今文化，《左传》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事迹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创作题材，柳宗元将之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表达、自身遭遇的反射或对统治者的劝诫。

柳宗元写《愈膏肓疾赋》，显然是想通过这一历史典故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是利用历史典故来寓意国事，于讽刺褒柩中达到让统治者警醒的目的。《六逆论》也取材于《左传》。他还列举了晋悼公、宋襄公等人的例子，说明如果不贤不圣，即使出身高贵，亲近的、故旧的都可能招来祸害，批判了封建社会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为低微的、亲近的革新派摇旗呐喊。

柳宗元还善于用《左传》经义作为文章的立论依据，比如《辩侵伐论》。《左传》一些鲜明生动的人物也被柳宗元引入散文创作中，如柳宗元的《犯朝日说》中的楚子就出自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柳宗元在化用这些《左传》人物典故时，往往是托古言今，借古讽今，增加文章艺术感染力。在引用时，柳宗元往往使用典实的正面意义，来显现作者自己的观点。

柳宗元善于截取《左传》人物的某方面事迹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从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比如《岭南节度乡食军堂记》中的华元就是《左传》中刻画的人物。宗元如实写出了这段典故，他的目的是通过评价华元是个贤能的人，借此赞扬岭南节度也具备各种才能和美好德行。

四是柳宗元对《左传》书写的模仿和继承。

柳宗元涉猎经史百家，十分重视古人的文章，他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思想内容，也注意借鉴其文章技巧。《左传》在叙事选材上多选择故事性较强的材料來充实历史事迹，具有尚奇求趣的倾向。

柳宗元的散文，立意构思也颇为奇特，如《童区寄传》，全篇围绕区寄奇异的经历来写，构思极为奇巧。《骂尸虫文》借助尸虫，暗喻朝中逸害忠贤的奸侯，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柳宗元在行文用笔时，也颇为奇诡，比如《种树郭橐蛇传》是一篇相当奇特的散文，不仅构思精巧，而且手法奇特，开篇点出传主因“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蛇者”而得异名“橐蛇”，引起读者好奇；接着再写郭橐蛇听到对众人给他起的外号并不在意，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蛇’云。”如此之豁达，让人惊奇。

《左传》简洁、生动、婉转舒缓的行文也被柳宗元学习和继承。柳宗元主张为文“意尽便止”，不要含混、拖沓。他的散文简洁含蓄，生动明快，没有拖沓冗繁，没有多余的句子，甚至没有多余的字。

7.刘新征《皇甫湜研究》（华中科大，导师刘真伦教授，2012年5月）

皇甫堤是中唐古文运动重要参与者，而作为古文运动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柳宗元，与皇甫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柳宗元主要出现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对皇甫湜的影响。

一是中唐思想方面。儒学不再是唯我独尊的主流思想，儒释道三者互相融合，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向，大有而呈三教合一之势。以柳宗元为代表，认为佛教思想也有与儒家思想相通之处，主张统合儒释。

二是古文运动的主张。柳宗元和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的主张各有所表。文以明道的口号无疑是纯然功利的，但是不平则鸣的思想，则很明显地倾向于抒情和写实。它反映了已经逐渐认识到的文学的抒情的特点。而这个思想与文以明道思想的同时出现，正是韩愈与柳宗元不同于他们之前的文体文风改革主张的重要一点。

三是皇甫湜对柳宗元的赞扬与同情。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于柳州，同年归葬长安，皇甫湜即作《祭柳子厚文》，并临水路祭柳宗元。祭文中对柳宗元“声华籍甚”的文名和大起大落终于贬死蛮荒的不幸遭际深表同情。

8.李杉婵《朝鲜高丽朝假传体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导师李岩教授，2012年3月）

柳宗元在该文中的表述主要集中在柳宗元文《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上。作者认为韩愈的《毛颖传》在创作上确立了假传体文学，而柳宗元的《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则是从理论上阐述和发扬了假传体文学，引起中唐众多仿作，影响较大。

韩愈《毛颖传》问世前后，文坛对韩愈作意好奇、“以文为戏”的创作态度己经大有非议之声。而韩愈自己也一时语软，认为俳谐文章不过是游戏娱乐之文，虽然对“以文为戏”的创作手法和文学审美娱乐功能己有模糊的认识，然而没有能够从理论上为之正名。

在舆论的訾议讥评之下，当时远谪永州的柳宗元力排众议，写下了《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一文，为韩愈“以文为戏”的创作进行了有力地辩护，并从文学娱乐功能的角度，认为《毛颖传》是有益于世之作，从而为“以文为戏”正名，进一步确立了 “以文为戏”的文学史地位。

柳宗元此举也被传为文坛佳话，宋人叶梦得称之为“韩撰柳题，犹伯牙鼓琴，钟期听之，宜其踊躍赏叹，不遗余力也”。

柳宗元的《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是一篇重要的文艺美学论文，它针对当时正统文士提出的“怪”、“戏”、“俳”等批评意见，以“前圣不必罪俳”为立脚点，从不同层面、多个角度对“以文为戏”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全面阐发。

首先，柳宗元从肯定文学具有多种功能的角度，阐释了文学具有“俳”“戏”的审美娱乐功能。

其次，柳宗元从满足人类审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以文为戏”体现出的“怪”、“奇味”正是对文学风格多样性的积极探索。

再次，柳宗元从创作主体的角度，阐释了 “以文为戏”对创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从另一个侧面突出了“以文为戏”的艺术价值。

9.谢志勇《逡巡于文与史之间：唐代传记文学述论》（福建师大，导师林继中教授，2011年5月）

作者认为在众多的唐代传记文学作家中，柳宗元敢于突破史传的传统，为平凡百姓立传，创作了一系列“平民传记”，这是柳宗元传记文学创作的动人处。

论文有专门一章论述柳宗元的传记文学创作。柳宗元表现出与韩愈不同的艺术追求。柳宗元有着强烈的史学意识，很早就志于修史，他充分肯定司马迁为创作史传而广泛搜求史料的“求实”精神，对韩愈就任史官之职，亦是非常重视，自己也本史迁之精神，为史传的撰写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柳宗元的传记作品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体现了其“有益于世”的传记创作思想。他的碑志文篇幅较长，间以骈文写成，成就总体不如韩愈碑志，但其中一些篇章亦有可观。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突破史传的传统，为平凡百姓立传，创作了一系列平民传记，进一步开拓了传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这类传记以简洁形象的语言写人记事，传神描绘，辅以史家的或明或暗的借题发挥，以寓言出之，实具史家之精神，这是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独创。

其一，论述了柳宗元的传记文学理论。柳宗元在古文创作理论上也提倡“文以明道”， 他取经史、诸子及诗骚诸家之长，明的是辅时及物之道，柳宗元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以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对人对事，表现出可贵的求实精神。柳宗元这种求实精神和韩愈的“实录”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总体上讲，柳宗元以求实为思想基础的明道说比韩愈要积极得多，现实感也更为强烈。柳宗元为文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成为其进行传记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

其二，论述了柳宗元的传记文学创作实绩。柳宗元以其较为丰富的传记文学理论在传记文的创作上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柳宗元在传记文学上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突破了史传的传统，为平凡百姓立传，创作了一系列平民传记。我国自古有不作史官不为人立传的传统，韩愈首开风气为“卑微者”立传，作《污者王承福传》，而柳宗元承风气开拓出为普通凡人立传的新天地，大力进行平民传记的创作。其碑志文有《饶娥碑》、《马室女雷五葬志》、《大府李卿外妇马淑志》等。

柳宗元的平民传记较之以往的传记文显出不同的艺术风貌。这些传记文大多篇幅短小，柳宗元对一个个小人物的一言一行，或生活的小片段进行恰当编排，以简洁形象的语言写人记事，传神描绘，辅以史家的或明或暗的借题发挥，遂成佳构。这是柳宗元传记文的独创，他的这类传记明以寓言出之，实具史家之精神，在立意和笔法上具有《春秋》、《史记》“辞令褒贬”的印迹，借人借事揭露社会丑恶，伸张人间正义。既赋予其传记文浓郁的文学色彩，又达到了劝善惩恶、有益于世的现实效果。

10.文正东《儒学变迁中的师生关系演变研究》（华东师大，导师为杜称宪教授，2011年5月）

本文从教育史的角度论及了柳宗元的师承与授学。

一是柳宗元的师承——家学与私塾。由于中唐重诗赋轻经学考试政策的调整，世人看轻老师，师者也耻为人师。在这种大背景下，柳宗元曾记述了他少时的师承，不敢入太学读书，只能来于家传私塾。柳宗元说:“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窥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诅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仆闻之，沟骇但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沓沓也。遂退托乡间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局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

二是柳宗元为师——不敢为人师。柳宗元在京师时，后学之士到门，日或数十人，他“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悬之’，指出他们的长处，对不足的地方进行教诲。贬放到南方后仍有许多人向他问学。

三是柳宗元的师生关系——亦师亦友。不论是柳宗元“不敢为人师”，还是韩愈“抗颜而为师”，他们和请教者结成的是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关系，并不系统教授，师生关系也不固定明确。

11.李谷乔《唐代高僧塔铭研究》（吉林大学，导师为王树海教授，2011年5月）

唐代是塔铭创作繁盛时期，有众多文学大家参与其中，当然柳宗元也不例外。本文论及了柳宗元塔铭创作中流露出的的思想倾向：一是推重天台宗，欣赏其“中道”观念；二是并未深及佛家“中道”观，而是将其比附于儒家中庸观；三是对禅宗有一定的排斥情绪和对南北禅宗相互竞争的不满。

柳宗元，推重天台宗，特别是对天台宗的“中道”观念，十分欣赏。他在塔铭里赞扬僧徒时，经常是说和尚们守“中道”，如在《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铭（并序）》中说，“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南岳弥陀和尚碑（并序）》中说，“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权”；《南岳云峰寺和尚碑》中也有“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

不过，柳宗元并没有真正触及“中道”的佛教内涵，他总是把“中道”作为一个笼统概念，与儒家不偏不倚的“中庸”观念相比附。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柳宗元根本上还是儒家入世主义者，他总是要站在儒家教义的基础上，去审视和接受其它学说。而佛教中的天台宗，恰恰融汇了儒家许多治国安邦、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论，譬如天台大师智顗在《妙法莲华经玄义》中讲：若周孔经籍、治法、礼法、兵法、医法、天文地理、八卦五行、世间坟典，孝以治家，忠以治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敬上爱下，仁义揖让，安于百姓，霸立社稷。若失此法，强者陵弱，天下焦遑，民无聊生，鸟不暇栖，兽不暇伏；若依此法，天下太平，牛马内向。当知此法，乃是爱民治国，而称为实。不难看出，天台教义中有明确的治世主张，与儒家用世观念相吻合，所以柳宗元才会在诸多佛教宗派里，最倾心于天台宗。又由于天台宗赞成持律，倡导净土弥勒，故他对律宗、净土宗也较亲近。如他给律宗高僧写过《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并序）》、《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并序）》，给净土宗承运写过《南岳弥陀和尚碑（并序）》。最值得玩味的是柳宗元对待禅宗的态度。我们先感受一下《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所流露出他对禅宗的负面心理认识。

这篇塔铭的写作背景是：南宗已经风靡全国，慧能的名声也如雷贯耳，唐宪宗还特地下诏封赠了“大鉴禅师”的称号，柳宗元是应其上司岭南节度使马总的委托，撰写的这篇塔铭。照常理讲，文章应该有几分尊崇的味道，最起码写作重心也应该放在碑主慧能的经历及其功德上。但是，柳宗元偏偏在文章前面的大半部分，长长地叙述了马总如何为慧能请谥，并由此赞美马总和皇帝的礼佛之心。仅仅在文末收笔之际，柳宗元才聊聊几句谈到慧能的传法大要：

乃居曹溪，为人师……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

众所周知，慧能的南宗禅主张“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见性”理念，宗风活泼自在。而柳宗元在这里仅泛泛地说慧能主“空”、向“善”，这实在与南宗的精粹教义不沾边，难道柳宗元真的是因为不了解南宗禅才这样写的吗？

答案当然不是。其实，柳宗元这篇写得不伦不类的塔铭，真正反映了他对禅宗的排斥情绪。其中缘由，一方面是柳氏本人倾心于讲究戒持律仪那类经卷化的宗派，认同磨砺出来的空寂之性。对于南宗活泼痛快体悟本性的宗风，柳氏不以为然。还有一方面因素，也造成了柳氏对南宗的负面态度，他在《龙安海禅师碑（并序）》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

长沙之南曰龙安师。师之言曰：“由迦叶至师子，二十二世而离，离而为达摩。由达摩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秀为能。南北相訾，反戾斗狠，其道遂隐……

柳宗元在这里是借海禅师之口，表面上是赞扬海禅师泯灭南北歧见的主张，实则表达了自己对南北禅宗相互争竞的不满。“南北相訾，反戾斗狠，其道遂隐”，批评之意已十分明显了。

12.李丹《唐代前古文运动研究》（四川师大，导师为李天道教授，2011年5月）

古文运动指唐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德宗贞元至宪宗元和年间倡导和推动的古文复兴运动。从礼制建设这一角度看古文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是前古文运动的延续，韩柳等人的主张和写作，与前几十年的某些文人有紧密的历史关联。

而唐代前古文运动这个概念可以界定为盛唐后期(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韩愈登上文坛的贞元年间）四十多年间相继兴起的，以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为首，先后出来提倡散体，反对骈文，复古主张为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样一个运动。

作者赞同日本学者户崎哲彦的看法，视韩愈、柳宗元等的文学活动为古文运动，以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文士是韩、柳的先驱者，故称之为前期古文家，而把韩、柳等称为后期古文家。

无论是前期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还是后期的韩愈、柳宗元，都注重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精髓，会通三教，并集中讨论天人关系、三教关系。

13.宋祥《中国古代劝学文研究》（东北师大，导师为曹书杰教授，2011年4月）

作者在文中论及了柳宗元的劝学文及思想。

柳宗元一生作品达600余篇，其中有与劝学有关的散文，有《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天爵论》等。这些劝学文体现了柳宗元的两大思想倾向：一是明志顺性，二是尊师重道。

关于明志顺性。柳宗元认为世界万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正所谓“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常人种树则多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种树郭橐驼传》），其实，柳宗元在这里用的是类比，真正要谈的不是种树，而是育人，人的学习更是如此，一定要顺应其发展规律，不能凭借主观愿望、态度和情感去干预，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该加以引导，使其淡泊明志，顺性发展。亦如他在《天爵论》中所言：“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秋冬夏也。举明离之用，运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时而行阴阳也。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备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学不倦，而迷其道挠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无遗，而荡其性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鉴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质，充之而弥六合，播之而奋百代，圣贤之事也。”学习既要明确方向，更要坚定不移，这样才能具备五德与五常，进而成圣贤之士。

关于尊师明道。柳宗元生活的时代与韩愈相同，社会上从师学习的风气是每况愈下，他作为一名进步官员和知名学者，对此十分担忧，写了多篇文章谈论此事。在《师友箴》中谈到：“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反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表明他对耻于相师的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师友不存，故道离弃，离开师友，人怎么成长呢？在《答严厚舆论师道书》中还提出：“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履勘湛谝�？”柳宗元认为不会注重师徒之名，而在乎师徒之实，凡是有人来请教自己，都会欣然指导的，其实他也是这样做的，在其为官期间，曾执导过多名年轻学子。作为一代名儒，柳宗元对于学习内容也有自己的看法，“言道、讲古、穷文辞”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曾明确提出：“秀才时见咨，仆有诸内者，不敢爱惜。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铝鹤印⑻�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进一步强调：“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可以看出，他仍然重视的是儒家经典，不仅指明了学习的内容，也指出了各自的作用和学习的视角，他所提出的“文以明道”实质指的是儒家的“道”。

14.咸晓婷《中唐儒学变革与古文运动擅递研究》（浙江大学，导师为胡可先教授，2011年5月）

文中论述了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和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及文体贡献三大方面。

关于“大中之道”。

大中是柳宗元儒学思想的核心，其来源于吕温、陆质、权德舆等人的中庸之道。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具有极强的用世精神，为此，柳宗元对知识分子服食求长生之事非常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作为辅时及物的“大中”之道其内涵首先为“大公之道”，即以公利为心。柳宗元认为只有尧舜之道才真正合于大公之道，究其原因，是由于其出于公天下之心。大公之道落实于现实是以生民之意为准。柳宗元屡次反对自董仲舒以来的天命观，强调生民之意。大公之道在具体政治上，主要表现为选贤任能、官为民役等。柳宗元大中之道的第二个重要内涵为“当也”“时也”。柳宗元也有自己的道统谱系，他多次称尧舜孔子之道。因此，韩愈以仁义礼智信为人性，故而推崇孟子，柳宗元接受了佛教的性静说，不同意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之论。

柳宗元崇信佛教，柳宗元接触佛教，自幼年时代就开始了。早在贞元十九年柳宗元所作《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就赞赏文畅统合儒释。不过柳宗元对出世的处世态度是批判的。以空无为体，以孝敬为用，显然柳宗元是统儒于释，以释统儒。中唐是众多的佛教宗派形成的时期，柳宗元对当时的佛教宗派有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他推崇天台宗，对天台高僧往往打加褒赞。而另一方面，柳宗元却对当时在士大夫中颇为流行的禅宗有诸多的不满。

关于柳宗元的古文理论

贬谪与文章立身。贬滴困境中柳宗元的著书立说不仅是一种对理想的坚持，而且是对被迫害不公正命运的一种抗争。柳宗元的一生是不幸的，但是正是这不幸的遭遇造就了他辉煌的文学成就。

柳宗元早年论文比较简略，柳宗元文以明道的思想是在他贬滴永州之后真正清晰起来的，其文学思想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崇西汉之文，这和韩愈、李翱等人是一致的；二是强调文以明道，反对片面追求辞采的华美；三是重视对前代文学成果的学习；四是强调作者自身的修养。

关于柳宗元的文体贡献。柳宗元对于文体的贡献主要是他的山水游记和寓言。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描摹山水，穷形尽态，他擅长以简洁的笔调勾勒出山水整体的印象，宛如一幅幅山水画卷；柳宗元还擅长以细微的笔触生动地刻画一山一水、一石一树的具体特征；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还寄寓着自己深沉的身世之感。

柳宗元的寓言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寓意精警，富有战斗性和批判精神，是我国寓言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

15.何李《唐代记体文研究》（华东师大，导师陈晓芬教授，2010年）

作为唐代重要记体文作家，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柳宗元的记体文。

1.一生创作了37篇记体文，成为唐代记体文创作第一人，尤以山水类独步于世。

2.柳文特点郭预衡认为有二：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二是骚言太盛，出言多讽。而作者将柳文特点概括为：创新、讽喻与闲适并存、简古。

关于柳文之创新，首先体现在对记体文类型的开拓上。柳宗元是第一位大量创作山水游记的作家，这也是他对记体文最大的贡献。其次，柳宗元拓宽了己有记体文类型的题材，以营建类记为例。再次，柳宗元的记体文也具备郭预衡所说“立论新颖”的特征，并且充分反映了柳宗元本人的理性精神。

柳宗元创作了近四十篇记体文，为唐人之冠，尤以山水类记独步于世。他对记体文的发展贡献颇多，一是奠定了山水游记的文学地位，二是开拓了己有记体文类型的题材范围，三是勇于驳斥陈词滥调、立论新颖。文章里既有牢骚满腹的寄托之作，也有疏淡俊朗的闲适之作。语言上简单古雅，多白描，却极为精当。

16.张志勇《唐代颂赞文体研究》（河北大学，导师为詹福瑞、李金善教授，2010年）

涉柳内容：

据《柳宗元集》卷十九可知柳宗元现存有五篇赞体文。它们分别是品评人物的史赞《梁邱据赞》和《伊尹五就桀赞并序》，幽怨含蓄的画赞《龙马图赞并序》，纪事言志的咏物赞《霹雳琴赞并序》以及祈福禳灾的佛赞《尊胜幢赞并序》。

柳宗元的赞体文，无论侧重于人物品评，还是侧重于咏物陈情，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以“生民”为念的他既善于从事物的多个方面进行思考，不仅避免了片面、狭隘，也达到了客观、公允，使人在辨证中加深印象，于周全中信服结论；同时他也善于用思辨严谨、客观理性的文笔，于言舒调缓中委婉深曲甚至情激气盛地抒写自己的心情，在冷峻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从而呈现一种独特的精神特质。因为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苍生的诗人、文章大家，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或体裁，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

17.曹春茹《朝鲜柳梦寅散文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导师李岩教授，2010年）

该文专用一节论述了柳梦寅对韩柳古文运动的接收与变通。

在中国的众多古文大家中，柳梦寅对韩愈和柳宗元推崇备至，不仅积极学韩、柳创作古文，还接受了韩、柳的古文理论，但他又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对韩、柳的古文理论进行了变通。柳梦寅自“幼时学韩文、《汉书》于申镬氏。”他对柳文也是千百遍阅读。

一是学习文以明道，柳宗元也多次阐释“文以明道”的理论，如:“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关于“道”的内容，柳宗元也首先肯定儒家之道，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原”，又说:“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但他更关注“道”的实用功能，“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要明的是“辅时及物之道”。柳梦寅也认同韩、柳的“文以明道”观，也和柳宗元一样，有一个从重文辞到重道的变化过程。

二是在如何作古文这一问题上，柳梦寅吸收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关于继承与创新的一些观点，概括而言即“旁推交通”作古文。对此观点，柳梦寅同样有所变通。柳梦寅也和韩、柳一样，旗帜鲜明地主张法古建新。

三是柳梦寅对韩、柳古文理论的接受还包括“气”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情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文学对现实的讽谕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