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不同版本柳宗元集中外集文章的产生

永州市扶贫办 雷运福

第一本《柳宗元集》是由刘禹锡编辑出版的。刘禹锡在《序》中有“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显然，刘禹锡原编《柳宗元集》中无外集卷，韩愈所作《柳子厚墓志铭》、《祭柳子厚文》附于第一卷末，这是刘禹锡在《柳集》序中所指明的。那么不同版本《柳宗元集》中的《外集》文章是怎么产生的呢？

（一）宋代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韩醇《新刊诂训唐柳先生集》中《外集》的产生。

《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刻于南宋政和四年即1114年，沈晦作有《后序》，言：当时所传《柳集》凡四本：一是所传最远的穆修家大字四十五卷本，二是讹正相半的元符间京师开行的小字三十三卷本，三是篇数不多于前二本的曾丞相家本，四是次序多与诸家不同、无《非国语》而又最为精密的晏元献家本。沈晦认为四十五卷本“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刘连州旧物。今以四十五卷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作《外集》。”由此可见，四十五卷本的《外集》是从沈晦本才有的，这是最早明确记载有《外集》的《柳集》，但并不是第一个有《外集》的《柳集》，因此前的小字三十三卷本当有外集一卷，即刘禹锡原编柳集为三十卷，无《非国语》，加《非国语》二卷为三十二卷，加外集一卷为三十三卷。

以上四本不计《非国语》，其篇数以晏元献家本和小字三十三卷本为最多，以穆修家本和曾丞相家本为最少；而多者又以晏元献家本为最多，少者又以曾丞相家本为最少。可以推定，沈晦刻本的《外集》大体就是晏元献家本比穆修家四十五卷本多出的文章或加小字三十三卷本的外集收文。沈晦的《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早已佚，其《外集》有哪些篇文，只能从韩醇的《新刊诂训唐柳先生集》中推得。韩醇的《新刊诂训唐柳先生集》，其《外集》收文27篇，其中《外集》卷上收文9篇：《披沙拣金赋》、《迎长日赋》、《记里鼓赋》、《吾子》、《刘叟传》、《河间传》、《筝郭师墓志》、《赵秀才群墓志》、《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外集》卷下收文18篇：《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6篇、《及大会议表》2篇、《为裴中丞贺平李怀光表》、《为裴令公举裴冕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贺赦表》、《贺皇太子笺》、《贺裴桂州启》、《与卫淮南石琴荐启》、《答郑员外贺启》、《答诸州贺启》、《万年县丞柳君墓志序》、《处士段弘古墓志》、《潞州兵曹柳》。韩醇增编《外集补遗》一卷，“附于《外集》之末。”其《外集补遗》收文5篇：《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万年县丞柳君墓志序》、《处士段弘古墓志》、《潞州兵曹柳君墓志》、《永州司功参军谭随亡母毛氏志文》。其《外集》卷上9篇当为小字三十三卷本的外集收文，卷下18篇当为晏元献家本比穆修家四十五卷本和小字三十三卷本多出的文章，外集补遗卷则为韩醇新发现柳文的增补。即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的《外集》有卷上、卷下，分别为9篇、18篇，韩醇《新刊诂训唐柳先生集》的《外集》除承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的《外集》卷上卷下外，将自己新发现的5篇柳文以外集补遗卷附于《外集》末。

（二）宋代廖莹中刻世綵堂本《河东先生集》，《外集》二卷与沈晦本同，无《外集补遗》。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廖莹中原刻世綵堂本《河东先生集》为正集四十五卷，《外集》只二卷。民国初年，罗振常蟫隐庐影印此书时，根据明郭云鹏“济美堂本”增补《外集补遗》一卷，《龙城录》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一卷、《后序》一卷。《龙城录》非柳宗元作已成共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各出版社相继刊行的《柳集》，多以罗振常蟫隐庐影印世綵堂本的增补本为底本且删除《龙城录》二卷。如1929年，万有文库据罗振常蟫隐庐影印增补本断句排印六册版本，删去《龙城录》二卷。1933年，商务印书馆根据万有文库版本断句印行，六册合订一册。1935年世界书局据罗振常影印增补本刊行《柳河东全集》，删去《龙城录》二卷。1991年，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5年本影印《柳河东全集》。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罗振常蟫隐庐影印增补本进行断句排印，删去《龙城录》二卷，根据粤雅堂丛书本在书后增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和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一则。自民国以来，世綵堂本广为流传。不少人将《外集补遗》一卷、《附录》二卷、《集传》二卷、《后序》一卷误为廖莹中世綵堂本原刻本内容。吴文治先生在《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的序中说得很清楚，但在该著的《外集补遗》中，仍然出现了误将罗振常蟫隐庐影印世綵堂本时增补的《外集补遗》作为廖莹中原刻世綵堂本的内容来汇录说明。

（三）宋刻“百家注本”《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无《外集》和附录。

该本是沈晦“四明新本”体系，又收录了韩醇诂训内容，沈晦四明新本有《外集》二卷，韩醇诂训本有《外集》二卷、《外集补遗》一卷，外集文章达33篇之多，而被称为“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的《柳集》竟然把这么庞大的外集文章遗弃不录，这却实是难以理解的。原因可能有这么二个方面。一是以穆修四十五卷本收录文章为正宗而遗弃他本所余文章。沈晦在《后序》中言：穆修本“所传最远，初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接着又说：“柳文出自穆修家，又是刘连州旧物，今以四十五卷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作《外集》。”沈晦关于穆修家本为刘梦得旧物本的误会直接影响“百家注本”的编者，而把“诸本所余”视为非柳宗元文。二是即使在既不能确定《外集》文章是柳宗元文作，又不能确定《外集》文章不是柳宗元文的情况下，因《外集》注者偏少、注文偏少而不予录入，这种影响因素存在，但影响力不是很大。因韩醇对所有《外集》文章当时已作注。

（四）宋刻《五百家注柳先生集》的外集编次特异且《龙城录》等录入集中。

“五百家注本”有《新编外集》三卷，《龙城录》二卷，附录类八卷。正集之后为《五百家注柳先生新编外集》。新编外集卷一：①万年县丞柳君墓志并序；②处士段弘古墓志并序；③潞州兵曹柳君墓志；④永州司功参军谭随亡母毛氏志文。以上为韩醇所新编的《柳河东外集补遗》5篇中的后4篇且次序相同。韩醇新编《外集补遗》的第1篇《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一文“五百家注本”列入正集。新编外集卷二：共收文18篇，与今天所见的韩醇音释本《新刊诂训唐柳先生集》中的《柳河东外集》卷下同，且卷内编次相同。新编外集卷三：共收文9篇，与韩醇音释本《新刊诂训唐柳先生集》中的《柳河东外集》卷上同，且卷内编次相同。显然，该本外集分卷编次的特异与混乱是编辑者所误。《五百家注柳先生新编外集》之后为《龙城录》，有《龙城录》卷上，《龙城录》卷下。《法言注》五则收入集中。此前的1192年葛峤编《柳先生集》中就有《法言注》五则。陈振孙说：“方卿既刻韩集于南安军，其后葛峤为守，复刊柳集以配之，别录以下皆峤所裒集也。别录者，《龙城录》及《法言注》五则，《龙城录》近世人伪作。”

（五）宋乾道元年（1165年）永州郡守叶桯刻本《柳柳州集》中《外集》的产生。

沈晦曾认为是刘禹锡旧本者其实不是旧编本，而并未引起重视的晏元献家本应是刘禹锡旧本的传本。同样，前人曾认为不是“精良”“佳本”的永州本其实本身就是个精良佳本。宋乾道元年的永州本《柳柳州集》就是一个精良佳本。清人刘寿曾认为此本“文字胜于通行本者致多”，此本多与北宋所编《文苑英华》“表类”所收柳文合。傅增湘认为“且此本匪特版刻不同，其编次亦异，寥寥小帙中竟得有佚文三篇，而其他胜异之字又不可悉举，洵可谓断种之秘籍，镇库之宝书矣。”

《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共43篇，现将其具体篇目编次述列如下，并在括弧内注明该篇在通行的四十三卷、四十五卷本中的卷次。1. 视民诗（卷一），2.舜禹之事（卷二○），3.谤誉（卷二○），4.咸宜（卷二○），5.吾子（外集上），6.河间传（外集上），7.刘叟传（外集上），8.送元暠师诗（四十三卷本、四十五卷本阙），9.贺平李怀光表（外集下），10.王京兆贺雨表（卷三七），11.谢端午赐绫帛衣服等表（卷三八），12.为刘同州谢上任表（卷三八），13.贺践祚表（卷三七），14.贺赦表（外集下），15.为杨湖南谢设表（卷三八），16.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卷三八），17.为裴令公举裴冕表（外集下），18.谢赐时服表（卷三八），19.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外集下），20.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表（卷三八），21.贺亲自祈雨有应表（卷三七），22.礼部贺白鹊表（卷三七），23.礼部贺甘露表（卷三七），24.京兆府贺嘉瓜白兔等表（卷三七），25.礼部贺嘉瓜表（卷三七），26.京兆府贺白龙青莲等表（卷三七），27.为王京兆贺嘉莲表（卷三七），28.为王京兆贺雨表（卷三七）， 第二表（卷三七），第三表（卷三七），29.礼部贺嘉禾及芝草表（卷三七），30.御史台贺嘉禾表（卷三七），31.为樊左丞让官表（卷三八），32.为裴中丞谢讨黄贼表（卷三八），33.又举人自代伐黄贼表（卷三八），34.为柳公绰谢上表（卷三八），35.代李愬襄州谢上表（卷三八），36.代节使谢迁镇表（卷三八），37.代裴行立谢移镇表（卷三八），38.代岭南节度举裴中丞自代表（卷三八），39.奏荐从事表（卷三八），40.贺皇太子笺（外集下），41.代广南节度使谢出镇表（卷三八），42.上宰相启（四十三卷本、四十五卷本阙），43.上裴桂州状（四十三卷本、四十五卷本阙）。

宋乾道永州叶桯本《外集》，和现在所见《柳集》其它各本的《外集》都有很大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它所收录的诗文共四十三篇，其中三十二篇其它本子都编入正集，只有八篇，其它本子也编入《外集》。第二，此书中《送元暠师诗》、《上宰相启》、《上裴桂州状》3篇，则为诸本《柳集》正集、外集均未见。莫绳孙在为此书所写的《跋》文中，说他“所见《柳集》近十种”，《外集》皆二卷，只有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一卷”。晁公武与叶桯是同时代人，吴文治先生认为晁公武所录《郡斋读书志》著录的“集外文一卷”本似乎没有附录，也就不一定是同一版本。刘寿曾曾将此《外集》与郭云鹏济美堂本《河东先生集·外集》进行对校，发现济美堂本“与此本次第多异”，虽亦有可正此本之误者，然此本“文字胜于通行本者致多”；他又将此本与北宋所编《文苑英华》“表类”所收柳文对校，发现凡《英华》注“集作某”者，又多与此本合。

该本曾长期被湮没不闻，直至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莫绳孙始得之于金陵市上，光绪四年（1878年）合肥人蒯光典采用西法晒照影刻；后一年，又有李滨刻本，此书才得以流传。

宋乾道元年（1165年）永州本《柳柳州外集》与宋政和四年（1114年）沈晦本《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外集》产生的途径截然不同。沈晦本《柳集》是以穆修家四十五卷本为正集，而以晏元献家本、小字三十三卷本等诸本所余作《外集》。乾道元年永州本《柳集》是在全面研究柳文的基础上，把一些为柳宗元所作有怀疑的诗文列为《外集》。我深入研究该本《外集》文章，其编列《外集》的这一思想就越显明朗。

如：该本把通行的四十五卷本卷一《视民诗》列为《外集》，是因当时有该诗“作之年月日皆不可得”的评点，韩醇“诂训本”就是如此。编辑者以既不能认定是贬前的作品，也不能认定是贬后的作品，而将其列入《外集》。

又如：把卷二十的《舜禹之事》、《谤毁》、《咸宜》三篇列为《外集》，是因先前的晏元献公早有“《舜禹之事》连同下文《谤毁》、《咸宜》二首恐是博士韦筹作”，据此编辑者将该三文列为《外集》。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断定《舜禹之事》为柳宗元作：“吾细核之，此文决非赝作，以文中所涵各义，非子厚不能有也。”，“以其中所含民本思想，不可能移植于韦筹一流人之腔子故。”

又如卷三十七、卷三十八中乾道本列入《外集》之《表》是柳宗元作多有疑问。

《御史台贺嘉禾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公贞元二十年尚为监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迁礼部员外郎，当是为御史时作”，而与《史》载进嘉禾图时间不符。

《礼部贺嘉禾及芝草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贞元二十一年为礼部员外郎时作，《史》不书。”即《唐书》并未记载这一进“嘉禾图”、“紫芝草”事件，因而引起后人之疑。

《京兆府贺嘉瓜白兔连理棠树等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据题云，《京兆》，贞元十八年间公在蓝田县尉时作，《史》不书。”，即《史》不书者，后人多疑。

《礼部贺甘露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以下四表皆题礼部，公贞元二十一年二月迁礼部员外郎掌尚书笺奏时，相先后作。”

《礼部贺白龙并青莲花合欢莲子黄瓜筹表》，韩醇“诂训本”题下作注：“或注云“京兆”，恐非是。”即有一说是京兆府贺，而并非礼部贺，若京兆府贺即非柳宗元之作。

《为王京兆贺嘉莲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王京兆曾见上《贺皇帝即位表》注：王京兆，权也。永贞元年二月为京兆尹，至十一月贬。此下《贺雨》四表皆权为京兆尹，公尚为礼部员外郎。时作是年九月，公出为邵州刺史。十一月，权亦罢去矣。”即此表有疑，连同以下四表疑之：《为王京兆贺雨表一》、《为王京兆贺雨表二》、《为王京兆贺雨表三》、《为王京兆贺雨表四》。

又《贺亲自祈雨有应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或亦以为代王京兆作。然观《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员外郎韩述状报，以时雨未降，亲自于龙堂祈祷，其日降雨。’又言：‘臣以庸虚谬司垣翰’，必外州刺史所上。在永州时代人作。”显然，此《表》为柳宗元作有所怀疑。

《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窦群，京兆金城人也，以处土客隐毗陵，苏州刺史韦夏卿荐之朝，并表其所著书报闻不召。后夏卿入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复言于德宋，遂擢为左拾遗，据群《传》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盖自大历十四年己未，至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即位为二十年也，公时为集贤殿正字作。新旧《史》皆以擢群为左拾遗，而诸本皆题右拾遗，未知熟是。”世綵堂本言：“恐不当作韦侍郎”即为韦侍郎作有疑问。

《为刘同州谢上任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刘同州未详。德宗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鄜州刺史、鄜坊丹廷节度使。岂即此人耶？”有疑问。

《代裴行立谢移镇表》，“百家注本”在该题下有宋孙汝听曰：“行立移镇在公卒后，表盖他人之文，误编在此。”

《为杨湖南谢设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德宗贞元十八年九月乙卯朔，以太常少卿杨凭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癸亥，赐群臣晏于马璘山池，上赋《九日赐晏诗》六韵赐之。敕设，岂亦在其时耶？”对此有疑问。

《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中丞，武元衡也。贞元二十年迁御史中丞，公《集》有《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明年二月，则公已迁礼部员外郎，而元衡亦罢为右庶子。宪宗即位复以武元衡为御史中丞，则时已永贞元年冬矣。”这里有疑问，贞元二十年武元衡任御史中丞时，产樱桃时节已过，贞元二十一年武元衡已罢御史中丞，永贞元年复任御史中丞时，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

同样《外集》的《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也有疑问。

《谢赐时服表》，韩醇“诂训本”题下注：“此表代人作，以文意考之，当是在京师时文也。”疑问之点，是本人的《谢赐时服表》还是代他人作《谢赐时服表》不明。

四十五卷本《外集》的《刘叟传》、《河间传》、《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为裴令公举裴冕表》、《贺赦表》均有诸多疑问。

显然，宋乾道元年永州本《柳柳州外集》之文，是指为柳宗元所作有疑问之文。该本《外集》的产生，与沈晦本《外集》的产生、韩醇“诂训本”《外集补遗》的产生是截然不同。

陆游有《跋柳柳州集》文：“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后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类于此。子京。’右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书，藏其从孙晸家。然所谓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淳熙乙巳五月十七日，务观校毕。”晏殊即晏元献，与宋子京即宋景文是同时代人。晏元献生于991年，殁于1055年；宋景文生于998年，殁于1061年。从晏元献评点柳文可知，晏元献是没有见过类似乾道元年永州本外集这样的《集外文》。而宋景文所言“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后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类于此”中的《集外文》，似指乾道元年永州本外集这样的《集外文》。也许晏元献评点柳文之后的1061年宋景文逝世前，便有这样的《集外文》，也不可知。据今人考证，其实此《此外文》并非“多后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

同治十二年重刻《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莫绳孙跋：

唐、宋《志》，《柳集》并三十卷。晁氏《读书志》亦三十卷，外集一卷；赵希弁《附志》作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陈氏《书录解题》所载凡三种，并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宋椠二：一为魏仲举集注本，《正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一为韩醇诂训本，《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元椠三，并童宗说注释本，《正集》四十三卷，《外集》二卷。《后编》宋椠四，元椠二，亦童注本，卷同。以上诸本，分卷各异，要以三十卷者为最古。……所见《柳集》近十本，《外集》皆二卷，唯《晁志》作一卷，昭德于桯实同时，所弆或即此永州本也。是册为曹栋亭氏旧藏，其《藏书目》注云三十二卷，乃合此外集暨附录计之，益足证永州本《正集》为三十卷无疑。以此《外集》例之，其《正集》必有大异于诸本者，惜佚不可见矣。同治十二年太岁癸酉秋七月既望，独山莫绳孙识于江宁旅邸。

光绪四年重刻《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刘寿曾跋：

此宋乾道本《柳州外集》一卷、《附录》一卷，吴与叶桯刻于永州者，莫君仲武得于金陵市上，蒯君礼卿爱之，用西法矖照锓诸木，仲武谓唐、宋《志》载《柳集》并三十卷，晁昭德《读书志》亦三十卷，《外集》一卷。疑昭德所弆即此永州本。《柳集》，以三十卷为最古是也。刘梦得序《柳集》作三十二通，当是《正集》三十卷、《外集》一卷、《目录》一卷耳。余从礼卿得明吴人郭云鹏本，载宋四明本跋，谓有“大字四十五卷本，出自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则宋人于四十五卷本已有疑词矣。……其它文字，则胜于通行本者致多，读者当自得之。《文苑英华》表类所收柳文，注“集作某”者，又多于此本合，益可证仲武三十卷本最古之说也。光绪已卯秋九月，仪徵刘寿曾识，江阴缪祐孙书。

前面已述，刘禹锡原编柳集为三十卷，无《非国语》，加《非国语》二卷为三十二卷，加外集一卷为三十三卷。说刘梦得序《柳集》作三十二通、四十五通之类正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是后人根据自己所编《柳集》卷数而“追改”刘序卷数的结果。

（六）1979年中华书局百家注本的综合收录式外集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吴文治先生校点本《柳宗元集》的正集底本为《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这个“百家注本”只有正集四十五卷，无外集和附录。校点组以“五百家注”文澜阁本的外集为底本，并参考其它诸本，重新编成本书的外集和附录。外集分为《外集》卷上、《外集》卷下和《外集补遗》。《外集》卷上和《外集》卷下的篇文编次与韩醇诂训本中的《外集》卷上、《外集》卷下相同。《外集补遗》录文11篇，前4篇同韩醇诂训本中的《外集补遗》4篇。第5篇《清张府君墓石》、第10篇《永字八法颂》录自《全唐文》。第6篇《上宰相启》、第7篇《上裴桂州状》、第9篇《送元暠师诗》录自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第8篇《苏州贺赦表》录自《文苑英华》。第11篇《扬子新注》五则录自明刻蒋之翘辑注本《柳河东集·遗文》。该校点版本从1979年到2000年止已是第4次印刷，其传播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新增外集和附录的该本已与“百家注本”的宋刻只有正集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把它称为“79年中华书局百家注本”。

综上所述，柳宗元文集《外集》文章的产生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就是三十三卷本《外集》（如宋元符间京师开行小字三十三卷本）的产生，当是因新发现柳宗元文而设《外集》，其《外集》诗文当是沈晦本即韩醇本的外集卷上之9篇（《披沙拣金赋》、《迎长日赋》、《记里鼓赋》、《吾子》、《刘叟传》、《河间传》、《筝郭师墓志》、《赵秀才群墓志》、《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此后新发现柳文均入外集。第二种就是宋乾道元年（1165年）永州本《柳柳州集》中《外集》的产生，是把一些为柳宗元所作有怀疑的诗文列为《外集》，同时也把新发现的《上宰相启》、《上裴桂州状》、《送元暠师诗》三文列入《外集》。第三种就是宋代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中《外集》的产生，再版时参校的4个本子认定以篇文较少的穆修家大字四十五卷本为正，再版时其篇文全入正集，将其它诸本比其多出的篇文列入《外集》，其外集卷下18篇当是“次序多与诸家不同、无《非国语》而又最为精密的晏元献家本”多出的诗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发现的柳宗元诗文在不断增加，宋代韩醇将其新发现的5篇柳文作为《外集补遗》“附于《外集》（四十五卷本）之末。”即其《外集》有卷上9篇、卷下18篇、《外集补遗》卷5篇（《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万年县丞柳君墓志序》、《处士段弘古墓志》、《潞州兵曹柳君墓志》、《永州司功参军谭随亡母毛氏志文》）。宋代葛峤（1192年）编《柳先生集》中有《法言注》（《扬子新注》）五则，宋刻《五百家注柳先生集》将《法言注》五则收入附录中），《全唐文》卷五六○收录《永字八法颂》和《清张府君墓石》，《文苑英华》卷五八三收录《苏州贺赦表》。1979年中华书局百家注本为综合收录式外集，即自宋韩醇本起的新增外集篇文全部收录其中，包括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集·外集》中的《上宰相启》、《上裴桂州状》和《送元暠师诗》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