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小品：从柳宗元到苏轼的传承与嬗变

——以《永某氏之鼠》与《黠鼠赋》为例比较教学与研究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仕龙 

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和苏轼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两人的寓言创作与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令人瞩目的高地与高标。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苏轼则是北宋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他俩均以擅长散文创作而名扬天下，同被后世列入“唐宋八大家”。寓言是他们散文作品中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柳宗元《三戒》等寓言文散文的创作，创造性地继承前人成就，使寓言卓然成为一种独特的、与其它体裁比肩媲美的文学形式。苏轼承柳子，在柳的基础上创新与发展，他的《艾子杂说》是一本具有独特风格的寓言集，是中国最早的寓言专集。两人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但在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无独有偶，柳宗元、苏轼都曾以鼠为题，写了寓言小品文，即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与苏轼的《黠鼠赋》，一样的题材与体裁，不同的处境与心境，我们感悟到的是迥异的形象、风格与旨趣。

一、相同之处

1、两文都创造出了比较完整的寓言形象，现实针对性强，寓意深刻。柳宗元《永某氏之鼠》是柳宗元著名寓言散文《三戒》之一，首段写永某氏有爱鼠之癖，行为愚昧，致鼠害肆虐；次段写后人除鼠之法；末尾发出感叹：“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道出鼠之饱食无祸不可恒，唯“窃时”而已，以鼠比喻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如果他们“为态如故”，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全文前呼后应，委婉生动，发人深省。苏轼的《黠鼠赋》，通过黠鼠利用人的疏忽而乘机脱逃的日常小事，分析老鼠骗人逃脱的原因，这场人鼠之间小遭遇战的结局反常，究其根本，是人本身的“望道而未见也”，是人没有充分进行理性思考，对小鼠的阴谋诡计未加以分析研究，因而造成了优败劣胜的后果。作品形制虽小，但故事生动，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寓意，的确耐人寻味。

2、叙事状物都生动直观，语言朴实无华。关于文风问题，苏轼曾坦然承认师法柳宗元，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穠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在《评韩柳诗》中又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在寓言方面，因为《三戒》寓意深远而又摹写工巧，苏轼也十分喜爱，曾用河豚、乌贼模仿作了两篇寓言，苏轼甚至还亲自书写柳宗元《东海若》一文并刻石自警。也许因为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两人在寓言创作上，都存在叙事状物生动直观、语言朴实无华的特点。柳宗元《永某氏之鼠》写鼠害肆虐：“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寥寥数语就将某氏爱鼠之态跃然于纸上。写后人除鼠之法时，与永某氏爱鼠之态相比较，形成强烈对比，如某氏“不畜猫犬”，后人则“假五六猫”；某氏“禁僮勿击鼠”，后人则“购僮罗捕之”等。最后精练地以“杀鼠如丘”的“丘”字显出鼠数量之多。苏轼的《黠鼠赋》写黠鼠利用人的疏忽而乘机脱逃，“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措辞精练，语言平实。最有智慧的人类，尽管可以“役万物而君之”，却“见使于一鼠”。说理深入浅出、文风朴实明快，逻辑思维与寓言形象相结合，娓娓道来，将说理融入朴实的文字当中，道理讲得清楚、明白、透彻，富于感染力，提高了可读性。

二、不同之处

1、感情色彩不一样

柳宗元因政治革新的失败和长期遭贬，他的寓言散文具有简练犀利、深沉含蓄的特点，幽深的境界中时时流露出作者悲愤的情怀。如柳宗元《蝜蝂传》“行遇物，辄执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短短十余字，包含了几层内容：对物的贪求、背物行走的神态、不断持取的过程，虽苦却又不肯放弃贪念的愚妄。作者借“蝜蝂”来比照官场人物，“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原来那些衣冠楚楚的大人先生，他们的所做所为竟同于一条小虫。对照是那么鲜明，嘲讽是那么强烈，可以看出作者情绪激荡、笔锋犀利。

苏轼在政治上也屡遭挫折，由于苏轼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他心态趋于平和。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形成了旷达进而游戏人生的态度，也助长了他诙谐幽默的性格。苏轼用超然达观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困境，使自己不消沉悲观而能有所作为。在平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的寓言散文《在儋耳书》即是如此：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

这则寓言集中反映了苏轼的人生态度。当时，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当地异常落后，无稻米、无医药，遍地毒蛇猛兽，因此有“鬼门关”之称。苏轼初到儋州，悲观失望。但他从蚁的遭遇受到了启发，悟出世界是广阔的，不可局于一角；道路是四通八达的，不可因一时的险阻而惊惶失措，以此勉励自己要对前途抱有信心。

在《黠鼠赋》中，面对狡猾的老鼠，苏轼只是“俯而笑，仰而觉”，反省自身的不足，丝毫没有愤怒讽刺之意。而柳宗元在《永某氏之鼠》中，虽然只有“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一句感叹，但犀利冷峭的风格一览无遗，抒发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懑，展示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胸怀，也使作品也染上了一层浓郁的幽愤悲凉的色彩。

2、针砭时弊的力度不一样

猖狂的鼠类仍然在困扰着人类，但正如苏轼所说，以人类的智慧，鼠类是可以战胜的。鼠类尽管卑鄙丑陋，给人类造成的危害也很大，但毕竟还是有限度的。世界上真正可怕的，是人类中的鼠辈。也许是出于性格的宽容，也许是慑于文字狱的毒焰之烈，整篇《黠鼠赋》，苏轼只是遵照古训，敦厚儒雅地将思绪转为对自身不足的内省，而没有引申到向人类中的鼠辈发起声讨和攻击的深度，使读者失去了一个领略其讽刺才能的机会。这说明，苏轼更关注的是自然哲理，其寓言散文的现实讽喻性不强，针砭时弊的力度较弱。

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就不一样，作者借助笔下的鼠，讥讽了那些侥幸得到时机，任意胡作非为之徒。既表达了对那些投机钻营的老鼠深恶痛绝，也表达了对那些除恶灭害之人的称颂。作者的愤慨之情文中表现得一览无余。再如柳宗元在他的《罴说》最后一句写到：“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话意味深长，令人警省，不仅批判了那些外强中干、腐败无能的官吏；还隐喻朝廷在藩镇割据的严重威胁下，如不革除弊政，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作法，其结果必然招致象猎人一样的灭顶之灾。

柳宗元始终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无法忘怀，对于贬谪前后的巨大反差，对黑暗现实，他始终不能排遣胸中的愤懑。“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这明确地表明，他要像屈原那样，排遣胸中之愤懑，并要留下文字记载。柳宗元在朝廷时积极参与了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运动，政治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到了荒芜的永州，无法从事政治活动了，便把人生兴趣和斗争矛头转向到思想文化战线上去积极著书立说，忠于社稷，忠于民众，一生都为民众的利益而呐喊，故其作品关注社会现实，为民请命，针砭时弊的力度较强。

苏轼的寓言散文则不同，由于他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青年时期就树立起“超然于物外”的思想，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吾安往而不乐”，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让他对任何事物都不产生外在的功利目的，只以审美的心态来看待它。苏轼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穷”与“达”巧妙地结合起来，不管他是处在“达”还是“穷”的境地，都能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很好地统一起来。可以说，苏轼都是以佛家的“平常心”和“随缘”思想来对待生活上的困难的；以儒家的“兼济”和“独善”相结合的心态来为百姓做好事的；以道家的“淡泊”、“无为”来对待日常生活，故他的寓言散文，缺乏柳宗元式的愤恨之情。即便有，也是通过寓言中的人和物自己说出。如他在《虾蟆夜哭》中借虾蟆之口说出：“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会科斗时事也”，以此批判朝廷株连无辜的触目惊心，作者完全“超然物外”，阐述道理，深入浅出，寓言完了的时候，道理也就清楚了。

柳宗元和苏轼一样，都是耿直之士，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都不为当政者所容，且都屡遭贬谪。对身遭贬谪的思想认识决定了贬谪后的生活态度。苏轼以超然旷达的心态去对待贬谪，故能够积极乐观地对待贬谪生活，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自己生活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而柳宗元对于遭受贬谪总是感到愤愤不平，在文章中表现出来，就是愤世嫉俗，义愤填膺。

3、从本质上看，是作者的人生态度不一样

柳宗元和苏轼都曾饱受政治的戏谑，空有报国之志、满腹才情，却只能在远离政权中心的荒野踽踽独行。相同的境遇，相同的心情，却演绎了不同的传世之作。穿越千年时空，细读他们的不朽之作，不难发现，他们一位青衫灰黯、神色孤伤，一位白衣洁净，对酒谈歌，让后人在作品中读出了他们人生境界的不同。

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但苏轼的豁达、乐观却是柳宗元所难以企及的。他们都曾放足山野，寄情山水，但柳宗元始终念念不忘的却是自身的遭遇。所以，即使看到小石潭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清幽环境，看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似与游者相乐”的动人美景，他依然感觉“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不可久居”虽然发现了西山“悠悠乎与浩气俱，洋洋乎与造物者游”，他也只是感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让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楚而已，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对自己的事拿得起，放得下。

同是放足大自然，苏轼看到的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时多少豪杰”的壮美，想到的是“惟江上之明月，山间之清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即使身居陋室，即使食不果腹，苏轼依然是那么的潇洒、达观！尽管被一贬再贬，甚至被贬到岭南，那瘴疫肆虐、九死一生的蛮荒之地，他依然“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为惠州地方作了很多好事，并且还乐滋滋的写诗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后，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俨然不以被贬为意，反倒还在感激它使自己洗尽了铅华、荡涤了灵魂！

柳宗元少年得志，二十岁中了进士，并且受到当时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重用，本来在仕途上大有作为，未想因宪宗即位，马上即遭贬谪，囚居荒蛮的永州十年之久。然而，柳宗元在那样的山水中，并没有平静下来，一直沉浸在深深的责己和愤时的情绪当中，“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一个愚字，真可谓道尽柳氏心中无限凄凉情状！他依然念念不忘的还是何时重返朝堂，再展抱负。所以当他接到一纸命他返回长安的诏书时，他便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并且在经过屈原自尽的汨罗江畔时，他意味深长地吟到：“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谁知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这次被招返京，并不是被朝廷委以重任，而是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因此他在和同时被贬的刘禹锡衡阳分手时，涕泪滂沱地说到“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苏东坡在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决没有那种凄苦和局促的情状。我们读到的是苏东坡是一个熔化了沉重与洒脱，风雅与俗常，率直与老到的非凡人格具备者，一个有着旷达胸怀的凡人，一个执着真实人世的智者。他总是以积极的态度追求着他的最高境界：“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读苏东坡黄州时期的几篇文章，无不让人感觉到其中蕴涵着的一种巨大的主体精神力量，有这样意志的人，就不会为功业的目标所累，但也不排斥功业结果，正是在这样的生命理念支持下，苏东坡一生都保持着从容坦然的心态，保持着积极奋进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一种生命的纯真与自然。他总是以自我与万物同一于自然，又保持着精神上的主动，这样就能用超然的眼光来看待万物，却又保持着生活的热情。 “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这句话说得最为生动而深刻，让人心旌荡漾。所以，在整个贬谪的人生旅途中，他都能超然于艰难困苦之上，精神的伟岸卓然屹立。

而在永州时期的柳宗元虽然也有山水为伴，但是他并不能充分地享受自然风景的美妙。“永州八记”的文字虽然美妙如斯，似乎也意味着他也有过借自然山水的澄净来抚慰精神创伤的意图，但是每每都走向了意图的反面。在自然山水中，他奋力攀登，无一不是将自然山水人格化了，眼前的一石一木都成为他观照体味现实景况的参照，强化着他内心的那种凄寂孤傲的自我意识，寄托了自己内心无限的愤懑。引用古人的评价就是“柳子厚高秋独眺，霁晚孤吹”。人在景外，心由景传矣。柳宗元的诗，大多都流露出迁谪之意，凄苦非常，读来让人伤感。

三、结语

寓言小品是散文母体中的衍生品种，起源于神话传说，脱胎于先秦诸子散文，传承和发展了《左传》和《史记》的简约与刺实。柳宗元和苏轼在寓言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觑，两人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分别代表了唐宋两代寓言散文的最高水平，极大推动了寓言的发展。但由于他们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信奉的哲学思想不同，经历、个性和处世方式等存在差异，因而两人在寓言散文创作上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幽默中含悲愤：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笔笔见血；苏轼的寓言则典型地体现了苏式叙述风格与智慧：轻灵中见诙谐，信笔写来，似乎漫不经心，细读以后，耐人寻味。比较研读两人的作品，清晰可见中国寓言的主流从柳子到苏子的传承与流变，对我们研究中国寓言的发展与流变提供了直接、详实的史料和新的研究角度。

参考文献：

[1]吴文治．《柳宗元简论》．中华书局.1979

[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

[3]陈蒲青.《世界寓言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4]段醒民.《柳子厚寓言文学探微》.文津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