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世嫉邪的杰作：柳宗元的《骂尸虫文并序》

湖南省祁阳师范学校唐嗣德

《柳宗元全集》第十八卷《骚》共录骚体文十篇，《骂尸虫文并序》是其中的第二篇，为柳宗元谪永州后所作。

骚，即“骚体”，战国时代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故有“骚体赋”之称。这样，“骚体”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骂尸虫文并序》与楚辞风格十分接近，很难加以明显的区分，所以，有的选本就归在小赋中。

《旧唐书•柳宗元传》认为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侧。”《柳集》百家注《骂尸虫文并序》题下注引韩醇注：“公此文盖有所寓耳。永贞中，公以党累贬永州司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诏补袁州刺史。其后谏官颇言不可用，遂罢。当时之谗公者众矣，假此以嫉其恶也。”这段逸事不见于正史，权作参考。但仔细研读全文，并联系柳宗元的人生理念，可知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全在为自己的坎坷遭遇而发，主要在于愤世嫉邪，为民请命，企图通过惩恶劝善以改良时政，宽惠于民。

感怨刺怼：《骂尸虫文》的创作主体意识

一般说来，诗人用诗来表达心中的情感，抒发喜怒哀乐，同时对社会上的人、事、物表明自己的态度：对美好的加以赞扬，使其发扬光大；对丑恶的进行痛刺，使其脱胎换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刺”手法。通过美刺，可以劝善惩恶，扶正祛邪，从而对时政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作品中“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载恶，力自禁裁。”（王充：《论衡•佚文》)郑玄在《诗谱序》中对美刺的作用分析得更为透彻：“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性情摇荡，形诸舞咏，而且深刻地揭露、强烈地抨击专制暴虐的统治者，他明确指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后来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也莫不如此，所以刘熙载说：“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一以言志。”(《艺概•赋概》)把讽谏与言志并列，作为古人诗赋内容的基本方面。

柳宗元继承了古典诗赋美刺的优良传统，在《骂尸虫文并序》一文中彰显得淋漓尽致，成为讽世嫉邪的力作。

序文简要地说明写作《骂尸虫文》的缘由。道家认为人身中有作祟之神三，叫三尸。《中黄经》曰：“一者上虫居脑中，二者中虫居明堂，三者下虫居腹胃，名日彭琚、彭质、彭矫也。”故三尸又谓之三彭。段成式《酉阳杂俎》“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尸虫平时暗藏于人腹中，监视人的一举一动，每逢庚申之日趁人昏睡时便从腹中爬出向天帝进谗人的过恶以求犒赏，“以是人多谪过、疾疠、夭死”。问题的症结在于：尸虫阴险恶毒，而天帝又昏庸无道，才造成了人间的种种悲剧。“聪明正直”的天帝，却亲近尸虫，听信谗言，使它的诡诈恶行屡屡得逞，还对它加以赏赐。这真是太荒唐！柳宗元认为，作为天帝，应愤怒地杀灭尸虫，使暴虐邪祟不再滋生，让人民安居乐业。但“余处既卑，不得质之于帝”，故“为文而骂之”。

正文紧承序言作深进一层的阐释，用具体的事实、生动的描绘和形象的刻画，把尸虫险恶的用心、丑恶的嘴脸、卑鄙的伎俩、腐朽的本质和罄竹难书的罪孽深刻地揭露出来。尸虫为了残害生命，“不择秽卑”，在人体的要害处藏身。为了进谗殃民，无恶不作，坏事干尽：静听偷看，罗织罪名；“冥持扎牍”，制造祸端；颠倒是非，以耻为荣；“谮下谩上”，心术诡诈；“妒人之能”，幸灾乐祸；告密进谗，鬼鬼祟祟；“为已得味”，以巧售奸。真是“世皆祸之，则惟汝类”。对于这样的害人虫，人们无不切齿痛恨，都企盼“良医刮杀，聚毒攻饵”，使之“旋死无余”。而“聪明正直”的天帝则应该“叱付九关，贻虎豹食”，“将敕雷霆，击汝酆都，糜烂纵横”。只有消灭群邪，清除“害气”，才“乃行正气”、“大道显明”、“厚人之生”。最后以言告神祈福。“尸虫逐，祸无所伏”、“尸虫诛，祸无所庐”。由“骂”而“逐”，进而“诛”，有如解衣剥笋，层层透里，得出只有除恶务尽，才能“下民其苏”、“以受景福”。

这是一篇寓言体的讽世嫉邪的辞赋佳作。全文借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迷信传说做文章，对现实生活中类似三尸虫专以造谣谗毁、陷害贤良为能事的奸佞之徒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这是有感于中唐宦官擅权、奸佞当道的时弊而发的。推而言之，此文是愤世嫉邪，为民请命之作。柳宗元贬永州后，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每每因他们的苦况而痛心疾首。他的《夏夜苦热登西楼》一诗用象征手法写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火晶燥露滋，野静停风威。探汤汲阴井，炀灶开重扉。”面对如此残酷黑暗的现实，一介贬臣要“济世人于水火，解生民于倒悬”，仅仅是一种热望而已，于无奈中只得寄希望于上苍：“莫辩亭毒意，仰诉璇与玑。谅非姑射子，静胜安能希。”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一文中末尾也写道：“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同样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谅察民情，改良政治，让人民大众脱离苦海。

在《骂尸虫文》中，柳宗元历数尸虫的罪孽恶行，陈诉黎民“谪过、疾疠、夭死”的悲惨遭遇，这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刺，痛刺。但是，这种刺常常使仗义执言者受到无妄之灾，参与永贞革新便是一个血的教训。所以，文中不便于直接叫噪怒张，仅以“骂尸虫”淡然化出，以防不测。柳宗元在序中说：“吾闻聪明正直者为神，帝，神之尤者，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飨?”这是从侧面祈求天帝不要纵虫害物。又在文末直接为天帝歌功颂德，天帝一旦祛邪除祸，就会“下民其苏”，“下民百禄”，这是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也是平民百姓的共同愿望。柳宗元在《骂尸虫文》中把尸虫骂得个痛快淋漓，不仅使自己的郁闷借以抒发，使心灵得到安慰，而且关注现实，关心民瘼，蕴含着匡世济时之深情。

心有灵犀：《骂尸虫文》深得楚骚神髓

永贞元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和一批革新派同僚被贬官出朝。柳初贬邵州，途中又加贬永州，过洞庭，溯湘江，浓云压顶，寒雨连绵，追忆身世，感喟万千，遂作《惩咎赋》，以表白自己的忠贞正义，并对世事不公提出抗议，还指斥宦官集团和守旧派官僚破坏永贞革新的罪恶行径。上溯湘江至汨罗江口，驻舟凭吊伟大诗人屈原，写下了情辞并茂的名赋《吊屈原文》，盛赞屈原为了道义而坚贞不屈、义无反顾、以死殉国的崇高精神，直斥当代士风的堕落，对当今从政者不辨政治是非提出了批评。全文借古讽今，亦古亦今，幻为一境，既悼念屈原，又感叹自身，言近而情遥，声长而语悲，可与汉代贾长沙的《吊屈原文并序》媲美。柳宗元至永州贬所后创作的《牛赋》、《解祟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骂尸虫文》、《斩曲己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逐毕方文》、《哀溺文》等篇，都采用屈原《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激人感慨。柳宗元在辞赋方面的成就，卓立于有唐三百年间，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所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柳宗元的辞赋作品之所以能继承楚骚的精髓，是因为他与屈原有着十分相似的政治经历，又同在潇湘的贬谪生涯中始终不愿与世同流合污，对屈原的思想感情自然体会得更加深刻，更加细微。因此，他的辞赋作品喷泻着一种像《离骚》那样的愤激之情、沉郁之气。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时楚国的政治十分黑暗，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美丑错位，正如《离骚》所言：“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幽昧以炫曜兮，孰云察余之善心”，“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糟糕的时局？一是楚怀王昏聩腐败，他听信谗言，拒谏饰非，任人不专，贪利多变，不察不悟。二是围绕在楚王周围而把持政权的贵族集团(党人)，他们结党营私，嫉善害能，极力反对改革政治，对屈原为代表的革新派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屈原在《离骚》中对他们的丑恶行为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阻”，“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他们把楚国搞得乌烟瘴气，危机四伏，楚国就这样灭亡在他们手中。方与圆、忠与奸、正与邪、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势不两立的“异道”，屈原憎恨楚怀王和楚国上层贵族集团，他不仅保持自己的高贵品质，坚持独立不迁的原则立场，而且还对真假、善恶、美丑“申旦而别之”，自己虽然受到诬陷、放逐，但至死不向丑恶势力屈服。他发出铁骨铮铮的誓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不仅表现了屈原对真理的坚定信念，而且也表现了他追求真善美的战斗精神。在哲学上，屈原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观点，在政治上坚持变法革新的政治主张，在美学上坚持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斗争。屈原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熔铸在辉煌的诗篇中，他的诗篇不仅反映了他的时代，而且也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美学思想。

柳宗元和屈原的生活年代相距1100多年，但在坎坷境遇上有惊人的相似。因此，柳宗元在思想与人格上引屈原为同道是十分自然的，不少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可以寻觅步武屈原的痕迹，其辞赋作品尤甚。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选辞赋，莫不拟而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楚辞章句·叙》)而柳宗元因深得屈原辞赋沾溉，成为唐代独擅骚学的第一人。

《骂尸虫文并序》的主导思想，就是对假恶丑的讽刺，对真善美的追求。柳宗元像屈原那样，因“哀民生之多艰”，而以“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横扫黑暗丑恶社会的污浊，打造一个美好和谐的新世界：“群邪珍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尸虫诛，祸无所庐，下民其苏”。这种惩恶惠民的政治理想，自然具有对抗混浊世俗的积极意义。屈原对楚怀王贤愚不分、美丑不辨、祸国殃民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分析：“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均见《惜往日》)屈原痛心疾首，满腔怨愤，但并没有动摇他的爱国感情。在《离骚》中，他“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历举前代圣主明君之事“以刺世事”，其终极目的是对楚国现实政治的关心。柳宗元对“帝”受尸虫蒙蔽而昏庸无道提出了质询：“安有下比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飨?其为不宜也殊甚!”这个“帝”，当影射皇帝及最高统治集团，作为永贞革新重要成员的柳宗元，对他们的胡作非为极为不满，因作文以刺之，这也是“《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杜牧《李贺集序》)的现实主义风格之承续。当然，柳宗元是封建社会的一介贬臣，既有叛逆的一面，又有“忠君”的一面，这与屈原的二重性格又同律合拍：屈原既有批判传统的反叛精神，又是传统的忠君思想的牺牲品。柳宗元因革新而谪贬南荒备受煎熬，但对唐王朝统治者仍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惟帝之功”，“惟帝之德”，一旦皇恩浩荡，就会改变他个人的命运，就会拯救平民百姓于水火。他无法找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因此在被贬的岁月里一直不能摆脱悲剧的阴影。

感今思古：五百年后杨维桢作《骂虱赋》

晚于柳宗元五百多年的杨维桢(1296—1370)，承袭《骂尸虫文并序》的命题、旨意和律法，创制《骂虱赋并序》新篇。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曾作杂文体短赋《虱赋》（亦气而孕，亦卵而成。晨鹥露鹄，不如其生。汝职唯啮，而不善啮：回臭而多，跖香而绝。）晚唐著名文学家陆龟蒙继李商隐之后作《后虱赋》（衣缁守白，发华守黑；不为物迁，是有常德。小人趋时，必有颜色：弃瘠逐腴，乃虱之贼。）他们的虱赋写得十分简略，类似铭箴，意在讽世。《骂虱赋》虽是继《虱赋》和《后虱赋》之后所作，但在深刻的内涵和思想感情上却与柳宗元的《骂尸虫文》同条共贯，一脉相承。

杨维桢生活在元末朝纲紊乱、战祸四起之时。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自称“老铁”。泰定四年(1327)进士，历任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令、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元末兵乱，先后迁居钱塘、苏州、松江等地。曾筑室松江，“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呼侍儿歌自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翩跹起舞”。(《明史·文苑·本传》)他在松江曾游盘龙塘，夜宿普门寺，盗贼乘他不在家将财物尽皆偷去，黎明时家人前往报告，他却仍赋诗不辍，笑曰：“老铁在，这区区长物，又奚足恤!”杨维桢就是如此沉溺声色，浪漫放纵。在元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他故作狂放，借此以保全自身。

杨维桢没有屈原那种“执着不悔”、“知死勿让”的高风亮节，没有柳宗元那种“效忠君王”的清规戒律，也没有儒家那种“谨言慎行”的情性修养，他笑傲权贵，狷直忤物，游戏人生。在封建伦理牢笼的社会里，他是一个超常的特殊人物。杨维桢的诗文虽大都以声色娱情为主调，好驰骋异想，运用奇辞，眩人耳目。但也有愤世嫉恶之篇，如《骂虱赋》一类作品，就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风气的败坏，邪恶奸佞的得势和贵族豪门的不法。

同柳宗元的《骂尸虫文》一样，杨维桢在《骂虱赋》中也是用寓言体来讽世嫉邪。先写虱为害肆虐之甚：“胁未暖席，有物噍身，若芒刺然。已而噍肉皆起瘾疹，十指爬搔不得停，搔讫即成疮瘠”，“狙刺如矢”，“肉斑鳞其成瘭，肤窒栗其生龟”。再写除灭虱之艰难：“脱走如珠”，“追踪捕痕，若亡若存。遁影朽空，灭迹密纹。汤沐所不能攻，掌指所不能扪”。对于这样的恶物，应该彻底消灭。柳宗元的《骂尸虫文》所痛斥的是尸虫，乃作祟之神，并非客观存在之物。而《骂虱赋》则直写吮食血液、传染疾病的昆虫，看得见，摸得着，深知其害。这样由虚到实，且用笔尖利，略无讳饰，极具讽刺力。《骂虱赋》的高妙一招，在于借虱之口，辩白自己只不过是“小毒小臭”，那些“奸法窃防，妨化圮政，剥人及肤，残人至命，阚若豺虎，盩甚枭獍”的贪官污吏，才是“大毒大臭”。这些大毒大臭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况且“毒无已时”，“臭无穷期”，顿使“杨子增愤加怖，涕泗不支”。矛头直指贪官污吏，文辞锋芒毕露，荡气回肠，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屈原的政治理想是“美政”。美政的内容之一，就是构建圣君贤相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他在《离骚》中就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屈原因无法实现美政的理想，便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柳宗元的政治理想，就是兴圣人之道。他在《时令论》中指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而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又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说：“勤勤勉勉，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的“圣人之道”的标准，就是求得政治的完善和解民生之患，概言之，就是佐世利民。

柳宗元和屈原的政治理想及人生信念，有相通相融之处，特别在关注民生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杨维桢的人生理念与柳子、屈子有何异同，本文不作探究。不过可以肯定，在愤世嫉邪、为民请命上，杨子不仅紧跟其后，而且身手不凡，所作《骂虱赋》就是一例，他的《盐商行》、《贫妇谣》、《食糠谣》等诗篇，也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的疾苦和世态的炎凉。

杨维桢的《骂虱赋》和柳宗元的《骂尸虫文》相比较，其痛快淋漓相似，而杨文的现实性更强，笔锋更犀利老辣，态度更加鲜明。之所以有如此差别，是因为时代使然：柳宗元处于中唐，朝政尚未到一败涂地的境地；而杨维桢处于元末，王朝已是分崩离析，无可救药。当然，《骂虱赋》作为《骂尸虫文》的后继和余响，在传承柳骚主体思想的同时，应该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杨维桢在《张北山和陶集序》中说得好：“诗得于言，言得于志。人各有言有志，以为诗，非迹人以得之者也。东坡和渊明诗，非故假诗于渊明也。具解有合于渊明，故和其诗，不知诗之为渊明、为东坡也。涪翁曰：‘渊明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固不同，气味乃相似。’盖东坡诗可比渊明矣。”杨维桢与柳宗元的生活年代有五百年之遥，杨子之志不同于柳子之志，杨子之言不同于柳子之言，他们的诗文面目必各自不同，由于愤世嫉邪这一特定情境中杨维桢与柳宗元相暗合，所以《骂虱赋》才和《骂尸虫文》的“气味”相似。效法古人，“气味”相似即可。若机械摹拟，如出一辙，则为大忌。关于这一层道理，杨维桢在《李仲虞诗序》中说得十分清楚：“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明于此，就会深知《骂虱赋》与《骂尸虫文》既相似又相异的奥秘所在了。

害怕黑暗，就不能迎来光明；姑息养奸，平民百姓就永无宁日。有一位诗人大声疾呼：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太阳就不会升起在东方！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地球也会失去分量！从屈原到柳宗元，从柳宗元到杨维桢，他们以卓越的胆识和纯洁的心灵，写出了经典式的愤世嫉邪、为民请命之作，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邪恶奸佞的横行。屈原、柳宗元和杨维桢是假恶丑的对头，是真善美的歌者，他们所构筑的人格高地，足以让后来人踮脚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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