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完元集》书启类文章初探

永州市浯溪文化研究院唐湘旗

柳宗元（773-819）在短暂的47年中，能直面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各种势力的激烈角逐，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的行列。“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由“超取美显”的朝官而成为待罪南荒的“系囚”，后又被投弃于边荒柳州，先后共14载。柳宗元经历这漫长的痛苦磨砺，终究成为一代思想、文化的伟人。特别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并能成为一家之言，而一举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他的作品内容博大精深，样式繁多几乎囊括一切文学体裁，而且各具特色。诸如书启这类不被人注意的实用文体，他写作的篇篇精品也彰显出了多元化的艺术风格，闪耀着美学理想的光辉。

一、书启体裁说略

《柳宗元全集》卷三十五收录“启”8篇，卷三十六收录“启”13篇，外集卷下收录“启”4篇，外集补遗收录“启”1篇。合计26篇。

“启”，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章体裁，属于书信的范畴。书信有帖、笺、简、札、函、书、启等多种称谓，但“启”不同于一般的书信，而特指官信。这种官信文学样式，通常在官场交往中运用，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

《中华大字典》辞目“启”的义项（十）：诣，官信曰启。《释名释书契》：启，诣也。以启语官司所至诣也。

《汉语大字典》辞目“启”的义项（十）：公文；书信。《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五引服虔《通俗文》：官信曰启。《南史·谢瀹传》：瀹辄代谢胐为启，上知非胐手迹，被问见原。

《辞海》辞目“启”的义项（三）：官信曰启，见《通俗文》。今通称函札曰书启；又作书札白事曰启事。

柳宗元的这26篇“启”，时间跨度为27年，涵盖了入仕前后的各个阶段。这些撒落在柳宗元大半生旅程中的生活碎片，连缀起来可依稀窥见他心灵纠结、命途多舛的轨迹。

柳宗元在严酷无情的现实中被熬煎得身心疲惫，却始终坚持顽强的挣扎，并不放弃坚守的底线。每遇窘迫，他就投书求援解困，虽然难堪，但尚能维护有限的尊严，不至于斯文扫地，颜面丢尽。

入仕前，为登科第而求贤达举荐，作启2篇。在永州司马任上10年间作启最多，共14篇。初到永州，“罪谤交织，群疑当道”，柳宗元的故旧至交几乎与他绝缘。元和四年（809）京兆尹许孟容来信抚慰，他才萌生了“复起为人”的希望。这一时段所写的书启，一方面剖白自己的心迹，另一方面表达急于用世、希求援引的强烈愿望，不免流露出感伤之情和乞援之意，但主导倾向是在为革新事业辩诬，倾诉自身的忠贞并抒发长期受迫害、受压抑的怨愤。在柳州刺史任上作启10篇，其内容和风格与以前有所不同。柳宗元赴任柳州时年已44岁，他经历世事变迁而锐气不值当年，况且他为一州之长的地位，自然削蚀了以往的战斗锋芒，这一时段所作的启以歌功颂德为主题，再一次表明了他反对割据、讨逆伐叛、要求统一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表达了他虽被投弃于边荒小州仍希望经世安民的心愿。

二、思想内容提要

书启作为官场的一种实用文学作品，与作者的处境、心态、诉求诸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十分鲜明。柳宗元的26篇启，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

（一）答谢类（3篇）

1、《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

元和六年（811）四月，户部侍郎、判度支李夷简校礼部尚书、襄州大都督府长史、山南东道节度使，致书抚问柳宗元。柳宗元“庆幸之深，出自望外”，故复信致谢。信中极力称颂李夷简的政绩和威望，并表示“愿为厮役，以报恩遇”的心迹，寻求援手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2、《谢李中丞安抚崔简戚属启》

元和六年（811）四月写给湖南李中丞的感谢信。崔简是柳宗元的大姐夫，元和五年（810）由连州刺史调任永州刺史，未到任就被湖南观察使李众诬以贪污罪，被流放驩州（今越南容市），其家属为湖南李中丞“施之大惠”，“深加悯恤”，才免遭“流散转死，期在须臾”的厄运。对于李中丞的“至仁厚德”，表达了无比敬佩和感激之情。

3、《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

元和六年（811）十月，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给柳宗元来信抚问，柳作此启深表谢忱。柳因永贞革新失败而“陷在大罪，伏匿岭下”，沦为“缧囚”已历时7年。而武元衡却“不遗垢汙，先赐荣示”，柳宗元自然“捧读流涕”了。其真情实感，跃然纸上。

（二）祈请类（3篇）

1、《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

赵宗儒为赵昌之误。元和元年（806）四月，赵昌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五月十五日，柳宗元母卢氏卒于永州龙兴寺。柳宗元事母甚孝，但因“投窜零陵，囚系所迫”，不能奉丧事北归。故满怀希望祈求赵昌代为疏通，成其归葬亡母之愿。情辞凄切，感人肺腑，但求助赵昌的事最终未果。

2、《上湖南李中丞干廪食启》

元和六年（811）四月写给湖南李中丞的书启。是年“恶岁而无廪食”，柳宗元不得已而祈求李中丞给予救助。此启声言自己“处则无列子之道，出则无孟子之谋，穷则去让而自求，至则捧受而不惭”，穷困潦倒如此，实在令人同情。行文曲折吞吐，饱含着贬居南荒的酸楚和乞告于人的难看。

3、《与邕州李城中丞论陆卓启》

元和十四年（819）作于柳州。此启专论“故招讨判官、试右卫胄曹参军”在犯贼李元庆企图夺取一方大权时而“特立不惧，终翦狂暴，以宁师人”的丰功伟绩，但他病故后“有功未报，有善未录”，因此建议新上任的邕管经略招讨使李域奏请朝廷加以追赠和表彰。柳宗元自处逆境，却为正义而谋，充分表现了他的仗义执言、彰善瘅恶的可贵精神。

（三）赞颂类（5篇）

1、《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

元和元年（806）五月左右写给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赵宗儒的书启。文中对赵宗儒任用武都符载为记室一事大加赞赏。符载以才艺志气见称于世，但诸侯“惑于腾沸，环视相让”不敢举荐，而赵宗儒不顾“忌嫉者横致唇吻，”毅然任用符载，终于使“奇宝之有所归”。用人唯贤、可钦可敬。

2、《上严东川寄剑门铭启》

元和元年（806）作于永州。是年正月，西川刘辟反，严砺奉诏讨伐，一举击溃叛军并擒获元凶刘辟，“是阁下之勋力，宜著于万祀而不己也。”柳宗元虽初贬南荒忧戚万端，但还是兴奋不己，遂作《剑门铭》献给严砺并作此启以示祝贺。其忠君爱国之情，历历在目。

3、《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

元和十三年（818）作于柳州。元和十二年（817）裴行立任桂管观察使，是柳州刺史柳宗元的直接上司，过从甚密。柳宗元受裴行立之托作《訾家洲亭记》，歌讴裴行立的卓越功绩。在呈献《訾家洲亭记》时，并附此启。

4、《上河阳乌尚书启》

元和十三年（818）作于柳州。文中赞扬了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在平定藩镇叛乱中的“莫大之绩”，并表明自己对乌尚书的勋烈将“专当具笔札，拂缣缃，赞扬大功，垂之不朽”之心愿。

5、《上宰相启》

元和十四年（819）作于柳州。此启盛赞裴度宰相在五年之内调兵平乱，巩固朝政，维护天下太平的伟业，并表明自己虽负罪拘守柳州却尽力作为以流芳遐迩的夙愿。

（四）请荐类（3篇）

1、《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

权德舆，以奖掖人才而著称于世。贞元八年（792）权德舆被征入朝，官左补阙。柳宗元因连年应进士试未第，是年干谒权德舆，并呈此启以打通“关节”而求驰声成名之资基。文中说当时的情况是“载文笔而都儒林者，匪亲乃旧”，而自己则是“贾艺求售，阒无善价”，面对科场风气之败坏，柳宗元也只得趋附时流，投书献文而乞荐。费尽心思，但终未得到引荐。

2、《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

柳宗元于贞元十二年（796）试博学宏词科，作《披沙拣金赋》，未第。贞元十三年（797）写此启，请求大理卿崔儆抚荐于再举。文中对崔儆知遇之恩深表谢忱，对初试不利极为愧疚不安，认识到要做一番救世济时的大事业，自己的能力还远远不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表明登科第，为鸿儒不是目的，他的理想是实现“行乎其政”、“理天下”的远大目标。

3、《上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

元和四年（809）写给桂州李中丞的请荐信，举荐表弟卢遵担任县丞。先写自己羁留永州的穷厄困辱，在“世皆背去，憔悴旷野”之时，却得到李中丞“明智垂仁，问讯如平生”的厚遇，自然心存感激。再提出“不己之求”，简介卢遵的高贵世系，“其行类诸父，静专温雅，好礼而信，饰以文墨，达于政事”，故恳请李中丞“施泽于遵”。卢遵后为桂州之属邑全义县丞，殆由此荐而得之。

（五）献文类（9篇）

1、《上扬州李吉甫公献所著文启》

元和五年（810）柳宗元将所著“杂文十首上献”给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并作此启。柳宗元处在“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罚”的困境，但时刻以“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为念，故请求李吉甫“以一言而扬举之”，倘若此，“则毕命荒裔，固不恨矣。”乞援之心如此急切，令人感动。

2、《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

元和五年（810）六月二十九日，吕温转任衡州刺史路过永州看望柳宗元，并持示李吉甫抚问手札。柳宗元不胜感激即作此启致谢，“感深益惧，喜极增悲，五情交战,不知所措”等语，形神逼真。结尾的“何以报恩？唯当结草”这一信誓，用“结草”典故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

3、《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

元和五年（810）作于永州。柳宗元仰慕赵宗儒的文章，认为“今之为文，莫有居赵司勋右者”，乃夸饰之语。为“求知于阁下”而献杂文十首，恳请赵相公“还以数字，定其是非，使得存于世”，交代了写此启的缘由。自述“以废逐伏匿，获伸其业，类于向者，若有可观”的失中有得，乃“穷而后工”之意。

4、《上江陵严司空献所著文启》

元和六年（811）作于永州。是年三月，尚书右仆射严绶出任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尹。柳宗元明知严绶是当年永贞革新的反对派，却不得不以世旧关系将“杂文七首”谨献给严绶，希望得到他的怜悯与同情，并恳请助解囚籍，以蠲除“缧绁之辱”，字字句句，不胜凄恻。

5、《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

元和六年（811）作于永州。柳宗元钦慕李中丞“以文章升大僚，统方隅”，而自己也“独好为文章”，为能得到“大君子顾视”，于是将近作及在京时所写的文章三卷四十三篇呈献给李中丞，并附此启，希望得到李中丞的了解、同情和援助。

6、《上岭南郑相公献所著文启》

元和七年（812）作于永州。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郑絪，在给永州刺史韦宙的信中对柳宗元的情况作过存问，得到“相国垂愍”，使柳宗元“快心畅目，不知所喻”，于是奉上“杂文三十六首”及此启，望其收抚奖励。

7、《上斐晋公度献唐雅诗启》

元和十三年（818）在柳州刺史任上作。年初，闻去年十月平淮西后，作《平淮夷雅》两篇，其中的《皇武》颂扬宰相裴度督师平定吴元济叛乱之功，此启就是将该雅诗敬献给裴度时所写。文中将宰相裴度与周、汉二宣中兴时的权臣相提并论，再次赞扬“相公天授皇家，圣贤克合，谋协德一，以致太平”的伟业。

8、《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

元和十三年（818）作于柳州。柳宗元《平淮夷雅》两篇中的《方城》，赞扬了李愬雪夜入蔡州、一举捣毁敌巢、擒获叛逆元凶吴元济的光辉业绩。此启即向李愬献雅诗时所写。文中将李愬比作周宣王时的名臣召虎，充分肯定了他在“今天子中兴”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柳宗元“身虽陷败”，但他还以“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为志，其积极用世的心愿令人敬佩。

9、《与卫淮南石琴荐启》

卫淮南即淮南节度使卫次公，卒于元和十三年（818）十月，此启当在柳州作于卫次公去世之前。卫次公善于弹琴，故柳宗元投其所好而献石琴荐。“上奉徽音，增响亮于五弦，应铿锵于六律”，一瓣心香盎然可见。

（六）庆贺类（3篇）

1、《贺裴桂州启》

元和十四年（819）作于柳州。元和十二年（817）裴行立任桂管观察使兼桂州刺史，带御史中丞衔。裴行立任桂管观察使时，是柳州刺史柳宗元的直接上级，彼此交往甚密。淮西已平，裴行立荣获封赠，柳宗元以启恭贺，热烈颂扬裴行立的大孝、盛德、积善之殊勋。

2、《答郑员外贺启》

元和十四年（819）作于柳州，此启疑是原文的一段。郑员外，爵里不详。启中所言“李师道三代受恩，四凶负德”，所贺即破东平事。

3、《答诸州贺启》

元和十四年（819）作于柳州。诸州，指岭南道桂管所辖的桂、梧、贺、柳、富、昭、蒙、严、融九州。东平既破，天下太平，九州刺史“率士欢抃，庆贺难胜”。盘踞在东平的藩镇军阀李师道所发动的叛乱被平定后，柳宗元另有《柳州贺破东平表》、《为裴中丞东平赦表》等文表示祝贺。

三、艺术特征拾零

不同体裁的文章，在表达方式和艺术手法上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

魏主学家曹丕把古代文体分为四大类：奏议、书论、铭诔、诗赋。他在《典论·论文》中对每一种文体的写作要求作了中肯的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里的“雅”是指奏议应该运用好经典，“理”是指书信和论说应该条理畅达，“实”是指铭诔应该信实不浮，“丽”是指诗赋应该讲究藻饰。

为了达“理”，柳宗元的书启在艺术特征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间意赅

启作为官信，是写给达官显贵们看的，针对这种特殊对象，启的行文自然要倍加斟酌。言简理尽，遂成王言，以成所愿。这是写书启的要诀。启与一般书信的区别，首先在于篇幅的简短，做到惜墨如金。一般书信不受篇幅的限制，可以随心挥洒，娓娓道来，动辄千言，容许原原本本地记叙事实和淋漓尽致地抒发胸怀。而启则是秉笔直书，言其要旨，就必须咬文嚼字，写得精炼而质实，往往寥寥数语，形神就毕现于尺幅之上，读来令人感动，从而达到求而有应的目的。柳宗元的这26篇启，一般在300字左右，最长的《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也不过1000余字，最短的《答诸州贺启》仅有43字。这些启虽短，但结构严谨，含蕴深厚，气势畅达，辞气过人。

（二）情真意挚

书启的写作并非出自宿构，一般是随事敷文，直抒胸臆。特别是乞援一类，重在感情真实自然，做到以情动人。当对方透过书启看到窘困甚或痛苦时，才会鼎力一助。痛苦作为一种生命现象，一直贯穿于柳宗元的后半生，也一直贯穿于他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而书启也不例外。在《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中，历叙丧母后的悲哀，希望得到赵宗儒的救助而能得以归葬亡母北移善地。“投窜零陵”、“亲故遗忘”、“饘粥难继”、“恻然见哀”等语，言辞十分悲切，极具动情力。在《上裴晋公献唐雅诗启》中，“振发枯槁，决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发”等语，则袒露了报国弼时的胸襟。在《上宰相启》中，既盛赞宰相裴度调兵平乱，确保国家安宁的丰功伟绩，又表明自己虽“拘守荒服”，但要“尽力于缣�r”，“流芳于遐迩”，忠君爱国之赤诚力透纸背。

（三）含蓄深沉

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而顷刻事败，由朝廷显官而沦为远州的“系囚”，这时的文章（包括书启）写得曲折吞吐，多酸楚哀怨之音。有话不直说，执意不挑明意图，这是一种隐的手法。隐则虚，虚则包孕着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面躲藏着相当的灵活性，技巧、心计、方略均在其中，可收到韧刀般的效果。《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中赞颂赵宗儒“直道之所行，义风之所扬”的施政用人品德，就有恳求引荐的弦外之音。《与卫淮南石琴荐启》末尾云：“沉沦虽久，提拂未忘，倘垂不撤之恩，敢效弥坚之用。”表面上是敬请笑纳石琴荐之意，而真正本意是乞请卫次公伸出援手以改变自己被远斥南荒之困境。在盛唐时期，文人欲求高官巨卿引荐，往往采用投诗干谒的手段，如李贺谒韩愈，孟浩然上张九龄丞相，朱庆余上张籍水部郎中。柳宗元权钱皆无，自然耻于俗进，但又不愿屈膝媚上，无奈之际，于是效法李贺诸公，向当权者投诗、投文、投物便成了不失面子的雅求。这类书启十余篇，一则倾吐胸中积郁，再则是乞援以重出，可谓用心良苦。

（四）文采斐然

柳宗元的书启，不仅注重载道，内容警醒，而且注重修饰，富有文采。这些书启多有抒情散文的意味，选用多种修辞格和骈文手法，艺术上更加自然洗炼，雅而有致。在《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中用“行不拔异，操不砥砺，学不该广，文不炳燿”这一排比句式，来谦称自己的浅薄。用“不鼓踊无以超泥涂，不曲促无以由险艰，不守常无以处明分，不执中无以趋夷轨”这一排比句式，来申述自己请求提携的理由。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用“德足以仪世，才足以辅圣，文足以当宗师之位，学足以冠儒术之首”这一排比句式，来盛赞崔儆为“贤达之表”。至于对偶句，几乎每篇都有。而《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全用骈文写作，如在表述自己作启献文及收到对方回信的感受时写道：“昨者踊跃残魂，奋扬蓄念，激以死灰之气，陈其敝帚之辞，致之烟霄，分绝流眄。今则垂雾在手，清风入怀，华袞滥褒于赭衣，龙门俯收于坎井。藻镜洞开，而秋毫在照；文律傍畅，而穿谷生辉。化幽郁之志，若觌清明；换兢危之心，如承抚荐。”句式整齐，声韵和谐，富有感染力。

柳宗元的书启，因限于容量而不可能对重大题材作详细描述或反复论析，但对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宜或不屑写的内容一一道出，从中折射出世事的沧桑和对时代的感悟，这就可补正史之失。同时，柳宗元的书启注意句法章法，通过艺术提炼而构成美学精品，这是一般书信作品无法企及的。因此，柳宗元留下的这些书启，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学遗产，足资后人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柳宗元. 柳宗元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孙昌武. 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张国光等.古代短简三百篇[M].武昌: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4]吴文治等. 柳宗元大辞典[M].合肥:黄山书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