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敌戒》与美国人的“敌癖”

——畅销书《中国梦》中的柳宗元

李鼎荣[1] 陈军屹[2]

众所周知，“中国梦”是一个热词。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撰写的《中国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畅销书。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出版，路透社、BBC、《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等众多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中国梦》的主旨是“道路决定命运，梦想推动复兴”，主要阐述中国的目标、道路及自信力。刘明福是一名国际战略家，著有《军魂论》、《富国强军》、《解放军为什么能赢》等多部著作。刘明福擅长以国际视野、国际眼光、世界格局、世界趋势看待和分析中国问题。在《中国梦》中，“中美博弈”是全书的重要内容、重要篇章。在论述中美博奕、美国国家性格时，刘明福特别提到了唐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柳宗元的名篇《敌戒》，将柳宗元的“敌戒”思想作为理论支点，不仅全文引用《敌戒》并附译文，而且将“柳宗元的《敌戒》与美国人的敌癖”作为一个小标题置于全书目录，引人注目，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学识和独特的视角。

在美国有一句格言：“没有一个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美国。”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美国的战略文化，就是制造“敌人”的文化。美国必须不停地寻找“敌人”，不停地疾呼“威胁”，不停地渲染“危机”。

美国为什么需要敌人？美国按照什么标准选择敌人？美国如何有效地利用敌人？美国如何战胜敌人？这些内容构成了美国战略观中的“敌人观”，也形成了美国战略思维的一个经典传统。而中国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对“敌人观”早有深刻论述。但是，美国的“敌人观”与柳宗元的“敌人观”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美国的“用敌”艺术

1981年1月20日，共和党人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对苏联的定位上，将苏联明确定位为“敌人”，而不是简单的“战略竞争者”。里根认为，苏联是世界邪恶的焦点，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必须采取战略进攻，才能够遏制苏联扩张，保证美国安全。美国以苏联为敌，赢得了胜利，获取了红利，尝到了甜头。

1993年末，克林顿总统曾经脱口而出地说：“啊!我想念冷战。”想念冷战，就是想念敌人，想念那个有敌人的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敌人，克林顿总统感到失落。

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冷战结束时说：“国家是需要敌人的。一个敌人没有了，会再找一个。”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敌国，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敌人，在冷战中又与苏联为敌。到了一定时候，又会宣告其他潜在敌人的存在。”

美国的政治家和专家们好像“寻宝”一样热衷于“寻敌”。“敌人”，对于美国的价值是什么呢?

1．有敌人，就有挑战和竞争，就有动力。半个世纪的冷战，由于有苏联这个强大的敌人，给美国的发展以极大的动力和刺激，双方在生死对决中，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迫使其拼命发展和进步。在苏联解体以前，一些美国权威人士就充分肯定冷战的功绩和苏联这个敌人对于美国的贡献：“苏联曾经是有用的敌人。美国相信，不仅要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竞赛，还要和苏联的成就竞赛。现在看来仿佛是一种奇思异想，许多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把两种制度的竞赛锁定为一种显示优越性的竞赛。没有苏联的空间计划，美国人就不可能登上月球。”由于冷战这种近似临战态势的不断持续，刺激了国防工业，“造就了美国尖端技术”。

2．有敌人，美国就能够有效团结和凝聚国内。还在1991年9月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就发出了对于冷战的感叹：“对于美国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只有外部的各种挑战可以使它团结起来。”美国通过树立一个“大敌”，造成“大敌当前”的局面，就能够“临大敌以令万众”，营造“同仇敌忾”的国家气氛，有效地团结内部、凝聚各方，保持和增强美国领导集团的权威性和号召力。美国在外部寻找敌人，是为了在内部凝聚自己。寻找和树立敌人，成为美国一个治国安邦的方略。

3．有敌人，才有军队与军工集团的特殊利益。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尼特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购买的所有敏感的高科技军事能力，实在需要一个敏感的高科技敌人，对不对?‘冷战政治家’说：绝对是这样的，如果俄罗斯变得实在不堪一击，见鬼，我们就和中国干吧。”可见，美国需要敌人，是因为五角大楼需要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是因为五角大楼需要保持在联邦预算中的军费份额，是因为只有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才能够为五角大楼维持一支以打超级大国战争为主要目的的军队提供理由。用一句调侃的话来说，没有敌人，美国军队和美国军工集团吃什么、赚什么?有敌人，才有利益。

4．有敌人，才能够号令诸侯，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际上把影响美国霸主地位的崛起大国定性为“敌人”进行遏制和讨伐，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就能够通过有效遏制崛起国家而保持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二是在西方国家内部，把美国的敌人说成是西方世界的共同敌人，由美国举旗帜，做盟主，组织和加强联盟，发号施令，把西方国家也都捆到美国的战车上。

美国的“选敌”标准

美国选定敌人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但主要看两点。

1．意识形态标准。对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就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能够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以使人相信的威胁。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哪一个国家可能是这样的敌人。

美国在对德国、日本、苏联的定性上，都坚持了意识形态标准。20世纪美国对德国、日本、苏联的战争和冷战，一个基本的根据就是认为这三个对手都是反对美国信念的主要原则的国家，由于它们反对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以它们是美国的“敌人”。

 2．力量标准。就是把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发展速度快、最有实力和潜力、有趋势挑战美国的国家找出来，作为美国的敌人来对付。这样的国家，就是那些新崛起的国家。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崛起者就是竞争者、挑战者、敌对者。冷战末期及冷战后，日本曾经成为美国“对手”名单上的首选对象。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写了几十本著作以及上百篇立论严谨的文章，试述即将到来的日本和美国的冲突。但是后来由于日本经济失去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便从潜在的敌人名单里把日本排除出去。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所1997年的报告认为，“潜在的地区对手，现在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具有这一条件，印度在今后10年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地区军事强权。后来，美国又一度回过头来把俄罗斯当做主要敌人候选者，但是转念一想，俄罗斯虽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是因为它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国内动荡不定，社会结构七零八落”，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主编吟里斯的话说，俄罗斯“只不过是个受伤的野兽，是一个正在为成为民主国家而努力的前超级大国”，在短期内对美国不会构成威胁。1997年以后，美国选来选去，最终还是锁定中国，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向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提出挑战，美国“必须以敌对态度同中国交往”，否则就等于“绥靖”、“姑息”。

按照美国“选敌”的标准，中国是绝对符合条件的“敌人”。由于中国既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不同，又是大国崛起中最有潜力的一个国家，因此在美国“选敌”的政治游戏中，在美国选敌的花名册上，就只能高居榜首、稳居一号了。

亨廷顿为“孤独的美国”悲哀

美国的“选敌”思维和“造敌”思维，使自己“全球树敌”，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国家。亨廷顿指出：美国官员“赞美美国是仁慈的霸主”，把美国标榜为“第一个非帝国主义式的超级大国"。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国领导人一贯声称它是代表‘国际社会’的。可是他们心目中代表着哪些国家呢？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还是阿拉伯世界？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非洲？拉美？法国？而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又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所在社会的代表呢?在大多数问题上，美国所代表的社会，充其量也只是它那些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兄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许多问题上，代表德国和一些欧洲的民主小国；在中东问题上有以色列；在实施联合国决议方面有盟友日本。这虽然都是一些重要的国家，但是它们远远够不上全球性的国际社会。”“通过一个又一个问题，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处于孤立的境地，同党寥寥无几，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形成对立。……那些视自身利益与美国利益相辅相成的国家越来越少。这至少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成员国的核心构成中是这样。在冷战最初的10年间，格局是4：1，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四个国家联合对付苏联。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后，格局变成了3：1，中国处于一个游移的中间位置。而现在却变成了2：1：2，形成了美国和英国两国对中国和俄国两国，而法国则处于中间位置的局面。”“在1997年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报告指出，至少有拥有世界人口2／3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阿拉伯、穆斯林以及非洲国家——都把美国看作是它们社会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外来威胁。……日本公众在1997年曾经把美国列为仅仅次于朝鲜的第二大威胁。”

善于制造“伟大敌人”的美国，已成为一个孤独的美国，悲哀的美国。美国的伟大，已经不能通过制造伟大的敌人来实现和保持了。

“中美联盟”：出现在美国的新思维

美国不能靠“树敌”保持霸权，而是要靠“交友”推动国家发展，这是越来越多美国人的认识。美国有识之士甚至提出“中美联盟”的设想。

2006年6月26日，美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托马斯·巴尼特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演讲上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美中战略联盟”，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想。

托马斯．巴尼特说：“美中建立联盟关系，对双方有益。”  “现在的美国正如同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一样，在看待当今中国崛起问题上，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是像20世纪初英国看美国一样，将之视为上升的强国，并且平静地予以接受：还是将其视为上个世纪的德国，即全球战争的根源。通过和美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英国最大限度地保存并且发展了自身的国力。”“美国已经处于经济逐渐衰弱的时期，尽管其军事实力依然强大。如果美国要用军事实力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就应该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盟。这种战略联盟关系将对中国十分有利，所以中国也应该支持建立这样的联盟。”“但是五角大楼不会赞成建立中美战略联盟，因为他们需要将中国作为美国保持强大军力的借口。在‘9·11事件’后的3年中，五角大楼对中国的关注减小了。因为在这期间，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但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问题又被摆到了桌面上。实际上这是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争夺国防预算而采取的策略。因此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更需要中国这一假想敌。”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极为重要。只要中美携手，谁也破坏不了全球化进程，但如中美发生战事，全球化一天之内就会遭到重创。美国将能够在中美战事中保住自己在全球化的生存权，但是中国却不会。我认为，现在中国和美国两国领导人都还没有预见到中国和美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已经属于不可避免。我给美国领导人的忠告是：中国的第五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将会完全不同。第四代领导人受‘文革’影响待在国内，但是第五代领导人将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的留美学生中产生。我的建议是，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将会更加富有智慧，更了解全球化，对美国也更友好。因此，美国领导人必须变得更加高明才能够与中国合作。”       不管托马斯·巴尼特提出的“美中建立战略联盟”设想，在美国主流社会有多大的支持度，在现实中有多大可行性，毕竟是从美国社会发出的一种开创性的呼声，是美国战略界思想解放的一个积极表现。

柳宗元的《敌戒》与美国人的“敌癖”

一个国家由于有敌人的存在，会使这个国家保持警惕，富有朝气。而敌人消失，没有了对手和警钟，没有了竞争和挑战，反而容易懈怠松弛，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中国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曾经作《敌戒》一文，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道理。

敌戒(原文)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

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驰驰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猛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

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之今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瘠。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如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做戒诗，思者无咎。

敌戒(译文)

人人都知道敌人有作为自己仇敌的一面，却不一定懂得对自己还有有益的一面；人人都知道敌人对自己有危害的一面，却不一定懂得对自己还有有利的一面。

秦国有六国为敌，因此能够兢兢业业，使国家强盛起来；六国已经除灭之后，秦朝骄傲自得，不久就灭亡了。晋国军队大败楚军于鄢陵，晋国大夫范文子感到忧虑。晋厉公不考虑范文子应知戒惕的意见，越发骄横，搞得全国上下冤声沸腾，最后被人杀死。鲁国大夫孟孙速憎恨大夫臧孙纥，孟孙速死后，臧孙纥感到忧虑；臧孙纥去孟孙速家里吊丧，哭得很悲伤，说孟孙速憎恶我，这就好像是能够帮助我治病的良药，现在孟孙速死了，没有了药物，我也活不长了。

明智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最终还可能遇到危害；何况当今某些人根本不去思量这个道理呢!敌人存在就害怕，敌人没了就得意忘形，解除戒备，自满自足，这恰恰会造成更大的祸患。敌人存在，能够提高自己的警惕，可以免除祸患；敌人不存在了，思想懈怠，反而会招致错误。能够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他的德行就会光大，名声就会远扬。能够预防疾病的人，才能够长寿；自恃强壮的人，容易死于暴病；纵情逞欲而不知警戒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混蛋。我写下这篇《敌戒》诗，能够思考其中道理的人可以免除过错和灾祸。

《敌戒》这篇短文，144个字，精辟阐明了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敌人的存在虽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有很强的敌情观念，能够以敌为戒，常备不懈，奋发图强，就能够转害为利。如果在失去对立面以后，就忘乎所以，必定招来无穷祸患。作者强调了忧患意识的重要性。

柳宗元的《敌戒》，揭示的是一个政治辩证法，就是在有敌国的时候，要以敌为戒，常备不懈，而在敌国消失以后，也不能忘乎所以，思想懈怠，这样才能够在有敌和无敌的时候，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柳宗元的《敌戒》和美国人的“敌癖”完全不同。美国人的“敌癖”思想，是一种为了保留对立面以激励自己而故意和人为制造敌人的实用主义，是为了适应美国的政治需要，把本来不是敌人的国家非作为敌国来定位，来对待，来使用。

没有伟大的敌人，也有伟大的美国

美国是一个没有敌人就不能发展的国家，是一个没有伟大的敌人就不能伟大的国家。所以，寻找伟大的敌人，制造伟大的敌人，就成为美国保持伟大的首要战略任务。一旦找不到伟大的敌人，一时找不到伟大的敌人，美国就会出现“战略恐慌”，美国的“敌人缺乏症”就会加重。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必须要锁定一个敌国，让这个国家在“敌人”的岗位上，为美国的伟大发挥作用，做出贡献。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但是，忧患意识不是人为的“树敌”意识。一个国家要有敌情观念，要看到自己的敌人，但是，这个敌情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这个敌人必须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如果所使用的敌情是虚构的，如果所针对的敌人不是真正客观存在的敌人，而是按照主观需要所指定的敌人，这种以“主观敌人”代替“客观敌人”，“没有敌人而硬造敌人”，“把本来不是敌人的逼成敌人’’的思维和行为，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害世界。

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主流的时代，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仍然有竞争关系，就有对手关系，大国间的对手关系无须讳言。但是，“对手”不等于“敌手”，“对手”不等于“敌人”，“战略竞争者”不等于“敌手和敌人”。

没有一个伟大的敌人，就没有一个伟大的美国，这在美国以往的历史上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是，美国的这样一条靠伟大的敌人来保持伟大的美国的成功之路，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不但没有美国的伟大，而且只会有美国的孤独和衰落。美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拐点，那就是要走开一条“没有伟大的敌人，也有伟大的美国”的新路子，美国要学会在没有伟大敌人的情况下，也能够建设伟大的美国。这是美国战略创新的一个重大而崭新的课题。

柳宗元被畅销书《中国梦》的作者用来解读国际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这种解读是成功的，为全书增色，使《中国梦》更具人文精神、人文气息。一方面说明中国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另一方面说明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唐代的柳宗元，可以古为今用，柳为今用，可以以其思想资源审视、分析时代问题、现实问题、战略问题、国际问题，这是柳宗元的价值与魅力所在，也是柳宗元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