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以排比句“三不得”（“不得与于厮役”、“不得效薄伎于前”、“思欲一日伏在门下而不可得”）与“四用之”（“用之郊报”、“用之经邦”、“用之文教”、“用之武事”）为主要结构，语气一致、语势强烈，有很好的修辞效果。

而《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则是骈文。首先，它以四字加六字（或五字）为对仗。比如，“藻镜洞开，而秋毫在照。文律傍畅，而寒谷生辉”；“化幽郁之志，若觌清明。换兢危之心，如承抚荐”；“倾心积念，长悬星汉之上。流形委骨，永伦魑魅之群”，等等。一言以蔽之，“雅而有致”[1]。

其次，典故较多。如“医门（医院）”，出自《庄子·人间世》； “兰室（雅居）”，见《孔子家语·六本》；赭衣（囚衣），从《荀子·正论》来；坎井（废井），用《庄子·秋水》语；寒谷（深山），源于南朝·梁刘孝标《广绝交论》。

五

元和四、五年间，柳宗元写了不少信，比如，《与裴埙书》、《与萧翰林俛书》、《与李翰林建书》、《与杨京兆凭书》、《寄许京兆孟容书》等，都是散文。而把骈文用在李吉甫身上，我想，不外以下几点理由：1、“启”是上行公文。查刘勰《文心雕龙》，有《奏启》篇。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启”，与今日之请示、报告一样，是上行公文。而四六文体，最适合它了。但是，问题在于，《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形式上是公文，难免空话、套话[2]，而内容上则为私信，必有真情流露，这就让我们读出其鲜明个性[3]。2、两《启》异同。既然“启”，应以骈文写，那么，为什么《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不是？我想，柳宗元“贡书编文”的目的，在试探、看李吉甫的反应，即，有无“扬举”的可能性；而《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则是，在已获肯定的前提下，倍加珍惜、表个人诚意的。3、柳宗元与李吉甫不熟。为什么要试探，又成话题。我想，原因很清楚：柳宗元与李吉甫不熟。这从“三不得”可以看出，即，或是代沟、或是无缘、或是错失、或是迟误。总之，面生、怯生，使柳宗元在《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中，只能用两个排比句。4、李吉甫能读懂。尽管《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是一封有感恩内容的私信，但，存在大量典故。李吉甫能读懂吗？看历史：李吉甫父亲李栖筠，是天宝七年（748年）进士[4]；他自己，没有登科，却在元和元年（806年）49岁时，知制诰；元和二年（807年）50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领史馆。因此，柳宗元所说“擅（长）文雅（文章）”、“藻镜（品鉴）”、“文律（文字的音韵）”等，当非虚言。

六

李吉甫的名字，能够传留下来，与“牛李党争”分不开。《旧唐书·李德裕传》：“初，吉甫在相位时，牛僧孺、李宗闵应制举直言极谏科。二人对诏，深诋时政之失，吉甫泣诉于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贬”。告诉我们，早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5]、李宗闵[6]为首的“牛党”，已与李吉甫结下仇怨；元和九年（814年），李吉甫死后，其子李德裕[7]与牛党更水火不容，史称“李党”。自始至终，经宪、穆、敬、文、武诸朝、历四十年。从文献看，柳宗元没有介入，但倾向于牛党[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