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血缘与心灵之交融

——论柳宗元对柳下惠的接受与转变

湖南科技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肖献军 潘雁飞

一 “得姓始祖”与柳宗元的大族意识

唐代是一个重门第的朝代，世家大族虽不及魏晋时强大，然也决不至于衰落，一个好的姓氏会给文人带来无尚的荣耀。虽经唐太宗《氏族志》到武则天的《姓氏录》，士族地位似乎下降了，然而那些出生于世家大族或与世家大族稍有联系的人并不认为如此，《姓氏录》颁布后，舆论哗然，许多士人将其贬称为“勋格”，以被录入为耻。时人以娶得世家大族女子为荣，其实也是因为门第的缘故。

柳氏家族，在唐时为大族。元稹在《赠左散骑常侍河东薛公神道碑》中说：“（薛）与裴氏、柳氏为河东三著姓。”^[1]262柳宗元自己在《与杨京兆凭书》中写道:“且柳氏号为大族。”[1]（卷三十)其《潞州兵曹柳君墓志》载: “吾之先，自魏已来，为宰相者累世。”（外集补遗）。又《祭从兄文》曰:“呜呼，我姓婵嫣，由古而蕃，钟鼎世绍，圭茅并分。至于有国，爵列加尊。联事尚书，十有八人。”（卷四一）顾亭林总结说：“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2] 101}

而柳下惠就是这个家族的得姓始祖。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柳氏之先,自黄帝历周鲁孝公子夷伯展孙无骇生禽，为魯士师，谥曰惠。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3]1415《新唐书》卷七三载:“柳氏出自姬姓。鲁孝公子夷伯展孙无骇生禽,字季,为鲁士师,谥曰惠,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4]2835唐林宝《元和姓纂》:“周公孙鲁孝公子展，展孙无骇，以王父字为展氏，生禽，食采柳下，遂姓柳氏。” ^[5]1095柳宗元在多篇碑志祭文中都提及其柳下惠,兹录如下：

《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柳氏自黄帝、后稷降于周、鲁，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载在《左氏》内、外传及《太史公书》。”（卷八）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柳氏之先,自黄帝历周、鲁,其著者无骇,以字为展氏,禽以食采为柳姓。厥后昌大,世家河东。”（卷十二）

《万年县丞柳君墓志》：“系自周、鲁，后得柳姓。”（外集补遗）

……

从柳文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对柳下惠之前的先人一笔带过，因为这些人与其说是柳氏家族的祖先，还不如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因而对柳氏家族影响也并不大。而对于柳下惠则倾注了较多的笔墨，柳下惠是个怎样的人，大多数人熟知的是其“坐怀不乱”之事，但据今人考证，“坐怀不乱”实为子虚乌有之事。不过，柳下惠本人在先秦时代是个影响较大的人，本人虽并未留下文字，然诸多文献对其生平事迹所载较详：

《列女传》：“妻曰:‘无乃渎乎?君子有二耻:国无道而贵，耻也;国有道而贱，耻也。今当乱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为彼，我为我，彼虽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与之处，仕于下位。”^[6]75

《战国策·燕策三》:“柳下惠吏于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与故国尔’。”^{[7] 1123}

《国语·鲁语上》：“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8] 154—155}

《左传·僖公26年》:“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9]439-440

《吕氏春秋·审己》：“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10]209-210

柳下惠生于公元前720年，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然而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孔子就曾“数称……柳下惠”^{[11] 2186}，他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其思想核心“仁”就是从柳下惠发展而来。《国语·鲁语上》载，臧文仲令国人“祀爰居”时，对这种行为提出了批评:“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故刘逢禄在《论语述何》中说：“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孟子也称其为“圣之和者也”^[12]672。并且为先秦“四圣”之一。赵歧在《孟子·万章下》注中说“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为足以配于圣人。”后世因此称柳下惠为“和圣”。

作为柳氏家族的得姓始祖，柳下惠具有崇高的声望。当一个姓氏具有了核心凝聚人物并因此产生强大凝聚力量的时候，就会对整个姓氏成员形成道德约束力。具有和圣之称的柳下惠，无疑对柳姓成员产生了重大影响，柳氏家族在唐代能成为河东大族，与柳下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这种影响对柳宗元也是巨大的，柳氏家族在初唐时达到鼎盛，仅高宗一朝, “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送澥序》)然而，武则天时期，柳氏家族遭受了重创，柳奭被诛,“子孙亡没并尽。”(《旧唐书·柳亨传》)“遭诸武,已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数十岁乃一人。”(《送澥序》)。因而，这种大族观在给柳宗元带来一定荣耀时，也给柳宗元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特别是当其遭受贬谪之后，“辱先”之责时时折磨着他的心身，怎样摆脱贬谪之处境，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是柳宗元在贬谪之地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 “三黜”与柳宗元贬谪经历

柳下惠在人生遭际上与柳宗元极为相似。《论语·微子》曰：“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卷九）《荀子·成相》曰:“展禽三绌”。《战国策·燕策三》：“柳下惠吏于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日:‘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于故国尔。’”《列女传·贤明》、《风俗通·别卷》等也有类似的记载。至于柳下惠何以遭三黜，后世文献没有详细的记载，清宦懋庸《论语稽》引《劝学录》语:“岑鼎之征，鲁君欲以庸，惠必以真，鲁君于是乎黜之。爰居之止，臧孙以为吉，惠以为灾，文仲于是乎黜之。僖公之跻，夏父弗忌以为明顺，惠以为不祥，弗忌于是乎黜之。是之谓三黜也。”(程树德《论语集释》转引)虽为推测之词，却揭示出了柳下惠遭受贬谪是由于直道原因。李充说:“举世丧乱，不容正直，以国观国，何往不黜也?”孙绰也云:“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虽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无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皇侃《论语义疏》转引）

柳宗元也经历了类似于柳下惠的经历。贞元九年，柳宗元登进士第，时年二十一岁；贞元二十年，柳宗元三十二岁，开始与王叔文、王伾、刘禹锡、韩泰等人交结。《资治通鉴》载:“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13]7603永贞元年，甲子，顺宗御丹凤门，大赦天下，推行新政。“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13]7609新政内容包括罢宫市五坊使及冗食者、出宫女、取消进奉、打击贪官、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除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等。可以说，革新者对当时的弊政了解得很清楚，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顺宗身处病中，革新者又过于冒进，试图对各方面弊政作彻底改革，因而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遭致了许多人反对，革新迅速走向失败。但顺宗是宪宗的父亲，而宪宗在历史上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自然要把一切革新功劳归之于自己父亲。而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曾经反对立宪宗为太子，宪宗对他们恨之入骨，故不惜把所有罪过都加在革新派身上。柳宗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贬谪的。据《旧唐书·宪宗纪》载：“（永贞元年九月）……（冬十月）壬申，贬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以交王叔文也。……己卯，再贬抚州剌史韩泰为虔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台州司马，邵州剌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朗州司马，池州刺史韩晔饶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郴州司马，皆坐交王叔文。初贬刺史，物议罪之，故再加贬窜。”^{[14]412、413}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14] 418}从永贞元年九月到元和九年十二月，柳宗元一直处在永州司马任上。他在《起废答》中说:“柳先生既会州刺史，即治事，还，游于愚溪之上。……黧老进曰:‘今先生来吾州亦十年，……然而一废不复。’”（卷十五）《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中也写道：“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卷四十二）柳宗元奉诏归京后不久，“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13]7708-7709}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也载:“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15]512柳宗元这次是出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柳宗元卒于柳州刺史任上。韩文又载，柳宗元“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 。^[15]514《刘禹锡集》卷一九《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记》:“不用，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某，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16]236-237柳宗元由永州司马改柳州刺史，从表面上看品秩上升了，但与永州相比，柳州地处更僻远，因而实则与贬谪无异。柳宗元在《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中说:“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殒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卷三四）可见，柳宗元本人也把任柳州刺史当做是贬谪生活的延续。

由于柳宗元和柳下惠在遭遇上的极为相似，故柳宗元对柳下惠接受不仅仅只是他是柳氏家族的开创者，更多的是二者是同路人，都是因为直道而受贬谪。柳宗元把柳下惠看作是与贾谊和屈原同类之人，这无形中拉近了柳下惠与他的距离。柳宗元多次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柳下惠，《送从兄偁罢选归江淮诗序》：“昔吾祖士师，生于衰周，与道同波，为世仪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称之。遺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孟子赞之。”(卷二十四)。在直道遭贬这一点上，应该说柳宗元和柳下惠是相同的，柳宗元之所以在诗文中屡次提到柳下惠，也是这方面原因。然而，与柳下惠相比，贬谪原因相似，但贬谪心态却有较大不同。柳下惠遭黜后，还能“油油然与之处，仕于下位。”身处下位，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在自己职位上做好本职之事，不计较个人名誉之得失。其获“和圣”之称，与其身处厄境而心态平和有一定关系。柳宗元在直道受贬上与柳下惠获得了共鸣，但柳宗元是一个事功心重人，这从他中年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可以看出，故当其从政治权利的中心直降为永州司马时，其内心多愁闷、抑郁之情，“即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4]4214《新唐书》也载：“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 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4]5132故柳宗元在贬谪时期的心态与先秦文献中所载柳下惠三黜时的心态有很大不同。虽然这一时期作品中多次出现柳下惠，但在柳宗元眼中，柳下惠是与屈原和贾谊同类人物，他在《吊屈原文》中写道：“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卷十九）他多借柳下惠遭遇之不平，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闷、压抑之情，在穿越时空中寻找心灵的知己。而对于柳下惠三黜后依然保持平和心态，柳宗元却很难做到。

之所以遭遇相似而心态不一致，除上陈述柳宗元事功心较重外，还有较多因素。正如前所说，柳姓为河东地区大族，作为大族中的一员，不一定非得为该族作多大贡献，但至少不能使家族蒙羞，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就其主观意图是想改革唐王朝弊政，但改革触动了不少守旧势力的利益，最终失败了。借助宦官势力登台的宪宗自然对革新势力进行打击，最终柳宗元遭受了贬谪。当然，对柳宗元本人而言，他可以做到问心无愧，然而，外人却不这么认为，他在《与萧翰林俛书》中写道：“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卷三十）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载：“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14]4210可见，柳宗元之遭受贬谪，对于整个柳氏家族是一件蒙羞的事，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霿，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卷三十）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写道：“宗元不谨先君之教，以陷大祸，幸而缓于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宠赠，又无以宁太夫人之饮食，天殛荐酷，名在刑书。不得手开玄堂以奉安祔，罪恶益大，世无所容。”（卷十二）《志从父弟宗直殡》也载：“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凡业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举。”（卷十二）柳宗元对于自己遭受贬谪，使先人蒙羞，族人受到牵累深感内疚，故其内心不能保持柳下惠之和平心态。除此之外，生命之紧迫感也促使柳宗元不能保持平静心态。“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复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审矣。”（卷三十，《与李翰林建书》）在永州和柳州期间，其母卢氏、女和娘、从父弟宗直等一些亲近的人都先后离他而去，好友中诸如凌准等去世的则更多，柳宗元本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伏念得罪来五年，……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 《与杨京兆凭书》中说：“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卷三十）“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行则膝颤，坐则髀痹。”（卷三十，《与李翰林建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写道：“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卷三四）在身体日益衰弱的情况下，他依然“茕茕孤立，未有子息” （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故其“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馀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卷三十，《与杨京兆凭书》）“荒隅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寄许京兆孟容书》）可见，柳下惠的“三黜”是触发柳宗元贬谪之悲的一个外在契机，但由于他身体多病、亲友早亡、无子嗣续后等因素，导致了他在贬所不能保持柳下惠之平常心态。

三 “和”与柳宗元思想关系

柳宗元在贬谪这一点上，与柳下惠获得了的共鸣，那么，在思想上是否也受到了柳下惠的影响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明了柳下惠具有怎样的思想。柳下惠之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之五端：仁，义，礼、智、信，柳下惠之所以称为和圣，实际上也是集五者于一身。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12]672可见，柳下惠成为孔子思想的直接来源。柳下惠亡后,其妻在悼辞中赞颂他的品德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6]75柳下惠也因此获得孔子、孟子称赞。且誉之为“和圣”。

柳宗元由于受多重心理、生理因素的煎熬，长期处于忧郁、愤懑之中，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柳宗元没有接受柳下惠思想中“和”的一面。实际上，柳宗元的许多思想都是承柳下惠而来。在长久的贬谪生活中，柳宗元虽然内心忧郁、苦闷，不能做到如柳下惠般安然处世，但内心的和平与宁静却始终是他的追求。永贞元年，柳宗元被贬谪为永州司马，其后两年，顺宗死于不明原因；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柳宗元内心也日夜充满恐惧，“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寄许京兆孟容书》）后来，随着政局日趋稳定，柳宗元开始意识到自己并无性命之忧，便从恐惧中摆脱出来，一方面给许孟容、杨凭、裴埙、李建、顾少连等人上书，积极寻求回归途径，一方面寻求心态的平和，并且也取得了一定效果。读书著作是一方面，《与李翰林建书》：“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卷三十）出游是另一方面，“仆闷即出游，……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同上）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道：“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卷二九）他力图通过出游以达到与天地造化合一的境界，借此来排遣内心的忧愤，以达到心灵片刻的宁静与和平。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出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卒于任上，前后在柳州有四年。虽然出为柳州刺史与贬谪无多大差异，但毕竟是一州之长，有了相对的权力，柳下惠思想中的“仁”的一面充分体现在柳宗元身上。柳州属于岭南道，是个蛮族杂居的地方，主要有峒氓、林邑蛮和牂牁蛮等。用柳宗元的话说这里是“百越纹身地”，不仅语言难通，而且蓄奴、劫掠贩卖人口之风盛行。他在《寄韦珩》中写道他刚到任时的情形：“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卷四二）因此柳宗元不是一般的畏蛮，而且还对蛮族有敌视态度，他在《柳州峒氓》中说：“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同上）《寄韦珩》：“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同上）更是描画出当时官、蛮之间紧张的关系。但柳宗元在认为蛮“不可亲”的同时却尽力化蛮、惠蛮，他在任柳州刺史期间废除买卖奴隶的陋习，重修孔庙，种柳树、植柑橘、凿深井，最终使柳州“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卷三八，《谢除柳州刺史表》），他在《种柳戏题》中写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卷四二）从此诗可以明显看出，柳宗元的惠民思想是直承柳下惠的“仁”之思想而来。

当然，柳宗元在继承柳下惠“和”之思想的基础上，也对其进行了改造。对于柳下惠而言，其思想之核心与周礼保持高度一致，其行为则体现在对周礼的自觉维护上，周礼是其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合乎礼者就应维护，破坏礼者就应受到批评，故其“言中伦，行中虑”（《论语·微子》)。当夏父弗忌为宗伯，将跻僖公于闵公之上，宗有司谏之，臧文仲不加制止，柳子惠则对其大加斥责。因而，柳下惠之“和”的另一面，有对过时的周礼顽固的维护的一面。在齐人求“岑鼎”这件事上，也体现了柳下惠缺乏权宜之变的思想。鼎在古代视为立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鲁君以假鼎赂之，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这种权威，而柳下惠以诚信为借口，结果导致了岑鼎为齐人所取的结局。国虽得以挽救，但象征国家政权的鼎却丧失了。柳宗元则不同，他在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的同时，同时也注意到了“变”的重要性。同样是祭祀，柳宗元在《嗜芰》中却以为：“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荐不为愆义。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吾未敢贤乎尔也。苟荐其羊馈，而进芰于笾，是固不为非。”（卷四五）这种因时制宜的思想同时反映在他积极参与永州革新上，他试图通过“变”而达到不变，革新虽然失败了，柳宗元被贬谪为永州司马，但其思想中“变”的一面并没有消失。任柳州刺史后，柳宗元的化蛮、惠蛮思想是与永贞革新思想相一致的，是永贞革新思想在局部地区得以实行的体现。正因为柳宗元的到来，使得柳州地区开始由野蛮走向文明。在他死后三年，柳州人捐资修建了罗池庙，并立碑以纪其功绩。碑曰：“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髙无干。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15](494、495)}柳宗元之思想，实际上是“和”与“变”思想的统一，是在柳下惠思想上增加了因时制宜的因素。

可见，柳宗元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柳下惠，不仅仅只是为了夸耀自己祖先、提高自身声价。柳下惠的“三黜”经历成为了引发柳宗元不平身世之感的外在因素，以此为契机，柳宗元在情感上开始与柳下惠发生共鸣，进而吸收了他的“和”之思想精华，并对其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和创作特色。因而，作为中国柳姓的得姓始祖，柳下惠对柳宗元影响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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