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芭蕉

洋中鱼

一

现在想来，我最早听到怀素的名字，应该是五六岁的时候。

那时侯的潇水清澈如镜，而我就像河坡上一朵乍放的金盏花，正沐浴着阳光和春风茁壮成长。圆头圆脑的我很有礼貌，见人就称呼，而且喜欢缠着大人讲故事。村里人都说我天生聪明，将来肯定是读大学和当官的料。事实上，我很不争气，到如今年届四十了既未读过大学也未当上官，不过，小时侯听到的故事大多还记得。最先给我讲怀素故事的是父亲，那时侯家里穷，父亲分家后只有两间面积不足八平方的小房，我和大弟弟（小弟弟尚未出生）跟父母同床睡觉，父母睡一头，我们兄弟睡一头。因为那时侯读书的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年满七岁，二是从一数到一百不能出差错，所以父亲睡觉前经常教我们数数。作为交换条件，在我们数完一百之后父亲就给我们讲故事，直到我们迷迷糊糊睡去。

父亲只读了小学，认识的字不多，但是喜欢看古典小说。他最初给我们讲《西游记》和《水浒》，后来讲《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和《封神榜》，还有我们零陵人物怀素和罗子雯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年他给我们讲的故事有不少漏洞，经常将人物或事件混淆，还读错名字，不过，好在没有出现把孙悟空扯到姜子牙跟前之类的跨书界笑话。

父亲给我描绘的怀素形象是：自幼父母双亡，早年出家，个子矮小，孔武有力，性格固执，嗜酒，爱写毛笔字。父亲说怀素在师父圆寂后，因为自己不会讲经，导致绿天庵香火嘎然而断，生活无法保障，他只有在零陵城内帮别人做苦力。怀素力气很大，商家盖房子请人打小工搬运木料，别人是两人抬一根杉木或者一人扛一根，怀素却能一次搬运两根，他经常一边肩扛一根另一边的腋窝夹一根，而且做完事之后不要工钱只要将酒喝够，还有要文房四宝练字，如果没有纸，他就写在别人的旧壁上，然后用水洗掉。父亲还说，怀素最初特别崇拜晋代王羲之的字，后来发现王羲之的一些字不太灵活，就喜欢上本朝一个叫外号“草书张”（张旭）的字。“草书张”比他大很多，怀素一直想拜访他，可是自己还没成年对方就死了。还有一次，怀素搬运时摔断了手臂，不能再干重体力，所以只好在东门外的绿天庵里种了很多芭蕉树，用芭蕉叶子当纸来练字，最后闻名天下。

父亲给我讲怀素故事的时候，爷爷正在城内的畜牧场养猪，他在城里呆了好几年。因为我尚未到读书年龄，所以也经常去爷爷那里住。爷爷很疼我这个长孙，经常满足我的各种要求，包括讲故事。爷爷也给我讲了怀素的故事，与父亲讲的大同小异，只是多了一些怀素的花边新闻。我求证大米厂的一位老爷爷，他也说我们零陵古时候确实出过怀素这个人。我几次问爷爷绿天庵的位置，爷爷有一天还特意带我沿军分区和电影院之间的石阶登上东山，来到军分区后门附近的绿天庵遗址。记得当时那里是树林，林里有些屋子，显得幽静而荒凉。爷爷指着半山上的遗址说：“拆了，把好好的庵子全部拆了，现在盖了一座神经疗养院，真是造孽啊！”虽然当时我年幼无知，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对绿天庵的毁灭不以为然，但是爷爷和父亲所讲的怀素故事，却像一粒文学种子播在了我幼小的心田。

1985年冬天，家里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平房屋，在粉刷左边的房间时，父亲对我说：“你是老大，将来结婚了你要左边这两间。”当时我已经辍学在家，而且沉湎于文学创作，特别喜欢古典诗词。我看见洁白的墙壁，突发奇想，对父亲说：“不如让我在这墙壁上画几幅山水画，再模仿毛主席的笔迹写几首诗，这样布置成一间书房，多漂亮！”粉刷的师傅开玩笑说：“要得。既然你准备写字画画的，那我就不刷那么白了。”父亲听了，气得用手里的木探子指着我说：“你敢在墙上写字画画，我就一探子砍死你！你以为你是怀素啊，可以满墙壁乱写乱画的！”是啊，我当时怎么没想到，若论在墙壁上题写，自己比怀素落后了一千余年。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创作热情高涨，除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小说，还发挥自己的特长，大量吸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尝试写了一些本地人物的小说和剧本。可能因为自己之前看《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的神话故事较多，所以在写本地人物时，自己首选何仙姑，写了一个剧本，特意送去广西电影制片厂。九十年代初，我们永州建了怀素公园，自己也打算写怀素，为此买回了两个大“砖头”——《辞海》和《辞源》，谁知翻到上面的“怀素”词目，不禁大吃一惊：怀素居然是长沙人！这两部工具书中的释义虽有小小差异（《辞源》说怀素为玄奘弟子，由长沙迁居京兆。《辞海》无此说），但大体上还是一致的：怀素（公元725-785年），唐书法家。僧。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精于学书，以善“狂草”出名。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爷爷和父亲他们讲错了还是辞典印错了？我一下子陷入了迷惘。

为了证实，我再次询问零陵的几个老人，他们都说怀素在零陵的绿天庵出家的，如果是长沙人，怎么会跑到我们零陵来做和尚？要知道，长沙的寺庙比零陵更多啊！

民间传说与权威辞典相距如此悬远，我一时不知所措。由于当时还没有电脑，更没有网络，自己也因为社会关系单纯，不知道去图书馆查询资料，所以一直拖延下来。直到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的普及、诸多图书资源的开放以及自己的深究，我才确信怀素真的是我们零陵人。

众所周知，《辞源》和《辞海》是中国最有权威的工具书，《辞源》编篡于清光绪三十四（公元1908）年，《辞海》最早刊行于1936年。我分析了一下，这两部书的编者们在编“怀素”这一词目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怀素在《自叙帖》中称“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二是明朝汪砢玉《珊瑚网》卷二怀素《清净经》暑款云“贞元元年八月廿有三日，西太平寺沙门怀素藏真书，时年六十有一。”

中国人有一种民族劣根性：敬畏权威，盲从权威。面对各行各业的权威人士和权威著作，世人很少敢于挑战和质疑。对《辞源》和《辞海》也是这样。

其实，《辞源》和《辞海》对怀素的介绍是存在缪误的。怀素不是具体地理位置上的长沙（今湖南长沙市）人，也不是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公元725）年，卒于唐德宗贞元元（公元785）年。实际上，怀素是唐代零陵郡（今湖南永州市）人，他生于唐开元二十五（公元737）年，卒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公元799）年以后，具体时间无法确定。

导致怀素籍贯复杂化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在几副字帖中忽东忽西，放了烟雾。他在《藏真帖》中说：“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在《自叙帖》中称“怀素家长沙”，在《食鱼帖》中又说“老僧在长沙食鱼”，后人根据他“家长沙”又“在长沙食鱼”，所以误将他定为长沙人了。

按照唐代的行政区划，长沙与零陵是两个不同的州。唐肃宗乾元年间（公元758-760），改长沙郡为潭州，治所在长沙（今长沙市），辖长沙、浏阳、澧陵、衡山、湘乡、益阳六县。同时改零陵郡为永州，治所在零陵（今永州市零陵区），辖零陵、祁阳、湘源（今广西全州、资源）、灌阳（今广西灌阳）四县。长沙属潭州，零陵属永州。两者没有从属关系。

我认为，怀素在《藏真帖》中说：“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是一种很明晰的表达，就是说自己出生在零陵。至于《自叙帖》中称“怀素家长沙”，则是一种模糊的概念。

既然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怀素为何要自称“家长沙”呢？我的理解是：古人有避生就熟把自己家乡附近最知名的城市称作自己家乡的习惯，汉代长沙国的地界包括今天的湖南全境，沿用成例，湖南各地的人都可以称自己是长沙人。比如，明代书法家李东阳，本是茶陵（今株洲市茶陵县）人，也以“长沙人”自称。怀素成名之后，久居长沙，以长沙为家，所以称“家长沙”，就好象我们今天不少来自三湘四水但定居长沙的人，去外省活动被人问起是哪里人时回答说“长沙人”一样，只是一种习惯或对外的说法，而不代表自己的确切籍贯。另外，唐宋时期文人还流行用古郡名称籍贯，例如古时江西庐陵辖吉安、吉水、永丰、太和等县，杨万里和欧阳修都是吉水人，但杨万里却自称“庐陵诚斋野客”，欧阳修亦自称“庐陵欧阳修”，用的都是古郡名。《元和郡县图志》载：零陵“秦属长沙郡，汉为长沙国。”所以，怀素也有此一说。

事实上很多资料可以证明，怀素是零陵人。明隆庆《永州府志》记载：“怀素零陵僧，……居城东二里，今有墨池笔冢在焉。”姜承基《永州府志》上说：“怀素，字藏真，零陵钱氏子。”武占熊《零陵县志》上说怀素“贫无纸，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大清一统志》卷37《永州府》记载：“怀素出生在零陵县城东门外。”

关于怀素的生卒年间，《辞源》和《辞海》均说是公元725-785年。其实不然。有证据表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二怀素《清净经》暑款及相关资料系汪杜撰的。而今天永州精神病医院内遗有怀素的绢本《小草千字文》碑，虽然仅存一块，而且大多数字迹已经漫漶泯灭，但暑款“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仍依稀可辩。这是现存的唯一的怀素自书年龄的碑刻，而且又在其故宅——绿天庵遗址上，应基本可信。由此推算，他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公元737）年。

三

与怀素的身世相比，我就幸运多了，至少我现在年届四十了，奶奶和父母、叔叔、弟妹、子女等亲人健在，而怀素自幼父母双亡。我家世代农民，由我上溯四代，清清白白。关于怀素的家庭背景，诸如祖辈是什么样的身份，父母是谁，家境如何，他有多少兄弟姐妹，出生时有无祥瑞征兆，等等，史书中没有记载。但透过零星的文人笔记和诗歌，我们可以知道他父亲姓钱，母亲姓刘。

钱姓是个大姓，今永州二区九县均有此姓。怀素究竟出生于零陵城东门外的哪一个地方，已无法考证，但他在零陵城内以工换酒、酒后畅书的放浪形象，却为人们所熟悉，而且不少故事流传至今。

有人说“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是怀素的亲叔叔，我认为值得商榷。《旧唐书》、《新唐书》、《辞海》等权威资料都说钱起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虽不一定正确，但我想，如果他是零陵人，是怀素的叔叔，除非出生在零陵不久就割籍（寄养）到吴兴去了，不然，作过畿县蓝田尉并入朝任郎官之职的他，明知侄子已经沦落到以蕉叶代纸的地步，不可能不救助和携带怀素。至于《全唐诗》卷238收录的钱起《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诗，很可能是张冠李戴。

还有人说，怀素有一个伯祖，他是一个远离尘嚣的法师，喜欢书法，尤其爱临摹湖南同乡欧阳询的书法，水平之高，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这位伯祖对怀素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也选择了书法和出家。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就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和精神寄托。传说在佛的眼里，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因此佛门流传诸多哲理故事，旨在点化信徒如何超脱和超然。我曾经参观游览过全国各地的许多佛庙，虽然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佛门大多已经变味像商场一样溢满了铜臭，但是设想当年，佛门的清净还是令人神往的。记得看了电影《少林寺》之后，我曾经不远千里跑去嵩山少林寺，想学觉远皈依佛门，可惜现在的佛门也变得势利了，我被拒绝于门外。所以，与怀素相比，他的佛缘就比我好了很多，很早就出家当了和尚。

很多人以为，怀素出家是因为家境贫寒，无以为生，不得已而为之。这当然没错。因为怀素自幼父母双亡，他七岁就到村庄西北的书堂寺（遗址在今永州市冷水滩区蔡市镇岐山头村）受戒出家，穷到连买纸的钱都没有。但是，还有一个被常人所忽视的因素：在当时，出家为僧是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因为唐代是佛教的大盛时期，许多寺院往往是文化繁盛之所，其中不乏高僧大师，在文化修养或者在某一领域有着超人的能力，投靠他们，无异于拜师名门。

怀素七岁时在其伯祖的鼓励下，来到零陵城北20里书堂寺剃度出家皈依佛门。长老给他起法号为怀素，字藏真。意思就是希望他能远离尘世的喧嚣，清心寡欲，静心修佛，保持本真，不为尘世俗欲所染。

书堂寺虽小，但竟然有一个很有能耐的长老。他除了诗词歌赋，还识梵文，不管怀素是否感兴趣，都要他加以学习。久而久之，本来只爱草书的怀素，梵文也有了可喜的成就，到了可以翻译佛经的水平，后来还得到了同姓前辈钱起的称赞。当然，怀素从长老那儿学到的知识不仅仅限于梵文，还包括认字、习文、作诗，等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怀素不可能与当时那么多的著名文人交往。即便勉强交往，也会贻笑大方。

怀素在书堂寺只呆了三年，就跑到零陵县城东门外的正阳庵来了。至于他为什么要“跳槽”，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书堂寺遭了火灾，寺毁僧散，他自寻生路就寻到了县城东门外的正阳庵。另一种说法是，书堂寺的长老与正阳庵的长老是同门师兄弟，两人各有所长，书堂寺的长老因为寺院偏僻且以为自己学识有限，为了不误怀素前程，所以让他“转学”。

不管怎样，怀素从书堂寺“转学”到正阳庵，是不可更改的史实。正阳庵因为正面迎着朝阳而得名，它是怀素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

唐代佛教发达，开元年间，零陵城内及近郊共有大大小小寺庙17座，其中以法华寺和由三国东吴著名将领吕蒙故宅改建的龙兴寺、纪念诸葛亮的诸葛庙最为出名。正阳庵隔着城墙紧邻法华寺，方向相反，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城外。法华寺坐东朝西，俯瞰城区，览潇水送晚霞；正阳庵坐西朝东，面向城外，迎旭日接朝霞。由于它规模小，香客不多，就成了法华寺的陪衬。庵中只有一个长老和两个小沙弥，加上新加盟的怀素，总共才四个人。

怀素虽是最后进正阳庵的，但他悟性好，凡事勤为，由此深得长老喜爱。尤其是他那一首书法，更令长老佩服地五体投地，甚至允许他在庵院内外的墙壁上随意挥洒。长老圆寂后，两个小沙弥树倒猢狲散，只留下一个怀素守着庵子，这样，更中怀素下怀，他可以专心致志地练习书法，将一切寺院戒律经书佛典统统抛到九霄云外。怀素练书法很痴迷，常常废寝忘食，庵内的墙壁、屏风、门窗、乃至供桌、地板，都成了他练字的“纸”。在这些地方练字，最损毛笔，正阳庵自长老圆寂后就断了香火，没有香客施舍和捐助，怀素也就断了生活来源。没办法，他只好进城去帮别人干活，以求讨口饭吃。

别看怀素身材矮小，身高不足一米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三等残废，但他短小精悍，干活十分卖力。在修房子的工地上，他人两个合伙抬一根树，力大的一人扛一根，而怀素可以左搂右抱一次搬两根，令人惊愕不已。同时，他饭量大酒量更大，身为僧人却不守戒律，什么东西都吃，什么酒都喝。酒足饭饱之后又习惯向主人讨笔墨挥洒，因此，大家都称他“浪子和尚”。

浪子和尚怀素后来渐渐养成一个习惯：帮别人干活时不管多脏多累，他不索取酬金，只求大肉大酒吃喝一顿，然后乘酒兴在别人家的屏风或墙壁上挥洒题字，这样还可省去自己花钱买纸的烦恼。一天，他在某酒楼饮酒时听说近邻有一个农民习惯用针在蕉叶上记事，于是就联想到以蕉叶代纸练书法。正阳庵背倚东山城墙，前面是低缓的山坡和广阔的田野。庵内本来就不少芭蕉树，怀素就将它们分蘖出来进行扩大种植。经过几年努力，怀素种了四五千株芭蕉（后人说上万株是夸张的说法）。正阳庵内外芭蕉成林，越长越茂，于是，怀素就将正阳庵改名绿天庵。

四

我们读小学时曾被老师要求练毛笔字，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伙伴在村里的楼子屋里集体写作业和练习书法。我说古时候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大书法家叫怀素，他是在芭蕉叶上练字的。国顺说：“我们也来学习他，没有芭蕉叶就用芋头叶吧。”说完，就走到屋外的大路上俯身从稻田水沟里掐断几片芋头叶来写字，没想到一落笔墨汁就流散了。原来，在芋头叶上练字并不容易。由此及彼，当年怀素在芭蕉叶上的付出是何等的艰辛。

为了辅导女儿的学习，我将怀素在绿天庵广种芭蕉并在芭蕉叶上练字的故事讲给九岁的女儿听，旨在鼓励她专心学习，没想到她听了之后伸着大拇指称赞说：“怀素真聪明，一边吃芭蕉一边练字。”

一边吃芭蕉一边练字？真是童言无忌大胆假设！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由于气候的原因，我们永州是不产芭蕉和香蕉的。可以这样说，在计划经济年代，绝大多数永州人还不知道芭蕉是何物。1982年，我第一次去广州，在亲戚家吃到了香甜的香蕉，回到村里说给大家听，令人艳羡不已。过了两年，在朝阳岩公园管绿化的伯母带了一株芭蕉回村，种在原畜牧场边，我们这些小孩子终日守侯在周围，口水流了三尺长，可是守了几年还是没有见它长出能吃的芭蕉来。按理说，由于现在工业化进程加快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怀素所生活的年代平均气温应该更低芭蕉生长的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当时的零陵还有人种芭蕉呢？若不能结果，种了何用？不可能个个都像怀素一样用来练字吧。这确实是个谜。

然而，就是这种十分普通的植物，因为怀素那双妙手的“嫁接”，使之成了一种文化象征。怀素与芭蕉的缘分，就好象柳宗元与愚溪，两者已融为一体，不可剥离。所以，每当我走进怀素公园，走到醉僧楼周围那些芭蕉树前时，总习惯用鼻子去嗅蕉叶。我嗅到的不是淡淡的植物味，而是一种浓浓的墨香。

怀素虽然性情十分狂放，但他感情细腻，为人处世谋略办事都很老到。尽管自己种了几千株芭蕉，但用蕉叶写字，即便两面都书写甚至两面个书写数遍，也不过是片刻之间的事情。等到芭蕉叶长大可以书写时，好不容易出现的创作灵感及热情早就灰飞烟灭了。如何才能及时表达出自己的瞬间感受呢？怀素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法，他找来几块纹理不粗也不细的木板，试着在上面书写，没想到感觉不错。由于怀素练的是狂草，运笔速度快，毛笔饱蘸浓墨落将下去不走墨，也不聚墨，于是他就以木板代替蕉叶，写了擦，擦了写，最后，几块木板都被他写穿了。也就是说，怀素真正用芭蕉叶练字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他种的那些芭蕉林，就成了盛唐之后一道亮丽的文艺景观。

绿天庵建在山坡上，庵内有一小池，这是怀素洗砚的地方，墨经常把池子染黑，人称“墨池”。怀素写了不少芭蕉叶，还写穿了木板，自然也写坏了不少毛笔。每次他将写坏的毛笔丢在屋角，久而久之，竟有了一大堆。面对这些伴随自己艺术成长的毛笔，他感慨万分，终于在某一天将废弃的笔头、笔杆收集到一起，埋在地下，并垒成坟状，还用青砖围箍，称之为“笔冢”。

由于怀素的书法精进甚快，当然也就名扬三湘了。除了他的狂草，还有他的个性，同样令人吃惊。他身为沙门，却不念经，不事佛，终日狂饮狂书。在零陵有了金钱之后，也敢享受奢侈生活，并且破淫戒。传说他曾与城内两个妓女有性交易，以书法代嫖资。因此，在零陵城内，除了绝大多数人叫他“浪子和尚”以外，还有一些人背地里叫他“花和尚”。至于他的性事为何无人以文记之，我想这大概跟唐代的社会文明有关。那时侯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名人与名人之间，只有相互吹捧和赞誉，鲜有相互讽刺和毁谤的。再说，当时的传媒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现在“娱记”、“狗仔队”之类的无聊者。

五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古往今来，一个人要想学会某种技艺，必须得到良师的指点。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几个好的帮手暨一个优秀的团队。这是跌打不破的真理。怀素的书法之所以突飞猛进，也是因为得到了几个人的提携和指点。

我浪迹天涯的足迹与怀素的周游基本吻合，他先北上长沙，再南下广州，复北上长沙，之后西去长安、洛阳。我也是这样，1982、1983、1985、1986年四下广州，1987年初到长沙，1988年到洛阳、1990年到西安。怀素到过的几个城市我也到过，但在拜师求艺上，他比我幸运多了。我怀揣剧本叩访珠影、潇影、湖南电视台、广影和西影，都是吃了闭门羹。我在永州、长沙、广州、上海四处拜访名师，可是从来没有人指导我写过一篇文章。而怀素，无论到哪个城市，几乎到顺利见到了自己想要见的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指点（唯不遇自己12岁那年就逝世的张旭）。我自信自己的拜师诚心不下于怀素，为什么自己老是被拒于门外呢？难道怀素是个公关高手？他对拜访对象施展了贿赂手段？可是，从流传下来的资料得知，他一生闲云野鹤，除了嗜酒贪杯和沉湎于练字，并无其他特长啊，难道真的是以酒会友？看来，古时候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不象当今社会这么复杂和势利。

影响怀素一生的有好几个人，按时间顺序，第一位当数韦陟。天宝十二（公元753）年受杨国忠诬陷被贬桂州岭尉的吏部尚书韦陟赴贬所平乐，途径零陵，与怀素相识。韦陟也是一个书法大家，他的真行书如虫穿古木、鸟踏花枝。因开元中袭封郇国公，又常用五彩笺为书记，让侍妾主其事，自己只管授意和最后签名，他签名时的“陟”字像五朵云，当时人们十分钦羡，称之“郇公五朵云”。韦陟喜欢结交晚辈，途径零陵在此歇憩时，听说年仅十七岁的怀素书法了得，遂下帖拜访。我不知道当时他们在零陵的哪个地方相见的，当时的零陵城很小，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除了州府，幽雅之地应该很多。以韦陟的身份，虽在贬途，但也是地方官员的巴结对象，零陵的官员不可能不识时务。总之，他们一老一小相见如故。怀素当时的书法水准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与韦陟的交流，他深深体会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含义，这就更加激发了他的上进心。

怀素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天生异才，永州刺史王邕也很赏识他。依照我的判断，王邕是个很有雅兴的官员，他对书法有一定的研究，而且自己的书法应该不错。我猜想王邕肯定为怀素组织过专场表演，亲眼目睹了怀素的临场发挥并为之倾倒，所以在《怀素上人草书歌》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牧此州喜相识，又见草书多慧力。”

除了韦陟、王邕，卢象和李白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乾元初年（公元758），卢象被贬永州，与怀素相识。卢象称怀素的书法“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两人相交，常来常往。乾元二年（公元759）秋，卢象的好友李白在被贬途中遇赦，游了洞庭之后游九疑，途径永州（当时零陵已改名永州）。卢象为李、怀两人引介，三人相聚，欣喜无限，邀了当地一些朋友畅饮。筵席上，大家谈天论地，意气风发。半醉半醒之间，怀素离席往绳床上一躺，闭目思索。忽然，他一跃而起，抓起笔饱蘸浓墨，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开始书写李白的诗，但见他笔势快捷，似狂风暴雨，来势威猛。又似大雪纷飞，茫茫一片。转眼间，千余张宣纸被他一扫而光。

怀素的表现，卢象和本地人早已熟悉，初来乍到的李白却看得目瞪口呆。他的眼睛发绿，好象缀满了绿天庵的芭蕉林。他感觉到自己像初到长安见到天子一样惊喜：这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和尚！

李白就是李白，怀素潇洒挥毫的身影触发了他的诗兴，于是有感而发，即席作了《草书歌行》：“少年上人号怀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也许那天，李白写完诗，不顾年龄和身份，立即举杯敬怀素：“来，干杯！”因为他们两只酒杯的碰撞其实就是两个“狂”字两个“狂人”的碰撞。李白自称“楚狂人”， 怀素亦自称“狂僧”，真是旷世知音！我想，他们的相遇和相知，就好象金庸《神雕侠侣》里的黄药师和杨过一样，二人的情性，是何等相近！时至今日，我们似乎还能倾听到两只酒杯的碰撞声和从酒杯里溢出来的酒香。还有，我们可以尽情想象年仅二十二岁的怀素摸着自己秃头憨笑的模样。

怀素有极强的表现欲，他喜欢众人观赏他表演时的那种气氛，更喜欢众人称赞他的言辞和眼光，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当他名扬三湘时，自己感觉还不够，他的理想是闻名天下。

当然，他得有过硬的真实本领，绝非浪得虚名。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他开始离乡云游。

他首先北上衡阳，在衡阳结识了朱遥。两人相见恨晚，交谈十分投机。席间，怀素狂饮数十杯，酒后兴致格外高涨，少不了玩弄笔翰。其醉酒之神态，狂草之神韵，让朱遥震惊不已。他以《怀素二人草书歌》（《全唐诗》卷204）为题，记下了这场艺术表演：“几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忆临池圣……忽闻风里度飞泉，纸落纷纷如踮鸢 ……状怪崩腾若转篷，飞丝离乱如回风……”

之后，他来到了潭州（长沙），一住就是几年。期间，他广交朋友，嗜酒如命，常常一日九醉。几杯酒入场，兴致勃发，饱蘸浓墨，伸展猿臂，顷刻之间，人家的屏风上墙壁上就被狂放的草书占据。

六

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说：“某个伟大而坚强的性格，由于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刺激的因素，往往默默无闻，无所表现。”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看似漫长，实际上关键时刻只有那么几个关口，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人引导或者自己没有把握好，那么我们很可能一事无成。

如果说李白的诗歌为怀素作了营销广告，那么张谓就是一声不响地把怀素推向了至高。

大历初年（公元766），张谓任潭州刺史。此人是怀素艺术人生的领路人，对怀素的影响最大。纵然怀素有顽强的毅力和聪明的才智，如果不是遭遇张谓，很难想象他一生会是什么模样。

张谓到长沙上任，听说这里住着一位大书法家，遂登门拜访，并与怀素结为知交。张谓十分欣赏怀素的草书和他那无拘无束毫不掩饰的个性。两人出则同车，居则同处，在长沙街巷成为美谈。

在张谓出任潭州刺史的第二年（公元767），徐浩以工部侍郎出任广州刺史。徐是张的朝中旧友，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张将此事告诉怀素，怀素就南下广州拜见徐浩，向徐浩请教笔法。徐浩与怀素一见如故，两人闭门谢客数日，专门切磋书法。此外，徐浩还为怀素举行盛大宴会，让怀素临场表演。在广州，怀素认识了不少朋友，包括岳阳的马云奇。此人后来给了怀素不少精神鼓励，并作诗称赞怀素“兴来索笔纵横扫，满座词人皆道好”。

大历三年（公元768）春，张谓奉诏回京，怀素随行，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开始了他新的飘泊生涯。当然，怀素当年在京城（长安）的飘泊生涯，比起现在一些人在京城（北京）的飘泊生涯来说，条件不知好多少倍。现在去北京飘泊的人（简称“京飘”）首先要考虑租房子，而怀素住在张谓宅内。现在的“京飘”要四处找工作，十天半个月不上班生活就没有保障，怀素当然已经初露锋芒颇有名气，加上张谓的影响，他不需要出去推销，自然有人找上门来求字买字。

唐代是一个崇尚浪漫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重视艺术的时代。怀素身为沙门，不守清规戒律，已经够浪漫的了，再加上他的草书骇世惊俗，自然引起了京城各界的瞩目。张谓在长安很有影响力，是一个出色的“导演”，怀素又擅于临场表演，是个优秀“演员”，所以，不少名人绅士闻讯前来结交，包括钱起、任华等人。

怀素初到长安时日子并不顺畅，因为他是南方人，水土不服饮食不惯，所以经常生病。对于文艺界的一些聚会，他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怀素本是一个好动的人，到长安之后，他游览过大雁塔、立法寺、兴善寺等名胜古迹，还远眺过大明宫。站在大明宫外，想起自己景仰的李白在唐玄宗面前戏弄高力士的传说，而自己乃一和尚，现在到了皇宫外面却无缘拜见唐代宗，心里不禁凄然。

有一次，怀素生病了，又接到朋友的邀请函，要他去兴善寺参加一个笔会。因为这次与会者特多，还有不少政客，所以怀素不愿错过此机会，决定带病参加。为了不让朋友们失望，他提笔给朋友回了一封信，内容是：

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实疏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赢也。九日怀素藏真白。

因为信中有“食鱼”字样，所以被后人称为“食鱼帖”。此帖也给后人研究他的身世造成了诸多误会。

很多人以为怀素离开零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其实不然，怀素去长安之后，至少还回过两次零陵。第一次应该是大历七年（公元772），这年怀素35岁，到长安将近四年。他从长安回乡省亲，路过洛阳，特意寻到已故草书大师张旭的弟子邬彤，向他请教。说起来他们还有一点亲戚关系，两人的母亲都是一个村庄的，而且是未出五服的姊妹，因此，邬彤是怀素的堂姨表哥。怀素在邬彤那里住了将近半年，邬彤将师父的私下教导“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和自己的心得告诉怀素，怀素苦思一阵，终于悟出其中奥妙。之后，又并对东晋王羲之的书法提出批评，这种决不一味盲从与迷信前人书迹，结合自己性情进行吸收与创新的求艺姿态，令邬彤耳目一新。久聚之后，正要作别，张旭的另一个弟子颜真卿来洛阳迁移母亲的灵柩，经邬彤介绍与怀素相识。两人谈论书法，颜真卿问怀素：“你觉得屋子的漏痕怎么样？”怀素顿时明白：雨水随着漏屋的墙壁蜿蜒而下，由于墙是泥质，雨水受到泥的吸引与牵制不能迅速下行，形成凝重曲折之美。在谈及自己的体会时，怀素说：“贫僧观察夏天的云彩，发现它们随风变化没有定势，有时相拥相叠，出现许多奇特的峰峦，忽一下子，峰峦裂开一道道隙缝，如一条条曲折蜿蜒山径，时隐时现，若有若无。我想草书的变化也莫过于此，就像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笔画间的牵丝，就像墙壁上的自然裂缝，没有丝毫人工雕琢的痕迹。”颜真卿听后大发感慨：“这样高妙的理论，我还从未听到过啊！”

第二次应该在贞元十六年（公元800）之前，此时的他不知从何处归来，史料上找不到记载，也许是长安，也许是潭州（长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时的怀素已经日薄西山，或者像杜甫一样病得摇摇欲坠。怀素虽然狂放，但也是性情中人，有跟常人一样落叶归根的思想，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还是回到了故乡零陵。

由于他没有亲人，离乡的时间又太长，与故乡不少人（尤其是政界人士）已经陌生，加上他性格高傲，染疴之后不愿打扰他人，所以他隐姓埋名找了一偏僻之所住下。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六月，在零陵书写完《小草千字文》之后，就音讯全无了。估计没过多久，他就抑郁而终。

怀素出生时默默无闻，成名后风光无比，临死时又凄凉万分，甚至无人知晓。几年后，一些零陵人才想起很久没有见到昔日那个狂醉狂书云游四方的浪子和尚了，外面也没了他的消息，估计他已经死了，于是，有人在零陵城东门外他的故乡建了一座怀素塔（清康熙年间的永州形势图上就标有怀素塔的位置），并将他的部分草书刻碑分别置放在怀素塔和绿天庵，算作纪念。

七

以草书闻名天下的怀素，在长安曾写过一首诗，而且被后人收入《全唐诗》卷808。这首诗就是《题张僧繇〈醉僧图〉》，诗云：

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系一壶。

草圣欲成狂变发，真堪画入醉僧图。

诗虽不算好，但我们从怀素的诗作可以领略到《醉僧图》的内容：一浮屠醉卧于松下，而松枝上依然系着一个酒壶，画上画的是一个既狂又醉、放浪形骸的和尚，这与生活中的怀素又是何等地相象！我读这首诗时，总感觉到怀素在写自己。

是的，他在写自己。他没有直接夸耀，而是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甚至经常借他人的笔墨来为自己涂上一层神秘光环，就连以喝茶而流芳千古的陆羽也应他的邀请写了《僧怀素传》。

怀素身后，虽然有不少文人骚客来其故居绿天庵凭吊，但是褒贬不一。宋代文学鼻祖欧阳修及其得意弟子苏轼就对怀素的书法评价不高。欧阳修在自己评论书法的文章中说：“余尝谓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惫精神，不以为苦，是真可笑也，怀素之徒是以。”显然，欧阳修认为书法只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艺术，不是一个士人的立身之本，不该成为人们的终极目标。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加上自己崇拜韩愈排斥佛老，所以欧阳修在编篡《新唐书》时没有把怀素收录进去。大文豪苏轼性格开朗胸襟广阔，但是在评价怀素时竟与老师保持了高度一致，他在《题王逸少帖》诗中讽刺张颠和怀素说“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尝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

然而，苏轼的妹夫秦观和学生黄庭坚对怀素书法的评价很高。苏轼作诗讽刺怀素，黄庭坚偏偏跟老师唱反调，他说：“怀素草，暮年乃不减长史，盖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二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秦观也认为怀素的草书来之不易。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一向严谨，他在编长达数百卷的《资治通鉴》一书时，虽有涂改，但没有一个字是草书。有一次，他在朋友那里见到怀素的书法，作诗慨叹曰：“……嗟余平生不识书，但爱意气豪有余。欲求数字置座侧，安得满斗千金珠。”

到了明清时期，怀素的书法已被视为拱璧。明代一收藏家的价格表上显示，怀素的《自叙帖》售价1000两银，仅次于王羲之的《瞻近帖》。

这就是怀素，曾经辉煌的怀素，曾经寂寞的怀素。

怀素的草书在一千多年后得到了他的一位同乡毛泽东的发扬与光大，毛主席在1999年被评为“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之一。书法研究者发现，毛主席手书的《清平乐·六盘山》与怀素的《自叙帖》风格十分相似，两副作品都是中锋使豪，快捷迅猛，如疾风骤雨，扑面而来，有大江奔流之势。其章法是纵向取势，左右穿插，似两军对垒，相互厮杀，又似担夫争路，左闪右让。其布局张驰有度，或浓缩成点，或张扬成倍，令观者无不赏心悦目。

毛主席曾研究过历代许多名家书法，但自己最终还是偏向了怀素。他曾经多次索要并临摹怀素的《自叙帖》，因为他喜欢那种酣畅淋漓的线条。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曾向当时湖南省第二书记王延春问起零陵绿天庵以, 及怀素的遗迹。1974年，日本首相田角中荣来我国访问，毛主席曾以怀素《食鱼帖》拓本作为礼品送给陪同田角中荣来访的日本外相太平正芳，令太平正芳欣喜万分如获至宝。由此可见，怀素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称：我国共有夏代以前的古地名34个，零陵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舜帝、蔡邕、司马迁、诸葛亮、张飞、吕蒙、李白、元结、柳宗元、周敦颐、寇准、陆游、杨万里、黄庭坚、徐霞客等历史名人在此留下了足迹或墨宝，所以，零陵凭借2200余年的悠久历史和长沙、岳阳、衡阳并驾齐驱，合称“湖南四大历史文化名城”。

令人痛心的是，在湖南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中，我们零陵好象特别显得没有文化，对古城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显得特别稚嫩。听我爷爷一辈的老人们讲，以前零陵城内到处是文物，城墙、城门、寺院、会馆、无所不有。长期以来，保存良好，就连日本鬼子入侵零陵时，也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可是，解放以后，为了建设新地委、新行署和军分区等机关大院，加上“破旧立新”，城内的许多古建筑被毁了，就连文物堆积的东山也遭到了巨大破坏。修地区第一招待所（今零陵宾馆）时毁了永州的老府治，修中医院时填没了吕虎井，法华寺拆了大半，武庙也捣坏了……就连草书圣坛绿天庵也被拆了。听说拆绿天庵时，很多上好的石雕、石鼓、石柱、石板和碑刻，被抬去砸碎砌了水沟。绿天庵的原址一半变成了地区（今市）精神病医院，一半变成了地区群艺馆（现已废弃）。不知什么原因，绿天庵在大毁灭的过程中却意外地留下了一块怀素的《小草千字文》碑，仿佛立在那里作为历史见证。

为了写怀素，最近几年，我至少去了二三十次位于古永州城东山上的市精神病医院和邻近的怀素公园。因为经常去精神病医院，导致一些人在背后怀疑我也患上了精神病。

我是精神病患者吗？站在永州市精神病医院一隅残存的怀素《小草千字文》碑前，我搔头自问，尴尬不已。

听零陵区文物管理所的唐所长说，当年为了保护这块石碑，文物部门打了若干次报告，历时七年方才得到一点资金修建了这么一个小亭子，使《小草千字文》碑避免了日晒雨淋之苦。按照文物部门当时的意见，是计划用玻璃将石碑镶嵌起来，避免风蚀和人为破坏的，遗憾的是钱不够。当年石碑的状态还比较好，大多数字迹还可以辨认，而今已经漫漶，甚至被人抠掉了。在我看来，绿天庵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等同二酉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两者同样神圣，让人顶礼膜拜。沅陵的二酉洞保存尚好，零陵的绿天庵已荡然无存，而且在原址上建了一座精神病医院，你说这不是天大的滑稽吗？面对风烛残年气势衰微的《小草千字文》碑，我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有精神病？是我洋中鱼，还是当年的决策者，或者永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荒唐历史？

从市精神病医院出来，我沿山肩小道从后门走进附近的怀素公园，心情同样沉重。若非本地人，是不知道这个怀素公园的来龙去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建立的小永州市（县级）将东风大桥东端的马路拉直，贯穿老行署，并劈开东山和鹞子岭之间的山坳，建成了立交桥和仿古城楼。这一举措不但损毁了原地区医院所在的道士岭（上有柳宗元笔下的万石亭遗址），而且让不少外地人误以为仿古城楼就是永州古城的城门之一。到了九十年代初，永州开始重视文化建设，在柳宗元研究疾速升温的同时，人们也想起了土生土长的怀素，并意识到没有绿天庵没有芭蕉，就是本土文化的缺失。于是在1992年重修了醉僧楼，在附近种上了芭蕉，并扩建为怀素公园。

漫步到怀素公园醉僧楼前，我痴痴地想，这些芭蕉虽然不是怀素当年种植的，但他以蕉叶代纸勤学苦练的精神永远是鲜绿的。我最近去的那天，公园游客稀少，宛如昔日古庵那般清静，甚至透露出几许荒凉，它使我想起了清代王日照写怀素笔冢的一首诗：“笔管沉埋千百年，蒙茸荒草卧荒烟。凭谁重让生花笔，空剩芭蕉绿满天。”

【作者简介】：洋中鱼，本名杨中瑜，湖南永州人。财富地理丛书主编，《绿色湖南》主编。已发表文章约200万字，著有文集一部、编著三部。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永州市柳宗元研究会理事，现任中国企业内刊联盟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