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漫步于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之间

——读潘剑锋《传统孝道与中国农村养老的价值研究》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1]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可称为“孝的文化”。[2]对于这一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给予了重视和关注，出现了不少优秀学术成果。其中，潘剑锋先生2007年交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统孝道与中国农村养老的价值研究》一著，就因其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思维以及求是的学风，很值得学术界关注。

《说文解字》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尔雅·释训》也说：“善父母为孝”。所谓“善父母”，在中国文化史上包含着养亲、尊亲、谏亲、祭亲与续统等多方面的含义，影响十分深远。谢幼伟指出:“中国社会是以孝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孝侵入中国社会的每一部门，渗透到中国人的一切生活中。”[3]孝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影响，概括起来，大致可以由浅而深通过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是礼仪规范。传统孝道对子女该如何尽孝规定得非常详尽，细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一天中的每一个时辰。像“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礼记·曲礼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静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则面” （《三字经》）；像白居易《十二时行孝文》中的有关内容就是如此。二是价值准则。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与权威取向，重农与重功名取向，仁义等道德取向这三种主要价值取向，以及与之相联的权威、保守、谦让、谨慎、依赖、顺从、忍耐、勤劳、节俭、安分等民族性格，都与传统孝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归根结蒂，都是由传统孝道生发出来的，因而也必须借助于传统孝道来得到阐释和说明。三是思维模式。《尚书·君陈》提出：“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周易》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卦·彖》）由此而来，中国人总习惯于将一切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道德化。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 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4]中国人还习惯于将“二元同体，一元独尊”[5]作为普泛的建构模式用来分析所有对象和问题。中国文化往往热衷于塑造超越人性人情的道德完人，它所传颂的英雄大都是具有过人道德修养的圣贤。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传统孝道的内涵与影响研究无疑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课题。过去，不少研究者企望能全面系统地来把握这一课题。这种把握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一时却很难达成。因而，他们往往只能泛泛而谈，难以提出有深度有特色的见解。

与此不同，潘剑锋先生选择了从养老这一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传统孝道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他的这一研究所立足的是传统孝道与养老的密切关系。《尚书·酒诰》记载说:“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孟子提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上》）《孝经》提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庶人章》）由此可见，养老是传统孝道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一直有着极强的家庭观念，中国社会的养老模式也一直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中国的法律与道德也一直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养老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影响就不仅是体现在礼仪规范的层面上，而是全面影响到了中国人的价值准则和思维模式。因而，分析传统的养老观与养老模式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传统孝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潘剑锋先生深入分析了传统孝道与养老的关系。在他看来，血缘关系是产生养老行孝的情感基础，个体婚制是产生养老行孝的社会基础，农耕经济是产生养老行孝的经济基础。孝道是养老的前提和基础，养老是孝道的体现和展开，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他从“养老”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对传统孝道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对其功能与价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既充分肯定了传统孝道在保障养老、减轻社会负担，调控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维护家庭稳定、构建和谐幸福家庭，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传统孝道在奉养方面违背社会规律，不讲究客观实际；在人格修养方面强调不平等，钳制青年人思想自由；在范围方面移孝作忠，内容泛化等，具有一系列的弊端。潘剑锋先生的这些观点，从总体上看，既有历史意识，也具现代眼光，对我们不乏启发和参考价值。

进一步看，潘剑锋先生的这项研究也是应当今社会养老实践的急切需要而进行的。近年来，我国建立在传统孝道基础之上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在尚未进入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快速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到2008年初，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以上，其中有6成分布在农村。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人口倒金字塔结构的出现，年轻一代所要奉养的老人数量成倍增加，精神与经济压力日益增大。而大家庭的解体与核心家庭的逐渐普及，也使得前人为孝养所制定的子女日常行为规范难以为继。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的繁荣与自然经济的的衰落，使得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物质欲望日益膨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转化为了激烈的生存与发展竞争。因而，人们更多地是在关注自身的生存和下一代的成长，敬老养老观念日益淡化。三是文化结构的变化。随着多元文化对一元文化的取代，钟情于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年轻一代，无形中接受了西方流行的社会化养老模式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更多地看到了家庭养老模式的不足，和要求子女盲从父母所带来的弊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体系建设还很不健全，社会化养老远没有发展起来，还无法适应保障养老质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潘剑锋先生认真分析了以上挑战，并着力从传统孝道与养老模式中去寻找应对挑战的思路和方法。他认为家庭养老由于包涵了经济上的扶助、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安慰等多方面的内容，能弥补社会化养老方式的种种不足，可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与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因而还是应该作为我国农村养老的一种基本形式而存在。在此基础上，他深入分析了孝道文化在我国农村养老工作中对于提高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帮助老年人自立、自强，实现自身价值，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下一代的人口素质，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良好的社会伦理等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弘扬和改造传统孝德观念，树立和发展现代孝德观念，以推进农村养老工作，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还进一步就如何加强农村新型孝道文化建设，顺利推进农村家庭养老工作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设想。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由于看到了社会化养老才是我国农村养老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潘剑锋先生在积极倡导并努力完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农村养老管理机制，完善养老立法，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等，并为此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综上可见，潘剑锋先生的相关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能直接指导当下农村的养老实践，因而能起到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启发，为个人的行为提供指导的作用。

从养老的角度来研究传统孝道，早在潘剑锋先生之前就有很多理论家进行过尝试和努力。但似乎尚没有人研究得如此系统、如此深入而又如此实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潘剑锋先生就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读完潘剑锋先生的大作，我们发现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比如说，如何深入把握孝道对于我国传统养老模式的历史影响，如何深刻认识新型孝道文化，如何通过弘扬敬老、爱老的民族传统来建构新型的孝道文化，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所存在的弊端，如何界定这一养老模式的历史使命，如何在当前农村青年人口流动性很强的状况下顺利推进这一养老模式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时还找不到很满意的答案。潘剑锋先生是湖南科技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之一，2007年他关于传统孝道与农村养老研究的科研课题又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将这项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从而为我们，也为所有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释疑解惑，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