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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尊贵与卑贱 周甲辰：《舜帝传说与传统道德》 加入时间：2013/7/30 17:57:00 admin 点击：2319 |
三、尊贵与卑贱 舜的一生充满了贵与贱的辩证法：他有着高贵的血统，但出身却很卑贱；他年轻时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但却因此展现出了十分高贵的品质；他经历了辅佐尧和自己君临天下的辉煌，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他却始终不忘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切身体验了极度卑贱与极度尊贵的巨大落差，但却从不将贫富贵贱放在心上。所有这一切都在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留下了印痕，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 （一）舜历卑贱 关于舜的世系，史料中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司马迁提出：“重华（舜）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史记·五帝本纪》）而昌意则为黄帝之子。其二，汉朝的刘耽提出，“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吕梁碑》）两种说法相同之处甚多，因而，学界有不少人猜想，幕的位置应该介于颛顼与穷蝉之间，可能是司马迁在统计时给漏掉了，因此，舜是黄帝的子孙与舜是幕的子孙并无矛盾，舜的血统无论怎么看都是很高贵的。舜虽然有着高贵的血统，但他出生时，家境却已非常不好。《尚书·舜典》中有“有鳏在下，曰虞舜”的句子，孔颖达解释说：“虞舜所居侧陋室，身又微贱。”（《尚书注疏·卷二》）司马迁也说：“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史记·五帝本纪》） 不仅如此，舜在家里的处境也非常不好。他曾饱受虐待，还多次遭到谋杀。概括起来，这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舜家庭关系特殊。司马迁记载说：“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史记·五帝本纪》）胡宏也说：“（舜母）握登死，瞽叟更娶而生象，爱象而恶舜，必欲杀之。舜大杖则走，小杖则受，顺适孝慈，欲杀不可得。”（《皇王大纪·卷三五》）二是舜父母兄弟的人品很差。据《尚书·尧典》记载，四岳曾这样介绍舜：“瞽子、父顽、母嚚、象（弟）傲。”舜的父亲名曰瞽叟。司马迁认为，瞽就是盲的意思。所以他说：“舜父瞽叟盲。”（《史记·五帝本纪》）孔安国则认为，“舜父有目”，只是“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尚书传》）我们认为，无论瞽叟是否是盲人，他有眼无珠、不辨好恶都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舜的继母既愚蠢又蛮横，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也借着父母的威势，傲慢无礼。三是舜来历不明，长相奇特，不受父母喜爱。沈约记载说：“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衣服自傍而出。”（《宋书·卷二十七》）以上三种原因，无论哪一种在起决定性作用，都会使舜少时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由于父母兄弟的虐待，舜一度被迫离开家庭，辗转于历山、雷泽、河滨、平阳、潢阳等地，从事过耕、渔、陶、籴、牧等多种劳作，可谓艰苦备尝。也同样是由于父母兄弟的虐待，舜一直到三十岁以后才成亲，而且还是偷偷摸摸，不告而娶，可怜至极。孟子说：“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孟子·万章上》）因此，“当尧进行对舜的调查和私自考虑把他提到帝国的最高地位的可能性时，舜属于最低下的地位和身份是没问题的”。[1] 舜进入尧的视野之后，尧为了确定他是否具有继位的资格，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考验。《尚书·舜典》记载说：“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从现存史料来看，尧对于的舜考验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考察舜处理家庭关系的能力；二是“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考察舜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三是“试舜五典百官”，考察其处理各种政务的能力；四是纳舜于大麓，考察其处理人与自然以及超自然力量关系的能力。舜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并且逃过了父母兄弟的一次又一次谋杀，最后终于赢得尧的充分信任。 总起来看，舜无论自己的身份多么卑贱，也无论遭受到何种折磨与困难，他始终都能保持高尚的节操。严酷的环境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卑贱的身份使得他德行的感召力与凝聚力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舜之所以能得到四岳的举荐和尧的赏识，原因固然很多，但他具有无比高贵的灵魂和超人的意志品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二）舜处尊贵 舜作为庶民，本来居于社会底层，但由于四岳的举荐与尧的赏识，他一跃而成为最高统治者，高居社会顶层。而在高居社会顶层之后，舜始终没有忘记社会底层的百姓。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提出：“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这里所说的“天下”，主要是指天下的百姓。作为帝王，舜一心为普通百姓着想，为了百姓利益，他效仿尧的做法，传禹而不传子，因而后人认为他达到了“仁之至”的高度。正因为如此，自先秦以来，舜帝一直被奉为体恤爱护百姓的典范。唐人张谓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说：“尝闻虞舜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邵陵作》）他还说：“百姓乐，尧舜未尝不乐；百姓忧，尧舜未尝不忧。”（《虞帝庙碑铭》） 在关心爱护底层百姓方面，舜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广开言路，倾听民意。舜制定了五年一巡狩的制度，远赴国家的四面八方，实地考察民情民意，听取百姓对官员的反映和评价。舜设立了纳言之官，同时，“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广泛搜集民众意见。他还设立了诽谤之木，畅通民情民意的反映途径。在舜的统治下，政治十分民主与清明，百姓能畅所欲言，其意见和要求往往能直达舜的耳目，快迅速转化为政治决策与国家行动。 二是选贤任能，服务民需。舜选拔任用官员注重听取百姓的意见。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这十六人美名远扬，帝尧却没有举用他们。舜在辅佐尧时，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八恺”、“八元”都能尽心尽责地工作，取得了非凡的绩效。同时，舜还根据百姓的反映，处置了混沌、穷奇、梼杌、饕餮等四个扰民作恶的人，使天下安定。舜设置官位的目的是主要为了服务百姓，满足百姓的急切需要。舜选禹为司空。禹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平定了滔天的洪水，使九州之民不再受水患之害。舜选弃为农官，弃教民稼穑，适时播种各种谷物粮食，使百姓免受饥饿之苦。舜选皋陶为大理，皋陶通过制定刑律，惩治凶顽，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舜曾对官员们说：“敬哉，惟时相天事。”（《史记·五帝本纪》）意思是说你们一定要勤勉执政，才对得起百姓啊！ 三是勤于民事，改善民生。为改善百姓的生活，舜进行过多方面的努力。《竹书纪年》记载说：“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使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管子·轻重戊》记载说：“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尸子》记载说：“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险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于若父母。”（《尸子辑本·卷上》）由此可见，舜的工作非常繁杂也非常辛苦。唐人李鼎祚曾经指出：“尧舜一日万机”。（《周易集解》）《国语·鲁语上》更是记载说：“舜勤民事而野死。”庄子曾虚拟一个尧舜先后让位于石户之农，石户之农不愿接受的故事。石户之农说：“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庄子·让王》）意思是说舜作为帝王实在是尽心尽力了，真是个勤苦劳累的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舜对于政事勤勉程度。 四是制定礼乐，教化民心。在前人的基础上，舜帝制定和完善了祭礼、婚礼、丧礼等各种礼仪，并着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还注重采用音乐和诗歌的形式来教化年轻一代，培育理想的人格。舜还曾向三苗等少数民族宣示教化。史料记载说：“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吕氏春秋·上德》）从总体上看，舜重视礼乐教化具有多方面的成效，这主要是人际关系更为和谐，个人行为更为规范，民众生活更富有人性也更具有人的尊严等。 由于舜始终将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所以他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与爱戴。孟子记载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万章上》）在孟子看来，舜之所以能登上帝位，关键不在于尧的禅让，而在于百姓的拥戴。由于一心为民，舜也开创了一个令后人无比敬仰的黄金时代，在他的统治下，“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吕氏春秋·慎人》） （三）舜对待贵贱的态度 舜的一生既体验过极卑，也体验过极尊；既经历过极贫，也享受过极富，对于贫富尊卑都有着切身的生命体验。但是舜似乎从来都没有将富贵贫贱放在心上。孟子说：“舜之饭校茄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诊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尽心下》）舜帝为什么能超越尊卑贫富呢？前人的解释各不相同。我们认为，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舜的孝道。舜对父母的孝远远超过常人，由于始终将孝摆在人生价值的第一位，所以他也就完成了对尊卑贫富的超越。孟子说：“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舜虽然登上了帝位，处于极尊贵的位置，但由于得不到父母的爱，他还是生活得极为郁闷。因此，他中年以后还曾往于田，号泣于旻天。由此出发，孟子提出了“瞽瞍杀人”， 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的著名推断(《孟子•尽心上》)。在舜的影响下，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均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 其二，舜的忧民思想。《郭店楚简》提出：“夫古者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升为天子而不骄。居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升为天子而不骄，不 (流？)也。求乎大人之兴，美也。今之弋于德者，未年不弋，君民而不骄，卒王天下而不疑。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唐虞之道》）“有天下弗能益，无天下弗能损”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舜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境界，关键就在于他“利天下而弗利也”。由于一心为民，胸怀天下，始终是将普通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个人的荣辱得失也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展示的也正是这种境界。 （四）文化价值与历史影响 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由极卑到极尊，舜走出了一条宽阔的人生大道。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想有所作为的人无不以舜为榜样。因此，舜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待富贵贫贱的态度，也就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艰苦奋斗的成才观。舜出身卑贱，历经艰难，最后成为圣王。与舜的经历相近，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被处以极刑，禹顶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继续治水的事业，“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最后终于获得成功。与舜、禹的经历相反，尧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虽然出身极贵，并且享有最好的家庭教育，但却始终不成器。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似乎在昭示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成才观的基本内涵。一方面，古人坚信：“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圣人、伟人和英雄大多出身贫贱，且要经历种种磨练。对此，孟子有一段名言：“舜发于畎田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溪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司马迁也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在中国历史上，悬梁刺股、凿壁借光、积雪囊萤等成语典故广为流传，“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好汉不怕出身低”；“英雄不问出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名言警句被无数人视为座右铭。另一方面，中国的贵族教育却相对落后，富贵人家的子弟常被视为娇生惯养、骄淫奢糜、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代名词。《曹刿论战》中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句子（《左传·庄公十年》），孟子曾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章句下》） 民间也有”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耗，四代败”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曾有无数的家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富不过三代”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同时也是很多人想打破却一直未能打破的魔咒。直到今天，真正的贵族在中国少之又少，而“富二代”、“官二代”在很多人心中也总是带有贬义的色彩。 二是自强不息的人生观。舜只是凭借优异的道德表现，就脱离了庶民帝位，获得了极尊贵的个人身份。可见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一个人只要品德高尚并肯付出努力，就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此出发，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个人的奋斗进取精神。《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将积极进取，奋斗不息视为理想人格的核心。孔子曾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来形容自己（《论语·述而》），在他那里，自我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持之以恒的努力，更需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乐观进取精神（《论语·宪问》）。孟子提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他将人的修养境界由低到高区分为了“善”、“信”、“ 美”、“大”等多个层次，要求人们通过滋养浩然之气，一步一步升华与完善自我。在中国文化史上，锲而不舍、卧薪尝胆、枕戈尝胆、闻鸡起舞、焚膏继晷，以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典故名言广为流传，激励着人们努力奋斗，不断前进。 三是安贫乐贱的价值观。无论是置身贫贱，还是置身富贵，舜都能淡然处之，这种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老子提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39章）“曲则全，枉则直，窪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22章）庄子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它们都要求淡化与泯灭贵贱的界限，自由地享受生命与人生。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称赞自己的学生颜渊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他率众高徒周游列国，被困于陈、蔡边境，在极度危险的时候。子路问他上天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为善者，孔子回答说：“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荀子·宥坐》)可见在孔子那里，还有很多比富贵更为重要的价值。基于此，《中庸》提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提出：“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荀子·乐论》）所谓“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君子忧道不忧贫”；“贵不凌贱，富不傲贫”；“佚而无穷、贵而不傲、富而不骄”；“苟富贵，毋相忘”；“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等，也无不体现了一种淡泊明志、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宋儒罗大经说：“学道而至于乐，方是真有所得。大概于时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鹤林玉露丙编·卷三） 四是以民为本的政治观。《说苑·君道》记载说：“尧存心于天下。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作为尧的接班人，舜自幼就具有与人为善的优秀品质。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渔、陶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基于这种品德，舜在统领天下之后，始终关心爱护普通百姓。由此出发，儒家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人本主义政治观。《尚书》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孔子说：“上者尊严而危，民者卑贱而神，爱之则存，恶之则亡。”（《孔子家语•入官二十一》）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而“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天下者不慢其民”；“民者，君之本也”；“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等，所蕴含的意义也无不如此。 （五）现实意义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市场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日益加速，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思想精神都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负面现象。比如有的官员一心想往上爬，完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的传统以及群众路线，虚假数据、政绩工程、跑官要管等屡见不鲜；有的企业价值失衡，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时有出现；有的人欲望膨胀，埋首名利，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一遇挫折便堕落消沉，甚至自杀绝望。而攀附权贵的思想、轻视民众的思想、享乐主义思想、靠关系走捷径的思想等在不少人那里也很有市场。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与个人人格的完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不为权力所累，不为地位所累，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私情所累，自觉达到“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目标要求；要教育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将内省与外务结合起来，保持心态平衡，关心精神健康，正确对待名利与成败，既坚持艰苦奋斗，也学会享受人生。要鼓励企业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树立诚信理念，优化品牌形象，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合理求利。在此过程中，宣传舜帝事迹，弘扬舜帝精神，学习舜帝品德，也就具有十分重要且无法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