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舜帝之圣

顾颉刚先生在《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中曾经指出，“舜的故事，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1]舜作为五帝中最后一位，其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民众中广为流传，对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舜帝形象的原型意义不可低估。

（一）传统文化与圣人崇拜

在中国文化史上，圣人具有独特的地位与影响。早在先秦，他就是儒墨道法诸子普遍崇拜和仰慕的对象。不仅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言必称圣人，《道德经》、《墨子》、《韩非子》、《易传》等著作也经常论及圣人。自先秦以下，“圣人”、“圣者”、“圣德”、“圣王”、“圣帝”、“圣明”、“圣主”、“圣贤”、“先圣”、“圣哲”、“至圣” 等词广泛见与各类典籍中，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对圣人的敬奉与呼唤不绝如缕。王文亮先生指出：“说中国是一个崇拜圣人的国度，这是有相当的依据的。因为无论是从哲学、史学、文学等为主干的理论型文化来分析，还是从礼仪制度、道德伦常、风俗习惯等为要素的大众型文化来观察，均能发现圣人的无所不在以及圣人观念的强大统摄作用。圣人乃是千百年来由中国人塑造，又为中国人所企慕的最高理想人格。相当于救世主的圣人，其非凡的智能以及崇高的品德，早已成为中国人在生命繁衍和文明创造中赖以汲取力量源泉以及加以奉行的规范准则，甚至圣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具有巨大精神号召力和情感凝聚力的伟大旗帜”。[2]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的小序中也提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题可归纳为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和崇圣观念。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能称为圣人的人又是少之又少的。孔子曾感叹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他认为自己远没有达到圣人的高度：“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明确承认圣人仅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屈指可数，而舜正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孔子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受此影响，“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也说：“圣人之得者，舜禹是也。”（《荀子·非十二子》）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自先秦以来几千年，古人所认可的圣人仅仅是再增加了孔子一人而已，连孟子都还只能屈居亚圣。虽然历朝历代都尊称帝王为“圣上”，但是“圣上”一词更多地是意味着权势，与真正的圣人是无法等同的，因而，一经改朝换代，“圣上”的封号便随皇权一起移交给了新的统治者。但是无论哪一个朝代都将舜视为圣人的典范。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明确指出：“所谓‘尧舜之道’就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这是儒家的真髓，也是中国人精神结构的核心。”[3]因而，我们讨论传统文化中的圣人崇拜，很难绕过舜；深入分析舜这一个例，对于我们窥探传统文化中圣人崇拜的内涵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舜帝的圣人品格

作为圣人的舜，具有非凡的号召力、凝聚力与感化力。对此，古代典籍多有记载。比如：“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尚书·尧典》）；“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管子·治国》）；“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丰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淮南子·原道训》）等。所有这些也正是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无比崇拜和仰慕舜帝的原因之所在。

孟子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在舜的影响下，人们纷纷向善：“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孟子·尽心上》）由此可见，舜对道德境界的孜孜追求及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据《荀子》记载，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舜的回答是：“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荀子·尧问》）由此可见，个人修养尤其是道德问题在舜心目中的极端重要性。《尚书·尧典》指出：“德自舜明”，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司马迁也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史记·五帝本纪》）舜历来都是以道德高尚而著称于世。

现代的学者对于舜的道德多有研究，其意见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舜文化的精神实质与历史地位。王田葵认为，舜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道德文化。陈仲庚认为，舜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根源性地位。翟满桂、巫瑞书等认为，舜帝是中华文明包括道德文明的奠基人。二是虞舜道德文化的基本内涵。王田葵、杜方智等人认为，舜帝道德文化包含了人伦道德、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宇宙道德等多个层次的内容。三是虞舜道德文化的当代价值。闫丽认为，舜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龚保华和翟满桂认为，舜文化对后世婚姻家庭关系具有重大影响。杨增和认为，建立在对现代文明负面效应的批判之上的后现代与舜文化在生态伦理观上有相似之处。以上这些研究涉及到了舜文化的本质与核心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舜文化与传统道德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者们往往忘记了指出一点，那就是舜的道德并不是一种普通的道德，而是一种绝对的道德，是常人无法达到的道德水准的极至。所谓“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墨子·尚贤中》）；“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管子·心术下》）；“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备道全美者也”（《荀子·正论》），等等，所说的都是这一道理。有学者指出，所谓圣人，“说到底，也就是几乎将全部道德都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的人，就是几乎具有全部美德的人，就是全德之人，就是道德完人：这就是圣人概念的定义。”[4]我们认为，舜之所以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与感化力，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舜是这样一个道德完人。尼·胡克曾将“历史上行动方面的英雄和思想方面的英雄”区分开来，[5]舜作为中国人数千年来所崇拜的偶像，从本质上看，无疑应该是属于后者。

（三）舜作为传说故事的主人公

关于舜的长相，古人广有记载。《尸子》说：“舜两眸子，是谓重明。”《淮南子·修务训》说：“舜二瞳子，是谓重明，做事成法，出言成章。”《史记·项羽本纪》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孝经·援神契》说：“舜龙颜重瞳大口，手握褒。”所谓“重瞳”，现代学者有的解释为特异的生理现象，有的认为是先天畸形造成的，还有的认为那只不过是白内障罢了。不管怎样，舜的长相尤其是眼睛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舜虽然贵为黄帝的后裔，但是却出身贫寒，他的家族到他这里已连续七代微为庶民。他“父顽、母嚚、弟傲”，父母、弟弟时常想谋害他，“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史记•五帝本纪》)。舜年轻时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曾从事过多种劳作。而且在这些劳动中舜也没有呈现出过人的才华。所谓“虞舜做食器”（《韩非子·十过》）、“舜作五弦之琴”（《乐记·乐施》）、“舜作室，筑墙茨屋”（《淮南子·修务训》）等有关舜发明了某种器物的记载，应该是后人附会的结果，在学界公认程度并不高。即使是在从政之后，舜也没能显示过人的特长，他治水不如鲧和禹，典乐不如夔，讼狱不如皋陶，耕作不如弃，礼仪教化不如契，他只是道德高尚，善于管理，这些贤能之人愿意为他所用罢了。

舜多愁善感，性情柔顺，明显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尚书·尧典》说他“温恭允塞”，《大戴礼·五帝德》称赞他“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正因为柔顺，面对顽父、嚚母、傲弟的虐待和谋杀，舜才会大棒辞，小棒受，“顺适不失子道”；也正因为多愁善感，舜在步入中年以后，因为得不到父母的爱，才会“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曾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都五十岁的人了，舜对总是虐待他的父母仍然依恋不舍，无论怎么看，这都缺少了一些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

高贵的血统、贫寒的家境、曲折的经历、庸常的技艺、女性化的气质等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舜，所有这些与舜圣人品格之间有无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们一时可能很难下定论。但是，舜的形象确实因此而而脱离了道德符号的抽象性，变得生动、丰满和感人，这也是舜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四）舜帝形象与传统文化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

崇拜是一种精神与精神的交契。“所以我崇拜他，多少含有同声相应，惺惺惜惺惺之意，以勇崇拜勇，以仁崇拜仁，以智崇拜智，这完全是一种精神上互相吸引沟通的关系。”[6]圣人崇拜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挥之不去，唤之即来的深层文化心态”。[7]中国人崇拜圣人，目的是为了以圣人为标本，向圣人看齐。所以，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 荀子也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综观传统文化中的舜帝崇拜，我们发现它与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孜孜追求是分不开的，这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说明：

其一，道德修养在理想人格塑造中占据核心位置。孔子认为，物质享受对个人来说并不重要，“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但是必须“仁义”等道德准则，追求至高的道德境界。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他还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左传》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将加强道德修养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要求人们要像“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一样“志于道”、“志于仁”。荀子提出：“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荀子·乐论》) 他还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在他那里，个人学习和奋斗的终极目标便是成为圣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

加强道德修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付诸努力。其终极目标是成为圣人，但这一目标是很难达到的。孔子曾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连孔子都自认为达不到的境界，就遑论一般人了。不过人们可以实现阶段性的目标。在儒家那里，普通人成为圣人之前的奋进历程被区分为了高低不同的若干个层次，比如“士”、“君子”、“成人”等。孟子曾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人们可以循序渐进，先成为“士”，再成为“君子”与“成人”，最后再靠近终极目标，达到“圣”与“神”的境界。

其二，舜之形象是塑造理想人格的标本。在传统文化中，舜不仅是作为一种道德的象征而且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存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对技艺的忽略与轻视。圣本来与智慧聪明有关，《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周礼·冬官考工记》提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为也。”但是，由于受舜帝从事多种劳作并无突出技艺，从政后也没有明显特长这一形象特质的影响，传统文化在塑造理想人格时，对技艺往往持忽视与排斥的态度。《论语·子路》记载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所谓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周易·系辞上》）；“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荀子·哀公》）；“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荀子·儒效》）等，完全出自内主体的在修养而与作为“小知”的技艺无关。

二是女性化的性情。舜满怀仁爱之心，为人柔顺而且多愁善感，受此影响，传统文化所塑造与讴歌的理想化人格均带有女性化的特征。老子所倡导的“上善若水”、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孟子所倡导的“不忍人之心”等均是如此。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是淡泊、安静、隐藏、平常。[8]渡边秀方说：“我们认识的中国人是先天的文弱的国民。”[9]林语堂也说：“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10]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匹夫之勇往往是否定与批判的对象，人们所欣赏与赞许的是仁者之勇。孔子曾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荀子则有更为详尽的论述：“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牟牟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牟然惟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在中国，粗犷豪放的性格、恐怖强大的力量、以及带有攻击性的性格如果不与超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便会作为理想人格的对立面而存在，或是充满了批判的意味，或是成为喜剧化的对象，项羽、吕布、张飞、李逵等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是高贵的血统、曲折的经历与特异的相貌。受舜帝故事的影响，传统文化在塑造和树立理想人格时，往往要追溯或附会主人公一个高贵的血统，比如说，孔子的六代祖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刘备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等。主人公年轻时毫无例外也都经历过许多挫折与磨难。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刘备早年丧父，母亲以贩履织席为业。这正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他们大都相貌奇特，而且这种奇特与美并不等同，而更趋向于丑。孔子“生而圩顶”，“面如蒙倛（“魌）”，“修上而趋下”。刘备“双耳垂肩，双手过膝”。《白虎通·圣人》曾明确提出：“圣人皆有异表”，并说“尧眉八彩”、“禹耳三漏”、“皋陶鸟喙”、“文王四乳”、“周公背偻”。

（五）圣人与英雄

刘邵曾说：“夫草式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人物志·英雄篇》）纵观中国文化史，我们发现英雄崇拜很不发达，既没有出现发达的英雄史诗，英雄的地位也远远不及圣人。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英雄，只是英雄很难进入到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视野而已。但是，传统文化却孕育和塑造了一大批舜帝式的圣人。传统文化史上有地位、影响的人物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一是以德服人，二是以术服人，三是以力服人，四是以貌服人。如前所述，舜帝式的圣人就是以德服人的人，处于历史文化的最高层次。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大都要参照舜的形象来美化和标榜自己；普通老百姓也总爱将自己喜爱与崇拜的对象舜帝化，这种倾向到了今天似乎仍然还在延续。

学界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舜帝式的圣人与西方文化中的英雄存在诸多不同。舜帝式的圣人为国为民，救苦救难，造福于世、功德无量；西方的英雄则张扬个性，充满欲望，往往存在残忍、好妒、爱慕虚荣等致命弱点。舜帝式的圣人以德服人，以德为美，是仁者，是道德完人；西方的英雄以力服人，以力为美，他们崇尚武力、是超人、是征服者。但是，学界却对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关注不够，那就是舜帝式的圣人与刘邵等人所界定的英雄也存在着质的不同。刘备不同于张飞，宋江不同于李逵，唐僧不同于孙悟空，深入研究这种不同，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民族文化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以及关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六）圣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与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高在上的圣人，包括大舜、孔子等也往往成了被质疑与被批判的对象；到了十年文革时期，他们更是遭到了彻底的否定，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圣人们又逐渐成为被遗忘和被利用的对象。年轻一代所崇拜的大都是文体明星，帅哥靓女，崇拜的对象往往与肉欲化的对象合而为一。对于大舜、孔子一类的圣人他们所知甚少，也不感兴趣；而有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则视圣人为炒作的对象，通过炒作来发展旅游经济，为此不惜违背历史常识，扭曲圣人形象。因此，正确认识和对待“圣人”这一特殊文化遗产，使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培育理想人格、繁荣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服务，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