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舜帝之忍

史料中关于用忍让来形容舜帝品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尧让位给他，“舜让于德，弗嗣”；（《尚书·尧典》）舜使“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史记·五帝本纪》）“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尚书·皋陶谟》）以及“义轩让以道，尧舜让以德”等（邵雍《争让吟》）。舜虽然是黄帝的后裔，但到他出生时，他家已连续七世“微为庶民”，他年轻时“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经历也很坎坷。他能一步步走向成功，最终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与他特别地能忍让存在着必然联系。深入分析舜帝的忍让，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舜帝，进而把握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舜帝之忍的基本内涵

全面分析舜的忍让，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忍让意味着克己。只有克制自己的情感冲动以及对于地位、财富、声名等的欲望，避免与人争名、夺利、抢权，才能以德报怨，建立起和谐的关系。由于能克己，所以“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皆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险则为猎者丧虎。”（《尸子辑本》卷上）由于能克己，当生活中出现矛盾冲突的时候，舜总是先作自我反省：“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由于能克己，舜总是无条件地替他人着想。对于不争气的弟弟，他“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孟子，万章上》）孔子感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可见，舜帝克己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 

其次，忍让意味着尊重。“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章句下》）这是对父母的尊重；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力主疏导，这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史记·五帝本纪》）这是对“五教”准则的尊重；“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尚书·尧典》）这是对民意的尊重；“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尚书·尧典》）这是对法制的尊重；“肆类于上帝，堙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尚书·尧典》）这是对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尊重，等等。我们认为，唯有尊重，才能克己利他，避免主观独断和个人主义。

再次，忍让意味着胜利。舜在父母兄弟面前忍让，是为了最终感化他们；在泛滥的洪水面前忍让，是为了选择一种科学的治水方式；在作乱的三苗面前忍让，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对于尧的禅让，舜一直忍让，是为了等待一个更合适的从政时机等。总的来看，舜的忍让没有一次是失败的，这也就说明，忍让并不等于软弱，更不等于没有原则，而是一种独特的进取方式和最为有效地取胜途径。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之位与人，舜之所以能登上地位，是在于他他特别能忍让，而不是在于尧的禅让。孟子说：“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万章上》）

不少古代文献记载有舜歌南风的事迹，如“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新语·无为》）；“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淮南子·泰族训》）。另外《孔子家语》、《尸子》、《礼记》、《史记》等也有类似的记载。所谓《南风》之诗，司马迁云：“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咏其生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史记·乐书》）南风清新柔和，于无声无息间滋长万物，正是舜行忍让的最好象征物。

（二）舜帝之忍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由于特别能忍让，所以舜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礼运·大同》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并把尧舜时代概括为大道推行的“大同”时代。舜之忍让与其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由于忍，舜实现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舜“父母弟顽嚚不友，日以杀舜为事。舜耕历山，以失爱于父母，日号泣于旻天，不敢怨怼，失子道负罪引慝，以事祗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信而顺之，弟象亦化之，不至于大恶。”（司马光《稽古录·有虞氏上》）舜的家庭关系本来极不和谐，但由于舜特别能忍让，最终却成功实现了和谐。而且在舜那里，个人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这些家庭关系规范，完全是无条件的。双方中任何一方严重违反这些规范，都不能作为另一方不遵守这些规范的理由。受侵害的一方，必须忍让，也只有忍让。因为一旦引起争端，也就失去了“和”。

其次，由于忍，舜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和谐。舜年轻时，“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韩非子·难一》）舜所居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舜治理天下时，布五教于四方，倡导“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的人格，使得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百姓亲和。在尧舜时代，各种社会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但是舜以忍处世，以忍教人，有效化解和缓和了各种矛盾。

再次，由于忍，舜实现了政治关系的和谐。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明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史记·五帝本纪》）舜还选贤仁能，勤于政务，尽力解决百姓的疾苦。可见舜大权在握时，能做到天下为公，克服个人的好恶，克制个人的物欲，淡忘个人的利益，所以也就得到了最广泛的好评与拥护。尧崩，三年之丧毕，尧之子丹朱来争夺统治权，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这不仅赢得了民心，同时也化解了与丹朱的矛盾，从而避免了一场浩大而严酷的政治斗争。

最后，由于忍，舜实现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尧舜时代，三苗等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聚众作乱，经常骚扰中原地区，尧采取征伐的策略，多次组织武力攻伐，但收效甚微。舜一改尧的征伐策略，舞干戚于三苗，示之以德并行教化，最终开创了“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令，而移风易俗”的理想局面（《淮南子·原道训》）。

此外，由于忍，舜还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舜在命禹治水的时候，改变了鲧以堵为主的方法，坚持以疏导为主，给水让出一条流入大海的通道，从而成功治理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总起来看，舜在一切的进攻和挑衅面前，所采取的回应方式都是让；在先古圣王中，舜最具个性的行事方式，理政方式也就是让。因为崇尚让，所以，舜强调做人不能一味地刚强，而要有柔的一面；主政也不能一味地苛猛，而必须在宽。由于忍，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使本来不和谐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都实现了和谐，这也正是舜建立不朽历史功勋的前提和基础。

（三）先秦诸子对于舜帝忍让品格的继承与阐释

《尚书》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周易》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周易·谦》）《左传》提出：“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由于舜帝故事的广为流传与深刻影响，先秦诸子无不肯定和倡导忍，并且将忍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紧密结合到了一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先秦诸子大都设想通过克己来构建和谐的关系。儒家用以“克己”的武器主要是“礼”。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要求人学会“克己”，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孟子提出，一个人如果若想担当“大任”，就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忍饥饿，经磨难，“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于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斥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道家用以“克己”的武器主要是“无”。他们认为无为有的根本，主张做人要“少私寡欲”。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4章）庄子幻想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达到“同于大通”的境界。（《庄子·大宗师》）法家用以“克己”的武器主要是严明的刑法。韩非子主张“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韩非子·有度》）墨子则认为：“俭节者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主张以“非攻”、“非乐”、“节用”、“节葬”，来对抗个人的穷奢侈极欲。管子也提出：“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管子·说林下》）总之，先秦诸子大都认识到了个人的欲望是了无止境的，必须加以限制，个人的认识很可能是片面的，必须要能超越。有了限制和超越，社会才会和谐。

其次，先秦诸子大都设想通过尊重来构建和谐的关系。儒家的核心观念是“仁”，而要做到“仁”，个人就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学会为他人着想。所谓“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 ，（《左传·昭公十年》）其意义也就在于此。道家的核心观念是“道”，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庄子提出：“法天贵真”，（《庄子·渔父》）“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庄子·天道》）他们都认为个人必须“惟道是从”。法家核心的观念是法，特别强调维护法律的尊严。“诚有功，疏贱必赏；诚有过，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墨子则主张通过尊才尚贤，兼爱众生，来建立一个公平富足的社会，等等。由于强调尊重，先秦诸子所构想的理想人格也大都以柔顺为主导特征。

再次，先秦诸子大都认为，达成了和谐也就意味着胜利。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老子》8章）《中庸》的第一章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荀子·礼论》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连专门研究战争的孙子也认为和谐是很高的一种境界。他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

（四）舜帝之忍与传统文化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

先秦以来，尚忍一直是传统文化中一种突出的价值取向。《说文解字》说:“忍，能也”；《玉篇·心部》说:“忍，强也”；《广雅·释言》说：“忍，耐也”。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将忍作为一种正面价值来加以肯定的。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能忍的人往往被奉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郑伯肉袒请罪，勾践卧薪尝胆，韩信能忍胯下之辱，娄师德教人唾面自干等都是如此。张公艺作为唐代的宰相，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羡慕不已，并受到朝廷的表彰。唐高宗问及成功的秘诀，张氏在纸上写下了一百多个“忍”字，高宗看后感慨万千。这一故事在后世也广为流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有无数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为人处事一定要忍，并将忍作为一种崇高的品德加以倡导和推广。董仲舒提出，做人要“谨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春秋繁露·立元神》）杜牧认为“包羞忍耻是男儿”。（《题乌江亭》）慧能说：“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不恶无喧。”（《坛经》）吕本中说：“当官以忍为先，忍字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童蒙训》）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留侯论》）南宋罗大经说：“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鹤林玉露·忍事》）元人许名奎说：“忍之一字，自宰相至于士庶，人皆当以此为药石。”（《劝忍百箴序》）清儒张培仁说：“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宝也。如与人相辩是非，这其间著个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如与美人同眠，这其间著个忍字，养了多少精神……凡世间种种有为，才起念头，便惺然着忍。如马欲逸，应手加鞭，则省事多矣。”（《妙香室丛话》）而“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六度万行，忍为第一”；“忍一时风平浪静”；“忍辱从来事可成”；“气是无明火，忍是敌灾星”；“宁让人，勿使人让；宁容人，勿使人容”；“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日让畔，不及一段”；“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名言谚语在民间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由于特别尚忍，以至于出现了专门劝人忍让的经典——《忍经》。

传统文化尚忍，虽然缓和了阶级和民族矛盾，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不少统治者缺乏民族自尊与民族气节，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总是想委曲求全，宁愿向蛮夷之人称儿、称臣，和亲纳贡，也不想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虽然自己的人口比对方多，经济、文化也远要比对方发达。中国文学中，随处可见反对兵役，反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表现边塞生活艰苦的诗篇。即使统治者所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而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也往往是文人们批判的对象。在中国，武士历来都是没有地位的。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武士在战争中立下很大的功劳，往往也会因为种种可笑的理由而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在中国，即使是有人习武，也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像陆游那样一心一意想立功边关的入永远是极少数。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文弱，往往缺乏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气、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宁折不弯的傲气和舍我其谁的霸气，中国人总像一锅温吞水，总显得温文尔雅。贺麟先生指出，儒者素来就是懦弱的象征，“儒”字本身就含有“懦”的意思。一般人一听到武就会联想到野蛮、横暴、动武、行凶、兵灾、匪祸，暴君、专制、恶魔、霸王等等。[1]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中，中国人所崇拜的英雄都是道德英雄，而且往往还是文弱书生，无论是长相方面的眉清目秀，皓齿丹唇，美妙风流，思想情感方面的多愁善感，细腻委婉，还是行为方式上的好起誓，好哭泣，好自责等无不带有严重的女性化趋势。即使是在宣扬侠义之道的作品中，最高的领袖，如宋江、刘备、唐僧等都是如此。中国人的阳刚之气，中国人的血性，中国人的殊死战斗精神，中国人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似乎都因为一味忍让而被消磨得所剩无几了。陈独秀说，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导致中国人的抵抗之力，从根断矣。（《独秀文存》第一卷）彭迈克提出：“许多中国人很早就学会‘忍气吞声’，因为他们了解，离开他们的家庭和婚姻就无法生活。”[2]辜鸿铭认为，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和残暴，是温良的、被驯化了的动物。[3]桑原骘藏甚至将文弱与保守看成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而且他认为，这一点早已广为人知，根本就用不着多加说明。[4]林语堂说：“中国人的忍耐，盖世无双”，“忍耐为中国人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5]由此出发，他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女性化的国家。陈子展也说：“中国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的民族”，“这个忍字，可真算得咱们独一无二的国粹。”[6]

（五）舜帝之忍的现实意义

舜帝之忍之所以能在传统文化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以孝道为基础的家族制度的影响，有农耕文明的独特要求等等。对此，已有众多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兹不赘述。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了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明危机等多种危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就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体制都不是很完善，所以，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普遍存在，有时还很尖锐激烈。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在持续扩大，劳动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法制发展的关系严重失衡，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很不和谐等。因此，继承和发扬舜帝之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它是我们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味忍让决不是最佳选择。我们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坚持正义与法制，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通过斗争维护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还必须改变退避礼让、内敛谦卑的民族性格，努力强化竞争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心，大胆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民族的竞争力，通过卓有成效的竞争来拓宽民族的发展空间，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