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舜封象弟论

数千年来，舜作为道德文化的创始人，作为最完美的圣王先帝，一直是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道德教育的榜样，并因此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并不全是正面的，很多极不道德的观念与行为，追根溯源也与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贪渎观念与贪渎行为便是其中的一种。贪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发达且独具特色，而要解开其中之迷，就应该从舜封象弟的故事讲起。

（一）舜之道德的核心是孝和悌

舜帝道德在儒家看来核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家庭道德。《尚书·尧典》曾把道德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称之为五典，又称之为五教。《左传》把五典或言五教解释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左传·文公十八年》）所涉及的全是家庭道德。孟子则解释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从表面上看，虽然超出了家庭道德的范围，但细加分析，我们就发现，其核心依然是家庭道德。把家庭道德看成是舜帝道德的核心，这与儒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首先应该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观念是相通的。

在先秦，由于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低下，只能从属于男子，所以，儒家谈到家庭道德时，所重视的就只有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因此，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己矣”。（《孟子·告子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孔子也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父子关系是纵向关系，兄弟关系是横向关系。处理好了父子兄弟的关系，引申开来就可以纵横摔阖，处理好一切人际关系。孝的扩大化是忠。移孝可以作忠，从忠孝引申出的行为准则有敬老、尊尊、听话、服从等等。悌包括了兄友和弟恭，它的扩大化是义，引申开来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等。处理好了人际关系，个人就可以治国平天一下，从事政治活动了：“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因此，在儒家文化那里，孝悌既属于家庭道德的范畴，同时也包含了一切人际关系的准则，是整个道德大厦的基石，是仁政的起点。

百善孝为先。比较而言，孝的作用和影响更为突出，己经引起了人们足够的重视，对它的研究也比较深入。而悌则一直被笼罩在孝的阴影里，所受到的关注比较少，人们对它的研究相对也不是很深入。因此，我们今天重视、深化对悌的研究，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

（二）分封象弟是虞舜体现了高尚的道德

研究舜悌的品德，不可能离开象。

象作为舜同父异母的弟弟，深受父母的宠爱。他性情傲慢，一直在虐待舜，而且还想借机除掉舜：“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史记·五帝本纪》）舜在受了三十余年的虐待以后，才终于偷偷摸摸，不告而娶成了亲。可见，舜真是可怜至极。舜成亲以后，象与父母的谋杀行动并没有停止：“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往，遂往。舜终日饮洒不醉。”（《列女传·卷一》）类似的记载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象人品很差，对舜的态度也十分恶劣。

但是，舜在继承了王位以后，不但没有惩处象，反而把他封到了有鼻。古代典籍对这次分封多有记载，兹抄录几则如下：“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 汉书·武五子昌邑哀王传》）；“象傲，终受有鼻之封”（《后汉书·袁绍传》）；“昔象之为虐至甚，而大舜犹侯之有鼻”（《三国志·魏志·乐陵王茂传》）；“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言甚灵，能兴风雨”（《水经注·湘水》）；“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少疑，象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括地志》），等等。可见，舜分封弟弟象的故事，是广为人知的。

由于年代久远，也由于传说者的立场和意图不同，舜与象的故事存在很多不同版本。但综合起来看，大的框架也就基本如此了，不同的只是细节而已。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我们不难发现，舜的确有其过人之处。首先，分封这份大礼并不是所有当哥哥的都能送得起的。其次，最重要的是他对弟弟好是无条件的，无论象怎么顽劣，怎么虐待、谋害自己，舜都愿意始终如一地呵护他、帮助他。这在常人那里，确实很难做到。难怪儒家要把舜当成是悌的典范而大力弘扬。

（三）故事所蕴含的价值观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舜的行为曾受到不少人的质疑：“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廪。有库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万章上》）有廪即有鼻，确实，舜待人处事显然存在两条完全不同的准则。一条是对他人的，一条是对弟弟的。对他人他坚持法治，该罚的罚，该赏的赏，敢做敢为，丝毫也不含糊。对弟弟他坚守亲情，无论象品质何等恶劣，对自己何等刻薄，他都要给予赏赐。舜遵从法制，重用八恺，处罚四恶，赏罚严明，这才建了清正严明的政治，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舜看重亲情，对于不争气的弟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己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库，富贵之也。”（《孟子·万章上》）这才成了悌的典范，成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先祖。

法制维护的是社会的公平、公正，亲情维护的是家庭人员的团结和睦。虽然二者都是在调节人际关系，但是，我们认为，它们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片面地照顾、维护家人的利益，必然就会无视法制，损害社会的公平、公正。要遵从法制，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必然就会损害与家人的特殊感情，失去家庭关系的和谐。在舜那里，家庭关系毫无疑问是重于社会关系的，家庭私德毫无疑问也压倒了社会公德。因此，舜在行事时，有亲情可论时必定是论亲情，没有亲情可论时才会坚持维护法制的尊严。这样看来，舜封象弟这一故事的意义就具有双重性。它的表面意义是表现了舜难得的家庭美德——悌，它的本质意义则是蕴藏在情节结构背后的家庭至上的价值准则。这也正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孟子曾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他还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梁惠王上》）。进一步看，表层的东西是经不起现实风雨的侵蚀与历史潮水的冲刷的，所以显得易变而脆弱。深层的东西深藏而隐晦，受到重重保护，所以往往顽强而坚韧。因此，当孔家店被彻底捣毁，孝悌的品德被完全扫进了垃圾堆时，深含在其中的价值准则和思维模式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综观舜的一生，如果没有过人的孝悌品德，他就不会获得帝王的权力和地位；他有了帝王的权力和地位，就必然会排除一切阻力包括违反法制，格外地赏踢和照顾自己的家人。换句话说，在舜那里，违反法制和恪守孝悌是一个硬币无法分割的两个面。

孔子曾感叹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礼运·大同》也提出：“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并把尧舜时代概括为大道推行的时代，把尧舜的禅让看成是天下为公的最好注解。今天不少学者也同样认为，舜文化一个闪光的基点就是天下为公。这一观点其实是值得商榷的。通过舜封象弟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出，认定舜的精神是天下为公确实有些勉强。他对自家弟弟亲之爱之，使之富贵，但他自己并没有因此而付出什么。他在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以后，得到一大笔嫁妆，包括牛羊、粮食、干戈、琴等等，全是自己享用，没有证据表明他孝敬了父母、周济了兄弟。他继承了王位、大权在握以后，也没有向父母兄弟出让自己的部分权力、让他们也享受到人生的荣耀。那么，是谁在为象所得到的好处买单呢？我们想，一是有鼻人民。他们被迫接受象这个傲慢、自私、残忍的人的统治。难怪有人要为他们叫屈：“有廪之人奚罪焉”？二是有才能有品德而暂时身居下位的人。他们因此少了一个得到晋升与分封的机会。三是整个社会。由于舜“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整个社会也就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损害了法制的尊严。因此，我们认为，分封象，对于舜而言，完全可以说是损他人以肥己弟，害公利以成私德。古人早就说过： “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舜的这一作为与天下为公的精神显然是矛盾的。

（四）舜帝之悌的负面影响

    要是真能把悌的品行推行天下，那固然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而建立起理想化的社会。问题是当有了个人修养的不同、现实功利的压迫、历史条件的变化等等之后，这种推行永远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梦幻泡影。一方面是儒家在竭力宣扬舜的美德，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手足相残，亲人情同陌路的现象司空见惯。连家庭本身的问题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何谈推之于全社会？可见儒家试图通过弘扬舜的美德，来实现仁政德治的努力显然是失败的。

进一步看，因为只是谋求将家庭美德推行到全社会，而不是面向全社会建立来一种新的道德，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舜封象弟故事的隐含意义凸显出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结果就出现了人分远近亲疏，办事内外有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导致人们待人处事的不公正，导致国家推行法治的艰难。因此我们说，儒家反复向人们讲述舜封象弟的故事，他的本来目的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但是，其负面因影响却不可低估。

首先，它腐蚀了人际关系。因为人分远近亲疏，所以在中国一直就没能建立起一个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人际关系体系。个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划圈，从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关系入手，凡是离自己近的就得接纳、就得帮助，反之就得提防、就得拒斥。“一方面，家庭与朋友一起组成了一座有围墙的‘城堡’，城内是最大限度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相互帮助；另一方面，对城外的公共世界则采取一种冷漠无情、一致对抗的态度，对社会公共生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1]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讲个内外有别，只要是“一家人”，就必然“好说话”；只要是关系近，就企图谋求更多的好处。因而，人们往往醉心于建立各种关系，拉老乡，认本家，拜兄弟、攀干亲、结冥亲等，不一而足。整个社会到处是避不开的关系网，到处有攻不破的人情堡垒。任何条文都可能被曲解，任何规章制度都可能被变通。首先是做人，是关系，然后才是做事，这在中国成了连三岁小孩也都懂得的基本常识。

其次，它污染了官场风气。舜作为圣王先帝，尚且可以违背原则封赏自家弟弟，我辈为了亲人朋友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功，封妻荫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水浒传》里，个人立身处世最重要的是兄弟关系，最重兄弟感情的人就是最大的英雄。凡是违法法乱纪照顾江湖朋友的官，都是好汉，都要赞美；凡死守王纪国法，不讲哥们义气的官都是走狗，都该虐杀。若整个官场都依此原则办事，那还存在奉公守法的官吏吗？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关系社会也趋于鼎盛，构建了法制与江湖规矩并存的“双轨制”，这主要表现在“关系网络复兴”、“人情泛滥”、“流行‘混世’”、“面子当道”、“宗派不绝”等五个方面。而这对整个官场风气的污染与腐蚀决不应低估。[2]

再次，它孕育了依赖性人格。象不劳而获，得到封侯的赏赐，他的幸运引发了不少中国人的艳羡与向往，他们也幻想能凭借某种关系而不是凭借努力获取成功与幸福。无论办什么事，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付出多大的努力，而是拖关系，找熟人，开后门。在家靠父毋，出门靠朋友；朝廷无人莫做官，厨房有人好吃饭，似乎只要有所得就得凭个“靠”字。所谓个人奋斗，所谓人格独立等，这些在西方文化中至关重要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很难找寻。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那就是贪渎文化的孳生、蔓延和繁盛。有学者指出，“关系”一词已成为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关系取向”一词也最能捕捉住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3]在中国文化中，徇私枉法、违规乱纪的行为大多是以道德的名义，披着高尚的外衣来进行的，因此，往往能得到社会肯定性的评价，从而也就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可以大行其道。换言之，贪渎行为往往从道德文化那里领取了通行证，可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畅通无阻。

（五）贪渎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贪污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再不客气点儿，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说，贪污文化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4]翻开一部《二十四史》，我们发现贪污腐化之事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尤其是以王朝末期为甚。有的学者甚至将一部中国政治史阐释为反腐败的历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这么多腐败，为什么中国的腐败竟然这么难以根治？有人认为，腐败产生的原因在于官吏的道德素质不高，这又缘于当局的教育培养不够。这一观点是十分幼稚的。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官吏是层层选拔出来的，而在选拔过程中，道德标准始终是最重要的标准。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文化，中国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对官吏的道德训导始终是最扎实、最彻底的。再者说，如果腐败产生的原因真的就在于官吏的道德觉悟的话，那么，问题也就太简单了。当局有措施可以惩罚他，有案例可以警醒他，有制度可以约束他，什么问题都好解决。

也有人认为，腐败行为泛滥的根源在于当局惩治贪官的力度不够，腐败行为的成本过低。只要当局多抓儿个贪官，狠狠地惩治，以儆效尤，那官场风气自然也就纯正了。这一观点同样是幼稚的。因为加强惩治的力度，除了多杀多关几个人之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代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够严酷的了，但是贪渎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治。今天，在个别地方和个别单位，贪官们前腐后继，一茬接一茬倒下，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还有人认为，腐败产生的原因在于官僚体制的不健全，在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这一观点虽然有些道理，但是仍然不得要领。因为如果问题真的就出在于制度方面的话，那么事情同样会很简单。对于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人才辈出的泱泱大国来讲，加强管理、多订几条制度并不是什么难事。问题在于，谁愿意受更多的制度的约束，谁愿意真正去完善和遵守这些制度。在中国，有章不循、令行不止的现象还少吗，多订几项制度能解决问题吗。有了制度不执行，再好再多的制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

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腐败文化或说贪渎文化在当前已经成了一个热点话题。概括起来讲，它三种不同含义。一是用来表述社会生活中贪渎现象的严重程度，说明贪渎己经不再是单个人才有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渗透到了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较为普遍社会现象。它己经成了我们时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使得我们“如入鲍鱼之肆，久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胡适明确指出：“贪污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特色。”[5]二是用来描述人们对贪渎行为的心理态度。“你也恨腐败，我也恨腐败，大家都在恨腐败中腐败；你也反腐败，我也反腐败，大家都在反腐败中腐败。”这首时下流行民谣，虽然有些言过其实，却也形象地再现了民众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期望腐败、攀比腐败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无疑就是腐败病菌孳生和蔓延的最好温床。三是用来追寻贪渎行为产生的的历史根源。何清涟说过：“人是厉史文化的积淀，追溯厉史，就会发现，利益交换在我国占代就被赋予一种‘道德’含义，现在的腐败现象只是中国古老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续。也正是有如此文化背景，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在我国出现，才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6]

从文化角度进行的思考，总体来看要比前面提到的种种观点深刻一些，宏观一些。但是，这种思考目前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于贪渎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历史上形成，我们该如何去治理这一文化等这一系列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它没有思考更没有回答。我们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贪渎文化，它的根就在于舜的传说，在于儒家将舜封象弟的行为道德化并大肆宣扬。这种宣扬毫无疑问会引发一种西方学者所说的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从而使人们偏离普世价值与行善规范，并引起腐败。当然，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于舜，而在于作为舜文化阐释者和宣扬者的儒家诸子。儒家诸子从建立仁政德治的美好愿望出发竭力宣扬舜，宣扬舜封象弟的事迹，结果却使得贪渎文化在几千年中国史上生生不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绝对称得上超级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