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左传》中的“诚信”思想

“信”即诚信，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美德，也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杜云辉指出，“信”在《左传》中一共出现了143次，其含义绝大部分是诚信[1]。据我们调查发现，“信”一共出现了140次，其中120次左右讲的是诚信。如：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如果没有楚国的恩惠，我们到不了这里。“退避三舍”就是作为报答。背弃恩惠而说话不算数，要用这个来庇护他们的敌人，我们理屈而楚国理直……。说话不讲信用就会导致我们理屈，因此我们要退避三舍。下面是我们的讨论。

（一）、《左传》“诚信”功能的正面论述

张宝林指出，在天、神的观念淡薄之后，春秋时期“信”这个道德规范被人们广泛运用，这是由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冲破了原来的血缘关系，打破了西周时期朴素的道德秩序，奴隶主之间，各诸候国之间不得不订立各种盟约，以维护相互之间的关系[2]。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1.1  依靠“信”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左传·恒公十三年》）

邓曼如是说，斗伯说的意思并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是说君王要以诚信镇抚百姓，以德义训教官员，用刑威来使莫敖有所害怕。可见，诚信是君王统治人民的手段之一。

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左传·僖公十四年》）

晋文公认为，信用是国家的宝贝，百姓依赖它来庇护。得到原国而失去了信用，那么用什么来保护自己的百姓呢？因此宁肯不得到原国而要信用，这实为高明之举。

1.2  依靠“信”来维持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君子曰：“茍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左传·恒公六年》）

由于宋国不讲信用，因此鲁郑相联合攻打宋国。君子这样评价道，如果信义不能长久地维持，那么订立盟约也是没有好处的。

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左传·文公元年》）

凡是国君即位，卿出国普遍聘问，继续重修过去的友好，团结外援，善待邻国，来保卫国家，这是合于忠、信、卑让之道的。忠意味着德行的纯正，信意味着德行的巩固；卑让意味着德行有基础。

1.3  信是礼仪得以实施的保证

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曹国和卫国一起得到君王的诺言，但是不能一起复国，这是不符合信用的。礼仪用来推行道义，信用用来保护礼仪，刑律用来纠正邪恶。丢失了这三项，君王准备如何办呢？[3]信是十分重要的，是用来保护礼仪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

讲话诚实是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如：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左传·成公八年》

君子的话诚信而有依据，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候，能不解体？

（二）、《左传》“诚信”功能的反面论述

    在春秋时期，信用的应用面十分广泛，略举两例。如：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左传·恒公六年》）

主持祭祀的史官真实不欺地祷告，这种行为就是信。可是现在百姓挨饿而国君享受没有节制，庙祝和史官用虚报功德的谀词来祭祀，这如何能成功呢？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左传·宣公十八年》）

放弃国君交给自己的使命，即杀掉赵盾，是一种不讲信用。如果不讲信用的话，那还不如一死了之。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很讲信用的，甚至把它看得比命还重要。

杜云辉说得好，从讲诚信的作用来看，它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维护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4]。这个观察是很准确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2.1  背信弃义导致国家灭亡

十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左传·僖公十年》）

温国国君不讲信义，不讲信用，在狄人攻打温国的情况下，周天子不发兵相救，因此灭亡[5]。

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左传·僖公十四年》）

庆郑说，丢掉信用，背弃邻国，一旦发生了患难，谁来救助我们？没有信用，患难就会发生；失去救援，国家必然会灭亡[6]。

由上述两则历史事实可知，国君如果背信弃义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亡国的结局。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攻打原国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到信用的价值，百姓做买卖不求暴利，交易分明，没有贪心。

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左传·成公元年》）

背弃盟约而又欺骗大国，这一定会失败。因为背弃盟约就是不吉，欺骗大国就是不义。这样百姓和神灵都不会去帮助，那么用什么去战斗，又用什么去取胜呢？[7]由此可知，如果不讲信用的话，那么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这样的话，所发动的战争只有失败的可能了。

2.2  背信弃义遭人唾弃

孝敬、忠信为基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弒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左传·文公十八年》）

这个莒仆杀了他的父亲，那么我们就无法取法他的孝敬。他又偷窃了宝玉，这样我们也无法取法于他的忠信。既然这样，不忠不孝之人，如果用这样的人来教育老百姓的话，那么百姓就昏乱了，因此要把他赶走[8]。可见，不讲信用之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也是不容的。

讲求信义必然发达，如：

文子曰：“武受赐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于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如农夫，是穮是蓘；虽有饥馑，必有丰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左传·昭公元年》）

文子是将信用作为根本，遵循它去做事。还引用他人的话语来证明，能守信用不会身处人下，由于讲信用，所以能够做他人的榜样。

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曰：“鲁弱晋而远吴，冯恃其众，而背君之盟，辟君之执事，以陵我小国。邾非敢自爱也，惧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且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贰，唯君图之！”。（《左传·哀公七年》）

鲁国背弃了与吴国的盟约而攻打邾国，显然是不诚信的表现。在茅夷鸿看来，这是造成了吴王的威信不能建立，那么四方的小诸候国怎么会来事奉吴王你呢？这样吴国就出兵救邾国[9]。可见，背信弃义即使是国君也是被人瞧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