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孟子》中的“中”思想

王苏指出，我中华文化，其基本精神，就是中道。中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道统[1]。徐儒宗指出，作为亚圣的孟子，尽管在言论中没有明确提出“中庸”的概念，但在实际上，中庸思想贯穿于孟子的全部学说之中。孟子直接继承了《中庸》和《易传》的理论，对孔子所首先提出的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并加以灵活运用[2]。王以宪认为，“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权”是违反常礼常规的临机应变的方法。孟子把“执中”与“行权”辩证地统一起来，主张以“执中”为根本原则，以“行权”为一种行动策略，以求对“执中”有所补益[3]。本文主要从规矩与灵活性的统一以及执中之表现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规矩与灵活性的统一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

通常情况下，嫂子与叔父有男女之别，自然是授受不亲。而“嫂溺”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是重大事件，因此权且变之。这是规矩与灵活性的统一，是中庸之表现。

万章问日：“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撮乎！狂者进取，狠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者，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哲、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缪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援也，是又其次也。”（《孟子·尽心下》）

王苏是这样解释的：孔子不得中道之人，而取狂娟，见得圣人任道之重，以及行道之切。狂者“志极高”是其好处，所缺者不够精密。狷者“守有余”是其好处，所缺者不免过激。谨厚之人，虽较狂狷少过，但无担当，难以任道。孔子宁取狂狷，不取谨厚，自亦有其合乎中道之处。这个解释较好。

（二）、执中之表现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这是禹之“中”。汤执中，立贤无方。这是汤执行的“中”；视民如伤，这是文王之中。而武王的中则是“不泄迩，不忘远”；周公的中是“兼三王以施四事”。由此可见，“中”是王道之基础，也是王道之根本。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尽心上》）

“执中为近之”就近于正确。杨子为我，即为我的程度已达到化境（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举动不为），这样利自己就会形成整个社会没有一点互助互爱的气氛。墨子兼爱，视他人为自己，也已达到化境（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这是不妥的。因为爱自己父母与他人父母从人的具体情感上来说是存在差异的。墨子否定了这种差异，把自己的父母等同于素不相识的人[4]。显然，墨子的兼爱是极端的，不符合中正之道。各执一端，不合中道。子莫执其中，量度于二者之间，为调停两可之说。为我不如杨朱之深，兼爱无墨子之过。王苏认为，杨子执为我之一，有害于仁；墨子执兼爱为一，有害于义。子莫执杨墨之中，有害于仁义，所以孟子斥其“举一而废百”[5]。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而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公孙丑认为道之标准太高，望降低标准。孟子这样打比方来进行解释：

高明的工匠不因徒弟的笨拙而改变或废除规矩，羿不因射手拙劣而改变拉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教人射术，张满弓而不发箭，只做出跃跃欲试的状态来加以引导。他在恰到好处的中道上站立指导别人，这样，学习的人就能紧紧追随。如果有所迁就，则可能会偏离，那么这样就有可能偏而不中。

白圭曰：“吾欲二卜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梁小梁也。” （《孟子·告子下》）

如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太多、太重，老百姓就会受不了，怨声载道，把人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偷税漏税太多，税率太低，国家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又会影响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儒者的追求。自然，税太轻，国家必要的开支都满足不了；税太重，又会使百姓的负担加重，老百姓承受不起；两者都是背离中道的。孟子从实际情况出发，奉行的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在这里展开了一次中庸的现实运用。既回答了白圭的问题，又表明了自己无过无不及的主张。

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

    “物极必反”，因此只有保持一定的度，只有适宜，只有执中，才能保持事物的稳定性。“暴其民”，则过，可能自己被杀，国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