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记》中的“中”思想

    “中”是《礼记》的重要内容。潘斌认为，礼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而中庸之道则是在实行礼治的过程中所应持有的原则[1]。逯雪梅指出，“中和”思想是儒家“中庸”哲学观的美学阐释，“中庸”原则是儒家社会哲学的核心部分，重在伦理意义[2]。上述两位学者的理解不无道理。

（一）、中庸——适宜

1.1  “中”之理论

潘斌认为，《礼记》系统地提出了中庸理论[3]。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

“中”是天下最重大的根本。“和”是天下最普遍的原则。到了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了。成中英先生十分精辟地将《中庸》的和谐概念概括为“中和”。潘斌认为，中庸之道的“中”，不同于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的中，不是不讲原则、不辨善恶的调和与折衷，而是指适度、适当，即无过无不及。中庸之道的“和”，不是指两个事物间彼此完全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比例协调、配合得当，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状态[4]。显然这个理解是十分准确的。

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 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礼记·乐记》

歌辞和音节不相害，是乐的内情；欣喜欢爱，是乐的形貌。中正无邪，是礼的性质，庄敬恭慎，是行礼的节制。可以看出，中正无邪，是礼的性质，也是礼的本质。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礼记·中庸》

中是人生行为的最高标准，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不多，这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可见，中是最高标准，因此能够达到最高标准的人也十分罕见。

1.2  “中”之功能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礼记·大传》

     刑罚得当，即符合中正之道，人们就会安居乐业。人民安居乐业，财用就会富足，因此所有的愿望都能得以实现。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礼记·中庸》

中正独立，决不偏向任何一面，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国家混乱的时候，他们也保持正直，到死也不改变，那才是真正的刚强呀！

由于适中很难达到，因此“中”成为圣人的标志之一。如：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

舜之所以成为圣人，这是由于舜采用中庸之道来治理人民。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 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礼记·中庸》

表现得庄重中正，足以执掌天下大事，……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圣人。

“中”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如：

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礼记·表记》

无论是“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抑或是“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表达的都是中正之道。

（二）、中庸——“过”与“不及”

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礼记·乐记》

   快乐到了极点，就有放纵之忧虑；礼粗疏到了极点，就失去了中正无邪。这表明，只有做到中正，才能是最完美的表现，也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如此罢。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礼记·祭义》

祭数则过，祭如疏则不及。数“过”的结果是——烦；烦“过”的结果是——不敬；祭疏的结果是怠；怠的结果是忘。无论过与不及，都会有不好的结果。因此只有实行“中”，才会有良好的结果。

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

“过”与“不及”都不是孔子所赞同的。他认为，“中”是恰当的，也是合适的。而礼的制裁作用能使人事达到一种“中”的状态，即是一种和谐的状态。

潘斌很精准地指出，《礼记》中庸之道的“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人欲的节制[5]。《礼记·乐记》：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协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   

人如果受到外物的诱惑就会产生各种欲望，而这些欲望得不到节制而任其发展，则会发生犯上作乱、争夺悖逆之事，从而使社会得不到安定[6]。显然，得不到节制即是过度发展，而不适“中”，即是不符合“中”，那么整个社会就得不到安定。

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韂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礼记·乐记》

“淫”，过也，因此祭祀不用。而听的是中和之音乐。逯雪梅认为，《礼记》明确反对郑卫之音，认为它是“乱世之音、亡国之音”[7]。我们以为，其根本是因为郑卫之音太“过”，不符合“中”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