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对潇湘文学的影响

杨金砖*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屈原是一位可爱可敬的诗人，而不是一位游戏权术的政客；是一位良知的文学巨匠，而不是一位游走官场的说客，他只知狷狷自守，而不知世道权变，他本可以和光同尘，随波逐流，但其纯真耿直的禀性却不容其有任何违背本意的举动。他无奈地徘徊在岸边，狐疑地张望着这个世界，当夜幕收走最后一线霞光时，他只好悲愤地怀沙沉江——“从彭咸之所居”，以结束自己蹩脚的人生之旅。但是，他那幽愤深邃的文字，却成了横扫七国的雄师，不仅成就了楚辞的千年霸业，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

关键词：屈原；潇湘文学；楚辞

假若说虞舜的《南风》是潇湘文学园地里的一颗种子，那么，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则给潇湘大地带来了第一片文学绿洲。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是一个诸侯并起、鱼龙混杂、群魔乱舞的时代。由于“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合纵连横，称雄天下，相互之间你争我夺，战事不断，黎民百姓生活水火之中，各种思潮迭起、花样不断翻新。尤其是在战国后期，局势更为混乱，较大规模的战役就不下10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屈原也就生活这样一个国之不国、家之不家的混乱时代。屈原怀着重振楚国威风的远大理想，一心辅佐怀王，但怀王听信谗言，怒将屈原逐出京城，屈原面对这种“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的黑暗世道，只好著《离骚》以抒胸志，作《天问》而发浩叹，诵《九歌》而祭神灵，屈原如一位旷世无双的剑客，将这灵动的文字变成一支横扫七国的劲旅，独自成就了楚国最为辉煌的霸业，从此，一个精神王国的神话有如日月照耀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

一、屈原的坎坷人生

关于屈原的出生，史书上甚为简略，目前根据屈原的《离骚》中的描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经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

司马迁于《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由于屈原的横溢才华与高傲风骨，引起上官大夫与朝廷佞臣们的嫉妒与恐惧，于是，他们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屈原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攻倒算，使其无厘头的蒙受各种打击与迫害，屈原的人生之路从此变得坎坷不平、步履艰难。

楚怀王16年(公元前313年），楚国外交方面发生一件大事，秦国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派张仪使楚，四处游说并重金贿赂了一批楚国大臣，说只要楚国与齐断交，愿意让出商於（今河南淅川县一带）之地600里给楚，怀王利令智昏，欣然同意。结果与齐断交后楚国使者赴秦受地时却只领到了6里地，怀王发现大呼上当，盛怒之下，发兵攻秦，结果是一败涂地，不仅损兵折将8万余人，而且还丢失国土600余里。这时怀王只好重新启用屈原，委以出使齐国，重修旧约的重任。

秦国发现楚国派屈原出使齐国，知道屈原在外交上坚决主张连齐抗秦，于是再派张仪出使楚国，重演故伎。结果楚怀王再次在对齐国的外交上背信弃义，使屈原的连齐游说付诸东流。

在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5年）左右，秦楚结盟，并互通婚姻。屈原被怀王进一步疏远，并贬谪到了汉水的上游的襄樊一带。一路走来，他频频回顾，愁肠百结，悲愤交加。

后来，在一系列的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怀王已深深地陷入到了绝齐降秦的泥塘之中，最后，在一次赴秦盟会时竟连自己也被扣在了秦国，客死异域。可是，楚国新君顷襄王更为昏庸。屈原不但没有得以启用，反而被流放得更远。

顷襄王二年(公元前297年)屈原从国都郢城出发，沿着汉水而下，来到长江南岸的洞庭，然后，由洞庭溯沅江而上，到达当时楚国西南的黔中重镇溆浦。他在这一带辗转流离，积极投身于楚国人民抗击秦兵的斗争之中，屈原在这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及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兵大举进攻楚国巫郡，并在黔中撕开一个破口，情势十分险恶，屈原为了不至于被秦军俘虏，只好随沅水而下返回洞庭，而后进入湘江流域。^[1]但是，日薄西山的楚国政权让屈原无法看到一线复兴的希望。就这样，诗人边走边吟，面色一天天变得憔悴不堪，形体一天天枯槁下来。

一天，江边的一位渔翁认出了这位名震楚国的大诗人。于是问到：你这样一位功高盖世、名震同僚的三闾大夫，为何沦落到如此穷困潦倒、精神萎靡的凄惨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翁说：“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回答道：“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而渔翁听后，莞尔一笑，一面划着船桨，一面唱着歌谣悠闲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一个千古难寻的文辞高手，一个“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文人——屈原在可遇与不可求的困境中潦倒一生，最后投江而去，成为洞庭碧波中的一个光影。

一百余年后，西汉著名的政治家贾谊谪居长沙，路过洞庭时，看到那怒如狂涛的洞庭之水时，忽然想到了怀沙沉江的灵均。于是，感慨万千地写道：“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太史公于《屈原贾生列传》一文的末尾动情的写道：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乃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马迁的哀叹显然是出于肺腑的一种同情。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诸雄并起，列国纷争，周王室已经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领导和控制。从而，“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开放政治，给有识之士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因此，当时多数怀才之士，都不肯孤守一隅，甘愿做“国际浪人”去周游列国，寻求仕途，实现自己最大的理想。于是，智者纷起，学派林立，开造了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个轴心时代。

如孔子周游列国，商鞅弃魏相秦，孟轲游说齐梁，荀况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楚材晋用，朝秦暮楚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且许多功成异地的人物照旧获得世人的尊重与敬仰。然而，唯有屈原却坚定地“吊死在楚国的这棵树上”。但是，也恰恰是屈原这种与中原士子有别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爱国主义的崇高标格，使他成为楚民族的一轮太阳，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道风景。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里认为“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辞不能以次者，真也。”我想屈原之所成其为屈原，也正是突出了这个“真”字。“真”使屈原的人生之路坎坷曲折，也使他留芳万古。

二、屈原的旷世之作《天问》

屈原先是流放在汉水流域，后来转到洞庭的沅湘一带。在沅湘期间，他除了创作名震文坛的《离骚》以外，还根据当地的民俗、民风、民情，以及庙宇中的绘画，创作了《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之作。尤其是《天问》，可以说是《离骚》与《九歌》之间所崛起的另一座文学丰碑。

由于现实世界的艰辛坎坷，精神世界的忧愤迷惘，使他在莫可奈何地等待与企盼中打发这虚度的年华，眼睁睁地看到心爱的国家日趋衰微而不能匡扶，佞臣当道而不能“清君侧”，朝廷昏聩而听不进良臣诤言，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那“斩不断、理还乱”的孤独愁苦之中，只好转而向天发问：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熟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隅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处？惠气安在？何合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末旦，曜灵安藏？（《天问》）^[2]

《天问》不仅表现了屈原探索宇宙的科学精神，也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极大关怀。他昂起一颗抗争的头颅，本着上下求索的精神与勇气，对诸多自然现象与社会事件提出了大胆质疑与盘根究底式的追问。一口气对宇宙、天地、社稷、人事提出了170多个问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尤其是关于“遂古之初”的宇宙的由来，即时间开始之前的宇宙状态，就是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科学技术已有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当我们真切地去面对时，依然是无言以对，找不到任何可信的解。

不过，我们的先哲在屈原的《天问》之前，就作过许多这类的探究。如庄子的《天运》：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炤曰：“来！吾语汝。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3]

这里所不同的是，《庄子•天运》中是问而有答，而屈原的《天问》则是一问到底，显得更为大气磅礴、婉转幽丽。此外，在《淮南子》一书中也有多处记述：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汉垠……（《天文训》）

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俶真训》）

可见，《天问》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一种文化传承的结果，是春秋后期知识阶层对天体构成的普遍关注的使然。

屈原在问完天体宇宙等自然现象之后，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起，立即转移到国家社稷的问题上，直问夏、商、周的兴衰与存亡之事：

“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4]

认为夏商之灭，原因是暴君听信奸佞谗言，坑害忠良贤能，颠倒黑白事实，不顾百姓生死，最后导致民心向背、国破家亡。这里无不带有以古喻今，借古鉴今之意，目的是希望楚怀王、顷襄王从历史的教训中醒悟过来，远离身边的奸佞小人与乱臣贼子，振作精神，招募贤良，重振楚国威风。

关于屈原的《天问》，有人指出其意即是“问天”。王逸《楚辞章句》：“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当时放逐江南，长期身处困境之中，借问天以抒情志，借人事以发幽愤，以质问的形式引述历史，表达自己始终如一的政治见解，其意与《离骚》可谓是一脉相承，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王逸在《天问》序中所云：“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写愁思。”屈原的心中积压了太多的不平，太多的愤懑，只有“问天”才得抒发出来。^[5]

屈原的《天问》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传说故事，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可多得的一份重要文献，而且也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审美视角，使人们从情感世界的低吟浅唱，从现实世界的政治角逐，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耕耘劳作之中开始直起腰杆，仰头张望那虚幻浩瀚而又奥秘无穷的天空，从而将文学引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之中，使文学从自然之声的描摹转而上升到对神秘自然的探问，以及与对社会、人生的考究，大大地拓宽了文学内涵与创作空间。屈原的《天问》上承《老》《庄》，以及《墨子》、阴阳诸家，下启佛、儒，将中国文学推向一种“有容乃大”的新境界中。因此，可以说，没有屈原的《天问》，就很难想象后来文学作品里“一粒米蒸世界，半边锅煮乾坤”的博大气度；没有屈原的《天问》，也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的幽深厚重。鲁迅于《摩罗诗力说》中对屈原的《天问》这样评价道：“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正是屈原的这种质疑天宇的胆识开创了湖湘文化的先河，也预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民族之不屈精神。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尽管我们的现代科技已将人类推入到了一个极妙无穷的数字时代，我们的飞船早已进入太空，可是，我们回过头来，静心地去品读屈原的《天问》，发现我们这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竟是这样的缓慢，人类的认知水平与屈原时代相比较，竟然没有多大质的变化。

于此，我想想印度奥修大师的一种观点，他说世界分为可知和不可知两部分，不可知的则永远不可知，学习与探索只能让我们将可知中的未知的东西转化成已知，仅此而已。不过，屈原于《天问》中所呈现的琦玮僪佹之事，惊世绝俗之论，穷究宇宙人生本原的勇气，却正是我们当今科学领域所不可或缺的。

三、屈原对潇湘文学的贡献

关于潇湘文学，屈原可谓是开拓式的人物。他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光照千古的不朽之作，不仅为潇湘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学习的蓝本，而且由其发端的楚辞，成为秦汉时代的一种流行的文学体裁，影响甚为深远。屈原对“潇湘文学”的贡献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1．屈原的创作为潇湘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的问世，奠定了屈原的文学地位，也为潇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直将《诗经》与《离骚》相提并论，合称“风”“骚”，可见，《离骚》影响之大。刘勰于《文心雕龙•比兴》对屈原的作品评价道：“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可见，屈原的作品深得《诗》之玄奥，讽具“比、兴”之妙。《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更将屈原赞为楚辞旗手，引领一代风骚：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从屈原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到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从高祖的《大风歌》、武帝的《秋风辞》，再到贾谊的《惜誓》：“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返。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辩骚》中所云：“其衣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之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效其从容辞令，而留下诸多名篇。他们文脉相承、意气相接，词如丽锦，句若流云，尽现楚辞风流。

屈原对文学的贡献不仅在辞赋之中，而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剧，乃至绘画领域，也深有影响。历代以屈原或其作品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犹如夏夜繁星，不可计数。如《渔父问渡曲》、《渔父图》、《九歌图》、《天问图》，以及民间的《潇湘二妃图》等等，皆由屈原的作品所衍生而成。

尤其是以《涉江》为代表的记行记实性诗章，开创了中国游记文学的先河。其对沅水上游两岸景物的描述，几甚成为后来范山模水的范例，让人百读不厌，并常读常新。“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屈原用了简洁的几个意象便将沅水中上游的景况描绘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赞曰：“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被文而见时。”这种记游文学后经元结与柳宗元的光大使其成为潇湘文学的一大特色。

2．对楚民俗的记述丰富了潇湘文学的文化底蕴

在屈原的作品中的《九歌》，实为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的民间习祀神灵、祖先的乐歌，后经屈原采集、修饰、润色而成为文学名篇。其“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多为天神，而“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均为地祇，“国殇”实为人鬼，《礼魂》为送神之曲。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小序》中认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有学者认为“乐神”实为“乐人”，即是通过祭坛这一特殊的剧场，来表现和反映人世间的“美妙纯情”与“生离死别”。如《东君》“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云中君》中的：“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以及《河伯》里的“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其实际就是人间情爱的神化，以祭祀鬼神的方式传承楚国的习俗中的一种独特宗教文化。而这种宗教信仰在中原文化中早已衰落，无论儒、法，都很少言其鬼神。姜亮夫指出：“孔子不信鬼神，病不祷祝；法家于此，亦至严肃，而屈子文中，求占卜，求灵巫，以彭咸为仪则，大谈其天地四方神祇，屈子即使不必深信，而其为文以此为一机契，亦顺遂于其民之氏族精神而已。”^[6]

屈原对沅湘之间的这种民间祭祀乐歌的采集与整理，对民俗文学的承袭与继承，不仅为潇湘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以别样的思想表现与创作方法为中国文学开拓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

屈原作品中可以直接划归为潇湘文学的有《湘君》与《湘夫人》两首诗歌。在这两首作品中第一次细腻而生动的描绘了舜与二妃的凄美爱情故事。为潇湘文学留下了自《南风》而后的又一个文学文本。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夫洞庭。”（《湘君》）

屈原以奇特的想象将舜与二妃的缠绵之意与相思之苦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并成为后来塑造二妃艺术形象的所不可逾越的底线。

关于舜与二妃，在历代文献中有许多版本，一说舜巡南方，道死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二妃闻讯追至洞庭湖畔，因风雨相阻不得南行，自投湘水而死。当地人们立祠祭祀，把她们当成湘水女神，舜则成了湘水男神。^[7]二是《水经注•湘水》“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三是刘向《烈女传》“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可见，屈原的《湘君》、《湘夫人》而使舜、娥英二妃与九疑、洞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构筑起了中国文学中的“潇湘”意境。

3．正道直行的高尚品质成为潇湘文人所坚守的一种操行

虽然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由于“谗人间之”，致使怀王听信小人谗言，怒将屈原逐出都城，流放边疆。屈原对这种“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的昏聩王朝，愤愤不平、忧心忡忡，在忧愁幽思之中愤而作《离骚》以述胸中之志。屈原的这种“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的洁行，真是可与日月争光。其《离骚》、《天问》、《九章》等文，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而且也开拓了迁谪文学的一条新道。

屈原从庙堂之高的三闾大夫，万人之上的左徒，跌落成洞庭湖边的一位行吟诗人。从一个地位显赫的政治家滑变成一位不为人所看重的文人，生活的巨大落差，虽然给他精神造成了千万痛苦，但是令人敬慕的是，处江湖之远的屈原依然深深地眷恋着这个令他烦恼且愤恨的王朝与政府。在“士无定主”、价值多元的战国时代，屈原本可以如其它名士一样，离国而去，寻找自己的乐土，可是，屈原并没有这样，而是在“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的矛盾中，仍然坚信“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操守“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以终穷”。对民族、对祖国、对故乡怀有如此浓烈的情感，真是如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所云：“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子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因此，后世学者，每当身遇民族危机、国家破亡之时，无不以注解屈原著作而为自己思想和精神的寄托。

屈原的忧国爱民思想尽现在《离骚》、《九章》、《天问》等作品中，称赞古代圣君贤臣，力赞圣主受命于天，明德在躬，惠施于民，天为置辅；主张民之所本，认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意即希望朝廷切记关注民心、听从民意，因为得民心者才能有其国。在安邦措施方面以《大招》一文最为精要，其提出的“禁苛暴”、“善美明”、“田邑千畛，人阜昌只”、“豪杰执政，流泽施只”等等，较之《离骚》与《天问》等作品，更集中地反映了屈原的爱民理念。

屈原的这种关注民族、关心民瘼、体察民情、情系民心的士子风骨成为后来潇湘文人所追随的一种精神楷模。如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作品都表现了屈原的这种民之所本的政治理念，乐雷发的《乌乌歌》则反映了国家存亡关头一个在野知识分子的个人幽愤。

但是，朱大可先生在《信仰的诞生》一文中对屈原的正道直行的爱国精神进行了诸多批评。认为“屈原作为一个部落酋长（伯庸）的太子从未跟儒学发生过什么暧昧的纠葛。就其对权力、土地和世界间的渴望而言，他是一个不朽的征服者，他的全部激情都在为这种巨大野心燃烧；上古大帝高阳氏的血液在他的血脉里热烈涌动；众男神是他的亲属朋党，众女神则翩然入梦，吹气如兰；女巫为他说出铁血的预言——惟有他配做万民的主宰。”从而,屈原是一个悲剧式的失败的英雄,原因是“他的野心不是被挫败,就是被阴险地美饰。他所篾视的正是他企图截取的。然而，国家及时地放逐了他，这使谋反最终丧失了对象。”于是，关于屈原的骚怨，则被解构为屈原“全部的怒的根源”，在于他是“一个终生觊觎王位的政客，一个痛苦地戴着虚假的忠诚面具斥责国君的贰臣，一个对恢复祖先的巨大荣耀充满信念的战士，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羞辱呢？起初是某种比较低弱的愤怒，‘骚’在内心煎动而拂之不‘离’，随后，就演变成了有关世界逻辑力量的信念的破灭。《天问》就是问‘道’，在那里面开始了针对形而上的统驭者的诘难。而问遍了一百五十一个问题,那个最重大的追问却始终没有露面：老天给予他的全部公正在什么地方！”^[8]

显然，朱大可先生对屈原的这一解读具有极大颠覆性，他这离经叛道式的诠释虽然听来有些道理，但它却对2000多年来所沉积的传统理念进行了彻底的摧毁与解构，这种偏激与牵强尽管凸现着其智慧的灵动，然而其破坏却是不证自明。

总之, 回顾屈原的一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我国早期最为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作为文学家，他的《离骚》、《九歌》与《天问》，成为中国文学殿堂的一枝奇葩，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他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文精神，至今仍如一盏明灯，照耀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让我们迷惘的灵魂获得一时的安息与宁静。作为政治家，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是，当他面对昏聩无能的怀王与怀王身边的那群无赖屑小时，却举步维艰、四面碰壁、不知所措，弄得自己流放江湖、形容枯槁，最后怀沙投江，含愤而逝，这也足见他在政途上的蹩足。

因此，屈原的人生是辉煌的人生，但也是悲惨的人生，他的潜心创作为潇湘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他的仕途却艰辛与艰难，远大的强国抱负无法实现。因此，他所演绎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国文人士子的伤痛，回顾屈原的一生以及他的文学成就，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的两句话来概括，便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参考文献：

[1] 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出版社。

[2]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雷仲康译注：《庄子》，书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41页。

[4]崔富章等注释：《楚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9-56页。

[5]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6]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7]崔富章等注：《楚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8] 朱大可：《聒噪的时代——在话语和信念的现场》，湖南文艺出版1998年出版，第204-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