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三经》中的孝德

舜文化的形成是从“孝”开始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渊源，往往被称为“唐虞之道”或“尧舜之道”，其起点便是“孝”。多数学者认为，“孝”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实质，既维系着中国人的物质的生存秩序，也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需。舜虽处五帝之末，却被后人尊为“百孝之首”。舜的身体力行显示了舜帝的“至孝”，并因此而创建了中国原生道德文化。

“孝”《说文》如是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如是训解：“顺于道，不逆不伦，是谓之蓄。”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孝”本意就是子女服侍父母，父母对其行为作出好的评价。舜文化的“孝”具有丰富的精神范畴，是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统一。那么儒家《十三经》又是如何继承和发展舜帝的孝文化的呢？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孝经》中的“孝”，其它经书涉及孝的内容不多，因此本书不再涉及。

一、《周易》中的孝德

由孔子所开创的伦理哲学是一个以“仁”为其理论特色和以“孝”为其实践内容、二者互为表里的道德规范体系。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其特定的反映对象，由孔子开创的儒家伦理哲学是以周代的社会道德风尚为主要反映对象而形成的，或者说儒家伦理哲学是对周代社会道德风尚的理论概括和提升[1]。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了周人的道德风范，也就没有了儒家的道德哲学，也就没有了儒家的孝文化。

《周易》作为穷理尽性之书，对周人的道德风范有着较深刻的反映。专述孝道伦理的有《萃》《豫》《家人》等卦[2]。显然，罗先生的分析是有相当道理的。下面我们主要从《周易》孝之成因与孝之表现来看待。

（一）、《周易》中“孝”之成因

“仁”、“孝”意识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原点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的必然产物。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块土地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致使中华先祖在这块土地上以农业生产为安身立命的主要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仁”、“孝”意识便是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内涵[3]。

孝道在中国得以存在，是有其原因的。我们以为，罗移山先生的分析是准确而且精到的。下面是我们从他文章摘录下来的（略有改动）：

（一）从经济基础来看，在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环境里，人际交往和思想沟通则受到天然的限制，且农业生产的丰欠成败又与人们对生态环境自然节律、物种、物候等特性的体认和把握是息息相关的。在长年累月的生产活动中，年龄愈长者，对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经验和知识则愈丰富，在无其它信息来源的条件下，尊重老人则是获得生产知识的重要途径和保证家庭稳定兴旺的先决条件。

（二）从社会政治的视角看，由于“国”、“家”同构，且“家”是“国”的基础和构件，因此，适应家庭稳定需要的伦理规范也就自然适应社会和国家稳定的需要。“忠”是“孝”的必然结果。因此，一个社会倡行“孝”道，，国家也就获得了安宁的基础，“成教而后国可安也。”这说明，把“孝”作为调节家庭内部及家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即是农业社会中家庭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孝”伦理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人子对父母及其先祖的酬恩之心和报本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根源[4]。

罗移山先生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孝道作出了全面的分析，相当精准，值得称道。但是还是忽略了其内涵性。一种观点、一种思想意识不能凭空而来。我们以为，《周易》中的“孝”如果从内涵上来看，显然应该是来自舜文化，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第三个方面：

（三）舜文化之影响。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它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深刻缜密的思想和经久不衰的人文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远古文化的博大精深，反映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强伟大；舜帝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舜帝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文化[5]。舜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孝，《周易》中之孝显然是受得到了舜文化孝道之影响。

（二）、《周易》中“孝”之表现

    《周易》之孝罗先生论述较多，因此我们不加以过多论述，此处只选取几个典型来论述。

《彖传》：“王假有庙，致孝享也。”

庙所以聚祖孝之精神，因此王到了宗庙之中来祭祀。祭祖的目的是为了承续祖先的精神与事业，反映了祭祀者对祖先的孝心。

《蛊》卦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匡正父辈事业中的弊病，责任在于儿子，父辈又有什么过错呢？

《蛊》卦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匡正父辈事业中的弊病，继承父辈好的思想品德，发扬光大父辈的事业而获得赞扬。

《象》卦：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纠正前人的过失，治理父辈所形成的腐败现象，消除父辈的过失，这样并不是违反父辈的意愿，这样做并不是不尽孝道，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父亲和先人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地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