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孟子》中的民本思想

在《孟子》一书当中，“民”字共出现二百多次。因此可以这样说，民本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陈德述指出，在先秦各种社会思潮中，在各派的政治主张中，儒家的民本思想是最突出的。这是儒家政治思想中最有进步意义的认识成果。孟子把儒家的民本思想系统化，说明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儒家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杜建民、胡炳林指出，孟子民本思想内涵尤其丰富与宏博，它具体表现在重农裕民、薄赋养民，施教育民，慎刑宽民，非战安民，施仁乐民等方面，这些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统一而又严密的思想体系[2]。罗炳良、赵海旺指出，孟子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安民、养民思想中[3]。那么《孟子》一书当中民本思想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都是本节所要着重探讨的重要内容。

（一）《孟子》民本思想提出的原因

梁启雄认为，民本思想是孟子最进步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源于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孟子民本思想的产生还与当时社会背景的因素息息相关[4]。陈德述指出，孟子民本思想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首先，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新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农民阶级为代表的小生产者获得了新的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和人生价值。第二，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十分激烈，人民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完成。那些“虐民、贼民”的国家，或者动荡不定，或者迅速灭亡；那些封建制度取得了胜利的国家，也只有“利民”、“富民”、“重民”，才能强大。第三，孟子的民本思想是西周末年以来重民思想的总结。周朝取代了殷商的统治之初，对传统的天命观作了某些变革，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到了春秋时期，“重民”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这些重民的思想给孟子的民本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养料（有部分改动）[5]。我们以为，陈德述先生的观察十分准确。思想属于上层建筑，自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是分不开的，它是当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反映。我们不完全同意陈先生第三点的看法，我们以为，孟子的重民思想固然与西周末年以来重民思想是分不开的，更与舜文化息息相关。

1.1   生存的需要

现实的条件促使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孟子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有所保障，必定要使人民拥有土地，只有当人民拥有土地之后，才能够养活整个家庭，才能创造财富。诚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说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一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

1.2   历史的教训

（穆公时期）“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凛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

历史上这种不关心老百姓死活行为是存在的，尽管是不能容忍的，是君主不行仁政、不爱护老百姓之体现；也是孟子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提出君主必须爱民。

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

君主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那么害仁，自然弑君的行为就是合理，而且合法的了。

据史料记载，君主们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孟子所说的办法来获得人民的拥护。如春秋初期，齐国管仲实行的税率改革是“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晋国“作爰田”，晋文公在租税方面实行“旧田半税”的改革。春秋后期，齐国贵族陈氏在收税时采用了“大斗出、小斗进”的拉拢手段，齐国出现了“公弃其民而归之于陈氏”、“归之如流水”的情况[6]。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得到民心。孟子从这些措施中得出了重民的经验并加以发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本思想。

1.3  人本性善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令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人就应该具有体恤同类、情别人的心理情感，这是“不忍人之心”的自然本性决定的，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君主势必要体恤民众的疾苦，体察民众的忧愁与快乐。

1.4  为国君分忧

战国时代，七雄争挤，合纵连横，战事频仍。战祸经年累月，百姓苦不堪言。“争地以战，杀人遍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礴”。战争不仅使老百姓无辜流血牺牲.而且也使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这样，“凶岁饥年，子之民老弱转手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再有大小官吏横征暴掠，“率众兽而食人”，面对这种哀鸿遍野，陈尸满地，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7]。

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看到侵害百姓的可怕后果，于是就提出了要实施仁政，要保民，这实际上也是替国君分担忧愁，为国家出谋划策的需要，当然同样是一种政治主张。

（二）孟子民本思想思想之表现

   梁启雄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经常摆脱天道观而谈人民的力量，并且把民本思想发展了一大步，成为那个历史阶段的“民主思想”[8]。这个看法显然是有道理的。我们以为，民本思想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民贵君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

社稷指的是土神和谷神，是国的象征；能否祭祀社稷，表示一个国家的存亡。君是国君，指的是诸候。从次序来看，人民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人民  ＞  社稷  ＞  君主（从重要性来看，从左到右依次减弱）

原因是这样的：

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主。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主的位置是为国家的管理而设立的。不难看出，“君”与“民”的轻重主次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国家的政治，自然会一切以民为本。杜建民、胡炳林这样分析：人民才是国家和君主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的人才能够成为君主[9]。杨向奎这样认为：国君是可以变置的，社稷也是可以变置的，唯独农民是不可以变置，没有他们的生产，一切全谈不到，农民的地位是重要的[10]。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身”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个体人构成家庭，家庭构成国家。所以，千千万万无数个体的人是一个国家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主体。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君主的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没有人民哪来的权力[11]。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

可以这样解读：诸侯有三样宝：土地、人民和政事。如果错以珍珠美玉为宝，灾祸必定落到他身上。显然，在孟子看来，珍宝的地位是远低于人民的地位的。

孟子认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认识到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是不可忽视的。

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认为，只要打赢燕国，不仅是人力，还有上天的帮助；因此在齐宣王的心目中，上天是起到了支配性作用的。孟子的观点是这样的：燕国人民高兴，那么吞并它就是对的。如果燕国人民不高兴，那就不要去吞并。显示了人民才能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并非君主，也并非上天。

2.2   得民心者得天下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桀纣之失天下也》）

这段话显然是一个对比，图示如下：

失去了民心   ——   失去了人民   ——   桀和纣失去了天下

赢得了民心   ——   赢得了人民   ——   赢得了天下

由上述对比，不难得出这样一个道理：得其民即是得天下。罗炳良、赵海旺指出，民心向背是国家兴盛和灭亡的关键，要想获得民心，就必须与民众息息相通，忧愁欢乐与共[12]。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话也存在一个对比：

齐桓公、晋文公依靠武力  ——  在春秋时代称霸           ——   但未能传到后代

道德的力量              ——   使百姓生活安定，统一天下  ——  没有人能阻挡

对比显示出使百姓生活安定，来一统天下，就足可以留传千秋万代。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

这显示了只有那些真心关怀人民，爱护人民的君主，人民方能与之生死与共[13]。这样的君主才能得人心，才能得民心。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讲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识别、选拔干部基本准则：

左右皆曰可以  ——   还不可靠

国人皆曰可以  ——   才能加以考察、任用

相反，要处分一个干部，也必须听听国人的意见。由此可见人民的地位和看法之重要。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公孙丑》）

王兴业如是解释，在天时、地利和人和等三个因素中，最主要的是人和。政策符合于人民的要求，就会人和多助，否则不和寡助。以人和多助攻不和寡助，必然会取得胜利[14]。赵岐说的“人和”是“得民心之所和乐”，实际上是广大庶民的拥护和团结一致。商聚德也如此解释，这段议论谈的虽是战争问题，却从中升华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两个富有哲理的命题，充分肯定了人民的作用[15]。商聚德和王兴业先生的看法是极具见地的。

2.3  与民同乐

宋着立说得好，孟子不仅主张在物质上给予群众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休养生息的住宅，更提倡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上下和谐，与民关系融洽[16]。如：

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百姓乐      ——    国王乐    ——    百姓乐

百姓忧愁    ——   国王忧愁   ——    百姓忧愁

可以看出，国王要与百姓共欢乐，同忧愁，这样整个天下才能归附于他。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鱼跃。’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子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 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

周文王拥有灵台（灵囿中母鹿光且肥、白鸟羽毛光洁，十分漂亮）、灵沼（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禽兽鱼），但他却愿意与百姓共同享受之，共同欢乐。

夏桀拥有高台深池，珍禽异兽，却独自享受欢乐；不管百姓死活，百姓埋怨他们到了极点，愿意和他一同死去。

它显示了统治者要与人民大众忧愁欢乐与共，体恤下民。这样人民大众自然就会高兴，统治者也会因此而愉悦，这样就形成了上下和谐的局面。如果统治者不体恤下民，把自己的欢笑建立在劳动大众的痛苦之上，大众就会与之共偕亡。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梁惠王下》

这里有一个对比，显示如下：

贤主：施惠于民，与民同乐。

虐主：使人民穷困不堪，妻离子散；只顾自己享受。孟子这段话表明，执政者必须要与民共乐。要想与民共乐，统治者要关心民生问题。

2.4  不违农时与减轻农民负担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 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要想称王称霸，首先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做到这一点，自然要保证民生有保障，要使民生有保障，那么必须要做到不要耽误农民生产的时间，这样百姓的生老死丧就没有什么遗憾了。用一个图来表示就是：

不误农时  ——   民生有保障  ——   民众就支持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孟子·梁惠王上》

秦楚的军队常夺民时，这样就使得百姓就没有足够的衣食，自然父母就会挨饿，兄弟妻儿各自逃散，百姓就会陷入痛苦之中，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称王称霸呢？

孟子的民本思想，还表现在“薄其税敛”方面，即是减轻农民和商贾的赋税。这点众多学者已经探讨得很清楚了，此处不多述。仅看一处记载：

孟子对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话显示，施仁政于民，薄税敛，这也是“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的重要条件。

2.5  怒斥统治者的暴政

梁启雄指出，孟子有时对国君或者亲卿大夫的行动提出极严厉的批判，对国君的奢攀享受、虐民等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斥责；我们以为这是民本思想的间接反映。如他责问齐宣王说：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孟子·梁惠王下》

这段话中实际上是一个对比：

文王的捕猎场  ——是与百姓共享的公用猎物场所——  割草砍柴的人、捕禽猎兽的人都可以随便去   ——    百姓嫌它小

齐国都郊野有四十里见方的捕猎场  ——   国家设置的陷阱  ——  谁杀死了场地里的麋鹿，就跟杀死了人同等判刑  ——  百姓觉得它太大。

刘毓璜认为，孟子痛恨“独夫、民贼”的“残、贼”的行为，认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愿杀者”[17]。王棣棠指出，孟子指责不世的各诸候国的统治者只是争雄称霸，而不关心民间疾苦，借古讽今（略有改动）[18]。如：

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孟子·告子下》

王棣棠还进一步指出，孟子对于残害人民的暴君，臣下可以换掉他，甚至杀掉他，这是从爱民的角度出发来对待和评价个人和历史人物的观点[19]。这个看法显然是正确的。

（三）结 论

有学者认为孟子的思想是民本思想。徐复观先生说：“孟子在政治上谈‘仁义’、谈‘王道’的具体内容，只是要把政治从以统治者为出发点，以统治者为归结点的方向，彻底扭转过来，使其成为一切为人民而政治。”“他不仅把当时统治者的利益从属于人民利益之下，由人民的利益来作一切政治措施得失的衡断，并且把儒家所强调的‘礼义’，也把它从属于人民现实生活之下，使礼义为人民的生活而存在，而不是使人民的生活为礼义而存在。”持同样见解的论者还重新评价孟子的“劳心劳力”说：“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天下之通义’，也可以从新的角度予以解释，即尧、舜、禹等圣人的劳心、治人，正是为民之利益而操劳，不是民服侍君，而是君服侍民，‘忧民’而‘用心’，使民能饱食、暖衣、逸居、有教。孟子从历史的角度为君民关系作了新的定位。”这样说来，孟子仁政思想的实质是“一切为人民而政治”、“统治者的利益从属于人民利益之下”、统治者治人是“为民之利益而操劳”，是“君服侍民”（转引自黄忠晶）[20]。

有学者认为孟子的思想是君本思想。孟子提倡实行仁政，其目的是为了君王能够保有自己的国家，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提出要让民有基本生存的条件，能够活下去，首先要让民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耕作。其仁政措施主要体现在征税政策上。但他明确表示，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要得到保证。孟子认为，亲亲是比仁民更高层次的关系和原则，当两者冲突时，仁民让位于亲亲。孟子所反对的诸侯间为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战争，与他所倡导的仁政并不一定是对立和矛盾的，其目的都是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21]。

    那么孟子的思想究竟是民本思想还是君本主义呢？我们以为，应该综合两者来看，既为君又为民，如果着眼于君王，孟子所提出的一切便民、利民的主张和措施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的。如果着眼于民，孟子提出来的一系列主张显然是维护民众的利益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因此似乎可以说它是君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综合体。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实际上这是不同角度观察的结果。

杜建民、胡炳林指出，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原始民主在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折射。孟子是先秦的民本思想和民本主张的集大成者，他形成了自己完备的、严密的思想体系，它属于原始民主的范畴[22]。显然这个看法是极富见地的。

曹大林认为，孟子不仅把孔子的爱人发展为爱民，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还第一次把民放到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的地位[23]。显然，这个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的性质到底如何呢？曹大林也有一番说明：

这种思想只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所产生的一种中国式的民本思想，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近现代的民主主义，甚至连民主主义的因素也不存在。其根本历史局限性是，孟子的重民，并不是让民作主，而是把民视为封建统治、封建剥削的社会基础。重民，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持和巩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封建秩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