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语》中的民本思想

在我国的文明史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有“爱民”、“重民”、“尊民”、“亲民”的意识。所谓“民本思想”，“是产生于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一种以民为立国之本的政治道德观念。它是与君本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其实质仅仅要求握有国家权力的君主重视人民在立国安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达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目的”（参卓洪涛、杨化忠）[1]。

有多位学者曾经探讨过《论语》中的民本思想：

董建锋指出，《论语》中所体现的富民思想包括：富民是根本，求富是人之所欲，对于国家来说，人民和粮食更为重要，民富才君足；节用是补充，统治者要节约用度，不可贪欲太重；“均无贫”是保证，只有“均无贫”，才能保证稳定的社会秩序，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富裕起来。邓民兴则主要关注《论语》中的人权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的借鉴作用。他指出，《论语》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重视民众的生命权、生存权；强调人的道德完善和心灵自由,重视人格独立权；虽然倡导等级礼治，但又重视人格平等和人的发展权；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和个体价值，重视人的政治权，从而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2]。许卫全、金同启则认为，民本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统治者必须“重民”、“爱民”、“惠民”，以民为本；统治者要做仁人贤君，施行“德治”、“仁政”；教化民众，构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社会[3]。

显然，这些探讨是具有启发性的，也富有相当的道理。下面我们将探讨以下问题：

民本思想为什么会在《论语》一书中出现呢？民本思想又在《论语》当中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一）《论语》民本思想出现之原因

《论语》中出现民本思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下面详而述之。

1.1  时势造英雄

我们以为，孔子有这种思想主要是由于当时那个时代引发的，诚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董建锋认为，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时,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争霸，列国争雄，国人暴动，夷狄交侵，礼坏乐崩，西周初期所实行的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他力图恢复被破坏的西周盛世的制度，以重新建立“天下有道”的统治秩序。因此，他总结了西周时的一些可取的经验，做出了新的解释，继承了西周初年的敬德保民思想和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富民思想[4]。许卫全、金同启指出，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当时周王朝的统治濒于崩溃，诸侯征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苛政猛于虎”的局面，勤学善思的孔子从上古圣贤那里获得智慧，从社会现实中探索治国安民的良策，希望通过实行“仁政”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缓和统治阶级和民众之间的矛盾[5]。

1.2  舜文化的影响

许卫全、金同启极具慧眼地指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其基本精神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谓“三代”之治的追述和阐发。夏之前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禹治水亲历亲为的氏族首领精神以及周初的礼乐仁政，都成为孔子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孔子的民本思想以尧、舜、禹时代的政治为典范，希望通过实施仁政实现内圣外王的大同世界。孔子的认识仍然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丰富了先秦民本思想的内涵。也正因为孔子的执着追求，使得儒家后学的认识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宽猛相济、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对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减轻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许卫全、金同启两位先生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一种思想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产生，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

（二）《论语》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

孔子自然的、朴素的民本思想在《论语》当中主要体现在惠民、重民等几个方面。

2.1   惠民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

一个人如果能广泛地施恩于民并能救济他们，这不仅是算是有仁德了，而且就是圣人啊！尧和舜还做不到这一点啊！这从侧面反映出尧舜是广泛地施恩于民并能拯救他们，是爱民的典型。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

子产有君子的四大美德：自我言行恭敬，对待上级敬重；养护百姓有实惠；使用民众恰当。董建锋这样点评：在孔子看来，作为君王,能从农耕稼穑方面为百姓着想，能从田赋徭役方面为百姓考虑，那也就有君子之“仁”了；具备了这样的“仁”，亲民意识自然就会充盈于胸中[7]。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

孔子赞扬大禹的所作所为，而大禹为了人们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他菲薄自己的饮食而尽心孝敬鬼神，他自己穿得烂却把祭服做得很工细，自己的宫室简陋却致力于田间的治理。禹，我真是无话可以说的了。禹拥有天下，却为老百姓操劳。禹住的宫室十分简陋，生活十分简朴，但却尽力去做兴修水利的事情，从而规劝今天的统治者要象舜和禹那样替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可以这样说，禹可以说是以民为本，他时刻为民着想，而不把自己放在心上。

罗祖基认为，“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8]。这个看法是有些道理的。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可以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由此可以看出，五种道德规范中就有三种“宽、信、惠”是有关爱民的，尤其是“惠民”是核心。

2.2   重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

杨建宏指出，孔子的爱人思想要求统治者爱民，对民下之以礼，这里的民包括国人和奴隶。如上句中的人就是指负责马匹管理的奴隶[9]。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安德义指出，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断句方式。一是仁人而爱物，将不字连读为“否。伤人乎否？问马。”意即先问人，后问马。二是重人而轻物，即“伤人乎？”不问马。以人为本，问人不问马。前一种解释，与佛教的观点相一致。重视一切生命，万物皆有灵性，都在保护关爱之列。后一种重人而轻物，笔者以为更接近于孔子思想的真实，子贡曾经想撤掉祭祀用的羊，孔子则不同意。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礼重而羊轻，这里人重马轻也当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以为，重人这是人之常情。一般来说，发生了什么灾害，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存亡。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

修养自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尧舜都难以实现的目标！这说明尧舜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使人们安居乐业，使人们生活得更好。

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

统治者重视的是：百姓、粮食、丧礼、祭祀。从上述四者的排列次序我们不难看出，在“民、食、丧、祭”四者中，老百姓自然要居于首位。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

我们以为，孔子这里提出立政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人民吃饱显然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其实这与现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思想何其相似。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著名论文《人类动机论》最早发表于1943年的《心理学评论》。他的动机理论又称需要层次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动机的发展和需要的满足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的层次有高低的不同，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向上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指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动机，它的特征是对某一事业的忘我献身，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具有超越自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健全社会的职能在于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因此可以说，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许卫全、金同启指出，孔子朴素的民本思想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更在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0]。显然这个看法是富于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