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忠实而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大约二百五十余年间，周王室以及各诸候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左传》中自然也会有相关的记载。有些学者曾经探讨过《左传》中的民本思想。如于万里指出，它的特征是重民轻神，重民轻君[1]。张之佐认为，民本思想表现在重民社会地位的改善、强调对人，对普通劳动者的适当爱护与关心，强调民为治国之本，反对对民的无端压迫，关心并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处境等等[2]。

刘家和指出，民本可能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刘家和又指出，日本人安井衡作《左传辑释》（刊出于明治四年，即一八七一年），其前言中就提出《左传》对于无道之君是主张批评的，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民本思想”这一个词[4]。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都可称之为“民本思想”[5]。金耀基认为，凡为生民立命，凡为天下着想之精神，即是地道的民本思想[6]。韦政通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大概有六种含义：一民为邦本，二民即天意，三安民爱民，四重视民意，五民贵君轻，六为革命思想（转引自张之佐）[7]。吴美卿指出《左传》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天人相分的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敬德任贤的思想等方面[8]。本节将探讨《左传》中的民本思想出现之原因及其表现。

（一）《左传》民本思想出现之原因

《左传》民本思想出现的根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伍星明等认为，民本思想是在奴隶制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的过程中，随着新的社会中下层力量的不断崛起，其力量逐渐为社会所承认，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左传》的民本思想，正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人民的价值与对人民的力量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进一步认为这是“民本”思想产生的根源[9]。戚朝霞认为，到了周代，生产技术有所提高，生产经验逐渐丰富，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得以加强了。人民日益显示出对政事的支配力量，于是就产生了“礼”，而在“礼”的实践中，周代的思想家认识到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赋税要依靠人民来负担，神的旨意代替不了人民的战争和狩猎等，于是在“礼”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以民为本的思想[10]。张之佐认为，春秋时期民本思想是在传统的天道观念发生动摇，天神地位开始下降之时，在当时社会结构出现转型之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改善，以及新兴中下层势力的不断崛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当时社会变化和社会要求下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11]。何新文指出，春秋时期，铁器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生产领域。铁器的普遍使用，使生产条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社会生产力因此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带来了人和自然关系的重大变化：人在征服自然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力量，人在自然面前由被动逐渐转向了主动。一些诸候大夫敢于凭借人的力量去与周天子争夺公田，这样新兴的封建因素逐渐生长，春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场以人的问题为中心，以重视人，肯定人的价值的人道思想为理论武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社会中形成了[12]。上述分析显然是具有相当道理的。民本思想的产生显然是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是分不开的。我们以为，《左传》民本思想如此得到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1.1  得民心者得天下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晋文公何以能一战而霸呢？这是因为他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便利百姓，宣讲诚信的作用，告诉百姓做生意要明码标价，要懂得礼仪等）而得到了民心，因此可以这样说，晋文公是宽爱民众的，从而获取了民心，并进而因此成就了自己的霸业。

就连自卫也要考虑是否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如：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左传·庄公十年》）

鲁国是一个小国，而齐国当时则是一个大国。“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明公是考虑到了民众。既然这样的话，人民对他的作战是拥护的，正是出于对人民力量的正确评估，所以曹刿才说出“可以一战”，并因此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可见，民心向背与战争的胜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里面实际隐含了一个对比：

老百姓：衣食所安类东西，未能普遍。

上天：牺牲玉帛。

小大之狱：以情（按照实际情况），对百姓是普遍的。这是忠的表现。

可以看得出来，只有对所有的百姓好，施以善良，才能借此一战。

1.2  失民心者失天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实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左传·晋灵公不君》

晋灵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孙子，他秉承祖父的国力，但是他却不把百姓放在眼中，相当地残暴，他不仅在台上用弹弓弹大夫取乐，而且还视杀人如同儿戏，因为厨师没有把熊掌煮熟，灵公就用斗把他打死，杀了人还叫宫女抬着被肢解了的厨师的尸体经过朝廷。这样百姓绝望，晋灵公也因失政被赵穿弑杀。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 《左传·庄公十年》

鲍叔牙观察到了齐公不君，骄奢淫逸，这样无论大臣也好，百姓也罢，都会怨声载道。由此可见，君王如果骄奢淫逸，就会失却民心，从而使自己也失却政权。

这样，由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态度不同而导致在政权的斗争中有了不同的归宿，这样人民的力量就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统治者从此会看重人民，会重视人民。

晋侯将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战，将饥。”（《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虢公骄傲，获胜后就不再关注和重视其百姓，这样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在他们失去百姓的支持之后我们再进攻，自然就会取胜。而现在虢国如果舍弃对百姓的爱护，屡次发动战争，百姓会气馁的，打仗肯定会失败的。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定公元年》

季氏久服其民，因此鲁国民众忘其君。史墨把得众与否看成是政治成功与否的关键之所在，并总结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观点，这与“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观点异曲同工。史墨的观点表明，国君的地位是否能够得以保存，关键在于得民与否；得民则存，失民则亡。

（二）《左传》民本思想之表现

伍星明、黄生文指出，春秋时期存在着一种重民的社会思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对民的认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重民表现在民与神，民与君的相互关系，人们的认识有着重视民众，爱护人民等有价值的观点[13]。这个观点显然有一定道理。我们以为，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人民与神的关系对比上。人们以前祭祀是想求得神灵的保护，但是人民在生活和生产中、在战争中意识到，人民的力量而非神的力量在起决定作用，而神不过是人们思想上的某种安慰而已。

2.1  神依民的意志而转移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左传·恒公六年》）

少帅要追赶楚军，随候正要同意之时，季梁劝阻，其原因是百姓还在挨饿。随候这样解释说我用来祭祀的牲畜体壮膘肥，即是对神灵很是友好与恭敬。季氏指出，百姓才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古代帝王先团结好百姓然后才能专心于神灵。如今百姓各有各的想法，神没有了主人，尽管君王的祭祀很丰盛，但又有什么用处呢？由此可见，季氏是很重视百姓，没有了百姓，这个战争是不能打的。随候因此而没有追赶楚军。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左传·僖公十八年》）

在宋公看来，祭祀体现的是一种人神关系，人以牲祭神，显然是满足神的需要；用人来做为祭祀品能更好地满足神的要求。司马子鱼认为不能用人来祭祀的物品，理由是百姓是神的主人，如果用百姓来做祭祀的话，又有哪个神来享用呢？想用杀害的百姓来作为祭祀品进而求得霸业，而得到善终，这是不可能的。司马子鱼用民为神主为论据公开批评以人为祭的残忍而反动的行为。他显然很是明白：民众的力量 ＞ 神的力量。因此，人民才是神的主宰，而神并非是人民的主宰。

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国家的兴盛与灭亡这样的大事，取决于民而不是取决于神，聪明而正直的神只能是依照人的行动而行事，根据人的意志而转移。虢国多行缺德之事，又如何才能得到神灵赏赐的土地呢？这段话表明，行缺德之事，神自然不会拥护；而神拥护之事必然会是人们所支持之事情。

2.2  民为邦本

景明指出，春秋之时，君主的权威因封建宗法制度自身的缺陷而受到震动。“弑君三十六，亡国七十二”的现实，使君主的权威大大降低，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这样，重民的观念自然也会得以提升。“民为邦本”的观念自然也会深入人心。

2.2.1  君当为民谋福利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左传·文公十三年》

邾文公认为，只要利于民，就是对君主有好处的。天立君的目的是为了养民，不思利民，不思养民是君之失职。迁都只要对民有利，那就是大吉大利，那就应该迁都。这表明，民众才是根本。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锺，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郑国发生饥荒，郑国民众饥，子皮把粮食分给了国内的人民，达到了百姓的期望，因此得到了郑国百姓的拥护。宋国发生了饥荒，司城氏借出粮食不写契约，又替缺少粮食的大夫借粮食给百姓。这样施舍而不自以为给人以恩惠，这就使得百姓归向他们趋之若骛。此处用两个不同的事实却反映同样的一个道理：只有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至于那些不为人民谋福利，而使“百姓绝望”的君主，人们就可以赶走他们。如：

卫国逐献公，晋悼公谓师旷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无使失性。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焉用之？不去为何？”公曰：“善。”（《左传·襄公十四年》）

贤明的国君要奖赏好人而惩罚，抚育百姓像抚育儿女一样；容纳他们像大地一样；民众侍奉他们的国君，热爱他像热爱父母一样，敬仰他如对日月一样；崇敬他如对神明一样，畏惧他如对雷霆一样。国君是神明的主祭人，是民众的希望。如果使民众的生计困乏，神明失去祭祀者，老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主人，那还用这样的君王还做什么呢？不驱逐他干什么？显然这里是强调以民为本，要为民众着想。师旷公然提出假如君主对民不好，就可以把他除掉，这显然是依据人民的利益来发表他的见解的。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左传·庄公十一年》）

秋天，宋国发了大水。庄公派人去慰问。说上天降下大雨，危害了庄稼，为什么不慰问天呢？宋公回答是我对上天不敬。这里显示的是：

他敢于承担责任，而不把责任推向老百姓。

他不去祭祀上天以求得上天的庇护，而是去体恤老百姓。这样使得臧孙达认为，因为他体恤老百姓的心意，就适合当国君。由此可见，重视老百姓是国君的第一要务，也是第一要素。

2.2.2  民心的向背决定国君权力的兴衰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左传·哀公元年》）

楚国的大夫一见到吴出兵就感到震惊，感到害怕；但是只有子西看得深，看得远；看到了事实的本质与真相。他认为，吴王阖庐之所以强大，全是因为他爱惜民力，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而现在吴王夫差“玩好必从”，不把民众当一回事，当然对楚国就形成不了威胁。可见，一个国君的权力的兴衰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只有人民才是国家之根本。

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令尹不以老百姓的事情为重，自取失败。而晋候喜形于色的原因在于“蔿只为自己考虑，而不为老百姓考虑”，不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呢？自然，这样的人不足为虑。

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昭公三年》）

齐王抛弃了他百姓的表现是用陈氏爱护百姓来加以对比，加以显示的：

陈氏大量（器皿）借出，却小容量地收回；山上的木材和鱼、盐、蜃、蛤鱼等都便宜许多。百姓有了痛苦疾病，陈氏去安慰。这样如同父母一般爱护百姓，百姓归附于他则如同注入流水一般；这样百姓想不归附陈氏都难啊！

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左传·哀公元年》）

此段话语当中实际隐含了一个对比：

视老百姓如草芥——祸殃——国家会灭亡。

看待老百姓如同受伤者不加以惊动——福德——国家兴起。

这里显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人民（老百姓）才是决定国家的兴亡的核心力量。

2.3  爱民大于忠孝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危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危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春秋》三传，《公羊传》与《谷梁传》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梅桐生如是解释：久攻不下，军中只剩下七天的粮草了，准备撤军。这时楚庄王派司马子反去偷看宋国国都里的情况。司马子反登上楚军为攻城而堆成的小山时，碰巧宋大夫华元这时也登上宋军为守城而堆的小山，两人扫一了个照面。华元告诉司马子反，宋国城中早己断粮，人们相互交换自己的子女杀了吃，用尸骨当柴烧。司马子反很感动，主动将自己军中只剩七天粮草的情况告诉了华元，回来向楚庄王汇报后，楚军终于撤军。司马子反作为国君的使者，违背了国君的命令，与敌人通报军情，从正常的意义上说，司马子反的行为是违背君臣大义的，是大逆不道的，但司马了反又出于同情宋国人民的感情，他虽然违背君命，但却在更高的层次上符合上天爱民之意，是值得应该赞的爱民之举（略有改动）[14]。从梅先生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楚王心目中，民本思想应当大于忠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