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星照永州

 ——散议柳宗元的幸与不幸

祁世坤

（山西永济柳宗元研究会）

湘西南的永州，因有潇水和湘水在这里合流而下，故又称潇湘之地，因了这个雅名，以至湖南全省也时有潇湘之称。潇湘更是一个文化的称代，这里是指永州的专用名称。2004年春，我们一行数人去柳州和永州参观柳侯祠和柳子庙，那是为建设永济柳园进行的一次考察学习。2010年10月，我再次去永州，参加中国·永州第五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两次永州之行，给我总的印象是永州到处蒸腾着柳宗元文化的氤氲之气。我深信了这样的一句名言，即“张家界是一幅画，永州是一本书”。这本书和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柳宗元密切相关。按照民间的传说，若比柳宗元为文曲星下凡，当年他落定在了永州之野，如他去世之后升天，亦然偏照着永州大地。我浮想联翩，想到了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以至他的或谓是“不幸之大幸”的问题。

一、从潇湘客到永州民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驱出朝，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途中又再贬永州司马。他是匆匆上路的，且扶老携幼，同行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母和六岁的女儿。时值寒冬，他们经受着凄风苦雨，年底来到了永州之地。皇帝给他的是一个永州司马置同正员的角色，按他后来的说法是“俟罪非真吏”。他是来受罪的，不得参与政事，州署也没有给他安置落脚的家舍，他是借住在东山龙兴佛寺的西厢房。

“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这是柳宗元《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中寄》一诗的句子。柳宗元寄居佛寺，生有同娄秀才一样的乡愁，何尝不是又一个潇湘客呢？他的心情是寂寞的，寂寞中的柳宗元开始对以往的行为进行反思。他在《佩韦赋》中说，很是羡慕古人西门豹的佩韦，用来警示自己戒骄戒躁，他得出的结论是“执中而俟命”。他在《瓶赋》中又以汲水的井瓶和盛酒的鸱夷壶相比，宁愿作摔碎的井瓶，也不作那酒气熏天的壶子。在《牛赋》里，他以牛驴相比，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既使这样，也不愿作趋炎附势跟着劣马跑的驴子，只愿作有益于人的耕牛。在《解祟赋》里，他又警惕自己不要以口招祸，而是追求清静安宁。在《惩咎赋》中，他说自己不是欺世盗名，只是不愿随波逐流，反受小人的诬陷非议，既使这样，仍要正道直行。在《闵生赋》里，他又哀叹着自己的人生遭遇，以至黑夜里神不守舍，魂魄离散飘游到了远方，而在《梦归赋》里，他在梦境中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

他的心情是苦悲的，特别是次年老母的去世，自己因罪在身，又不得扶柩归丧，而怀有深深的负疚感。此后的日子，又正如他后来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的，住在永州与囚犯为伍，走路时都象戴着枷锁，在家里又似是被绳索捆着手脚，整天整天地徘徊着，没有可去的地方，且在病中身子蜷局着又不能随意地伸展开来，形容枯槁得象截木头，神情沮丧得又如同石头。

柳宗元“闷即出游”，而又“复游多恐”，到野外又常遇大蛇毒蜂，近水之处又怕射工沙虱叮成疮疾。抬头望天，低头看地，每走一步都觉得苦累疲倦，到林间幽石一坐，也难有一时之乐。

柳宗元来到永州的第四年，皇帝一年有过四次大赦，依然申明，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说来也巧，正是这一年，身为司马的程异重被起用，这无疑也使柳宗元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或修书或献启，他求告于人，希望能在皇帝面前说情，然而宪宗依然是“记怒人臣”，对此柳宗元又陷入了绝望之中。元和五年四月，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夭折。女儿的名字叫和娘，生病期间，为求佛门保佑，愿终身侍佛，取名佛婢，后又削发为尼，法号初心。女儿的去世，使宗元怨天忧人地悲号。痛定思痛，柳宗元于绝望中挣扎，开始从“潇湘客”转向“永州民”了，这种心态充分反映在他的《冉溪》一诗。

少时陈力希公候，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侍成器。

这一年，柳宗元三十八岁，也是他来永州的第六个年头。他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里说，“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

冉溪是一条由西南而来的溪流，在西山前折流而东注潇水，据说是因一姓冉的人家世居此地而得名。柳宗元从当地山民手里买下了这一处地方，从冉溪“入内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安家”。他曾在《钴鉧潭记》里说，什么使我高兴地居住这南荒而忘掉故园呢？不就是这个钴鉧潭吗？柳宗元又将冉溪改为愚溪，筑建了他的愚溪家园。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到，“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今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看来他已经从复归无望中振起，虑及到了立言传世的问题。柳宗元在他的愚溪家园，埋头读书著述。还是在他初来永州之时，他曾写出《贞符》这样的大作，而这是在朋友的苦心劝导下完成的。他的挚友吴武陵因故流放永州，对他说，《贞符》写作是一件大事，你不要因为个人的宠辱恩怨而中断写作，以至圣王的典章制度不得建树，从而抑止异端邪说，坚持正道真理，为子孙后代作出表率。柳宗元继而又写了《非国语》，纠正了《国语》中不合孔孟之道的错误，坚持中庸原则，深明尧舜道义，集文67篇。

柳宗元在他的《读书》一诗中写到，“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他和他的堂弟宗直日夜苦读，探讨学问，诗中写了他们的辛苦和快乐。如果说宗直是在读博，那么宗元就是他的博导，宗直的博士专论是西汉文类研究，这是一部集四十卷文的大作，柳宗元高兴地为其写了《西汉文类序》。其实这应该是他们兄弟的共同之作。

柳宗元自有了他的愚溪家园，使他同当地的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如在他的诗题中就有至长乌村、经荒村、逢耕者、访田家。在《田家三首》诗中，他揭露了官吏敲诈百姓，横行乡里的行为，状写了农民所受的赋敛之苦。在《捕蛇者说》中，更是作了详尽的写实，他是在替农民代言，为民请命了。

柳宗元在迁入愚溪家园之前，已经对西山之景作了先期考察，形成了永州八记的前四篇，此后又写了后四篇。柳宗元在他的叙志诗里写到，“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是指屈原的不幸遭遇和忧愁幽思。柳宗元移情于山水之游，行文中揉进了自己的苦悲，是一种别样的牢骚发泄。永州八记意境开阔旷远，清冷幽深，柳宗元借物态写心态，把自己的感情依附于山水之上，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从而也成就了他的中国古代游记文学大家的盛名。

柳宗元在永州的著述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和文学广有建树。他写了阐述他的政治思想的许多篇什和大量的散文诗作，集文312篇，诗歌83首，这占了他一生著述的四分之三，是一笔厚重的文化财富。

二、柳宗元不幸永州幸

有一句名言说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就拿唐朝来说，长达十年的安史之乱给大唐王朝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诗人杜甫在其颠波流离中，写出了如“三吏”、“三别”的诸多诗篇。他在《春望》一诗中写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人忧国忧民，直抒胸臆，成就了他的诗圣之尊。而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有唐后主之称的李煜，被大宋攻陷金陵，肉袒出降。李煜痛失了国家社稷，他是亡国之君，然而却成就了他的千古诗作，且看他的一首《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诚如前人对他的评论，“作过才人真绝对，可怜薄命作君王”。

这里我套用“国家不幸诗人幸”的名言，也可以这样说，柳宗元不幸永州幸。柳宗元在永州，视自己为缧囚、僇人，如在永州八记里，就发了许多牢骚。在《小石潭记》，他着力写了这过情之境，以至自己都觉得凄神寒骨，不可久待，这当是他的心态反映。如果说，在《钴鉧潭西小丘记》文后，他发了一通小牢骚，而在《小石城记》中，这种过胜的议论多于叙述，其牢骚是视这方胜景为弃地而生的怨言，进而对有人以为此景专为安慰贬谪之人而设和所谓“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论调的反驳，这完全是对个人处境不平的悲愤。他的《愚溪对》，用调侃和辛辣的笔调向溪神苦诉了自己的冤情，使得愚溪也为之潸然泪下。他嘴上说是“甘终为永州民”，却又曾说“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寄许京兆孟容书》）。直到在永州最后一年写的《囚山赋》里，他还视永州为天设地造的牢狱，又一比冬日负暄，虽有一时的风和日暖，毕竟是身隐囹圄，又有何乐可言。柳宗元似乎怕人们不理解他的心志，曾在《对贺者》一文中讲，有朋友从京城来，说是看到你现在这样浩然达观，本想安慰你，而今却要对你表示祝贺了。柳宗元说，你要知道，喜笑着的愤怒比怒目园睁还要厉害，长歌所表达的悲哀超过了捶胸恸哭，你那里知道这正是我心中最大的忧伤呢！

柳宗元的遭遇是不幸的，这在宋时永州官员汪藻的《永州柳先生祠堂记》中也是这样说的，但他认为先生不幸零陵幸。零陵亦即永州，这是在历史上两个交互使用的同一地名。汪藻的原文是这样写的：“盖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零陵极南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瑰丽奇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则予所谓幸与不幸者，岂不然哉！”

永州人民仰慕柳宗元，是因为柳宗元的思想文学建树在永州。永州人民纪念柳宗元，称他为柳子，如同孔子、孟子之称，比他为圣贤，民间亦称他为柳子菩萨，视他为神明。如今的柳子庙，每年都有他的公祭大典，那种隆重热烈的场面，足见人们的虔诚，也含着一种骄傲。沿着柳子大街，目睹这唐式市井的古色古香，走向这街旁岸畔的永州八记的诗画长廊，直下这几经疏竣发掘的愚溪河谷，再现唐时的古貌痕迹，回头登上东山的法华寺，再把目光越过潇水，远眺西山，眼底风物一览无余。而今这一带开阔之野，构成了新的柳子景区，包括了这一溪一庙一街一山，处处都显示了永州人民的文化意识和他们的辛勤劳作。想当年，柳宗元曾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正是这样，他的山水游记，写活了一个永州，使之占尽了风流，他的《游黄溪记》中，一句“永最善”，大有为永州之地美言的过誉之嫌，然而也使得永州人民感激不尽。而今的永州，作为全国三大柳学柳文化活动基地之一，显得十分活跃。永州有着柳学研究队伍的强大阵容，学会理事有百多成员，其会员之多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柳宗元研究》学术刊物，亦可视为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的会刊，这里是中国柳研会的秘书处，是中国柳研的大本营。永州的《潇湘文化》系列丛书、潇湘讲坛，多以柳文化为主题。这里形成了三个中心，即柳学研究实地考察中心、教学科研中心和思想文化中心和“四个一”的活动内容，即一祭一会一刊一网（柳研网页），给我的印象是，在永州柳文化确实有着丰富的底蕴和厚重的沉积，而今也是永州打出的最为鲜亮的城市品牌。

三、文学辞章，一时将相，孰重孰经

柳宗元在永州后期，决意走立言传世之途。他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说，“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杨雄没而《法言》大兴，（司）马迁生而《史记》未振”，也是指取贵于后之意。但他又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思想的困扰，始终存在着矛盾心态。如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的，“今之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其中。”他是把文章看成士之末技，一遇机会，又油然而生复起的热望。他曾经给当年的政敌武元衡写信，求其“并容宽览，弃瑕录用”。他在永州最后一年写的《囚山赋》里说，如今正当元和中兴，国家用人之际，一批官员得到升迁，为什么还要让我过着囚徒般的日子。显然这是不平则鸣，而要求复出的呼号。

柳宗元在永州，决意走立言传世之途，然又觉“虽有意穷文章，病夺其志矣”，（《与杨京兆凭书》）“最终，他沿着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走向自然山水”，（见孟修祥《在孤独与孤傲中走近屈原——论柳宗元放情咏离骚的悲剧意识》）从而也使他的山水游记诗文大放异彩。然而，正如台湾学者袁木秀说的，“当柳宗元走上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一途之后，如果说有补偿作用之活动存在的话，那将是他的失败，而后人认为是成功的山水游记、寓言、史论、史评等作品。（《两极对峙——柳宗元心灵凹陷与补偿》）”柳宗元由于政治失意，不得复出，一生耿耿于怀，囿于认识上的偏颇不能自拔，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悲剧。如果说这也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话，那么最早洞察和预见了柳宗元文学建树之深远意义的，当是他的朋友韩愈。韩愈对柳宗元在文学辞章上的成就与做到一时将相作了比较。他在祭柳文中说，“富贵无能，磨灭谁纪”，是说既使是做到一时将相，大富大贵又能怎样，随着岁月的流逝，有谁还会记着你。韩愈指的文学辞章应该含有两个意思，一是文学在古代有着宽泛的内容，包括文献经典在内的一般泛指。二是所谓辞章则是带有作者思想感情而又讲求艺术修辞的作品。而这前者也正是柳宗元所看重的，如《贞符》、《非国语》、《封建论》、《天问》、《天说》等，后者如他带有骚怨性的九赋十骚，永州八记的山水写意，愚溪诗草和《捕蛇者说》等记传之文。韩愈特别指出柳宗元“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辞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矣，而自肆山水间”，应当是指的这后一种情况。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还指出，柳宗元“即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然而正是这困厄之境，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辞章，而必传于世无疑。针对柳宗元的一时将相追求，同他的文学辞章相比，韩愈作了这样几点设想，一是假使子厚在京朝时，能象后来在永州那样的自身持重，就不会遭到贬斥；二是既遭贬斥，却能遇到有能力有权位的大僚救助，又必定会复用，就不会穷困到如此地步；三是如果贬斥时间不长，穷困不至于此，按他的才能当会出人头地，但他的文学辞章又不会如现在这样的大放光辉；四是假若如愿以偿作到了一时的将相官位，这又怎么能同他的文学辞章成就相比，其轻重得失都是不言而喻的了。其实这不只是韩愈独具慧眼的识见，柳宗元的另一挚友，且是患难之交至深的刘禹锡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里也这么说，“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灿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

我曾在《古往的忧伤——柳宗元人生况味》一文中，引用何满子先生的《未来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的书序文（《鲁迅，最受诬蔑的人》），说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人们或问，谁记得大唐宪宗皇帝为何人，而今柳宗元却能飨食千载，享誉千秋。据中国书友会、人民网文化频道、搜狐网读书频道联合举办，2007年度“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中文作家”评选，柳宗元名列第七。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一说他属世界三千历史文化名人，又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四十位顶尖级文化名人。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一句古语上，“艰难困苦，于汝玉成”，是时势造就了柳宗元，困境砺成了柳宗元，柳宗元和永州就是这样相依相存的关系。这样说来，柳宗元又当是幸运的，我们还是用刘禹锡的话，柳宗元是夜空里的一颗巨亮之星，而永州在它的光照下受惠最多，永州也真乃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文化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