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禅让成因及史料证据

我们以为，禅让是存在的，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值得大书特书。即使在秦汉之际，禅让之说仍然非常之流行。如《说苑·至公》：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锺，万丈之鐻，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骈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暗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由此可见，在秦代，普遍的认识仍是禅让，就连那暴戾的秦始皇都想仿效之。可见，禅让的存在是有其理据的，不是传说。禅让的存在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2.1  禅让存在的原因

陈新（2006：249-265）认为，形成尧舜时代禅让制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国家文明出现前的原始民主与公仆意识的结合。所谓禅让，主要是让之以贤德，而不是让之以养尊处优之位；是让之以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让之以生杀予夺的权力。帝即氏族部落首领的产生与继承条件，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影响和对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保障参加联盟的氏族部落享有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因而赢得所有氏族部落的信任，而不是依靠任何强制力。而舜的威望是很高的，所以说，禅让这一制度的形成，必须具有原始的民主制度与德治的思想基础，并不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1]。其实不仅如此，还有其它原因。

2.1.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原始氏族社会中，生产力极其低下，由于协同劳作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部落需要贤人带领大家走出困境。原始社会时期社会条件恶劣，多种历史文献的记录能够显示这一点。

《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

《孟子》：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韩非子五蠢》：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描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顽蚌蛤，腥躁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隧人氏。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尧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虽监门之养不敌于此矣。

《史记·夏本纪》：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於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由于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的日益频繁和加剧，守护和捍卫内部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成为各集团主要的日常任务之一。只有贤能之人方能领导本族邦的人民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本族得以生存；所以那些贤能之人就更容易得到社会的推崇与尊敬，舜禹能成为禅让的主角，可谓时势造英雄。

2..1.1   舜自身经历中的“让”

舜帝之“让”有其自身的传统。“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试想，如果没有舜帝自身之“让”，“历山之人”会“让畔”吗？“雷泽之人”皆“让居”吗？

2.1.2  禅让有其传统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容成氏》篇除对尧舜传贤作记载外，对尧以前的帝王的禅让也作了记录：

卢氏、赫胥氏、乔结氏……神农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酋清，同时该篇还对尧前的一位帝王作了记载，由于简残缺，不知属何帝王，其文云“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食人，道路无杀伤者，上下贵贱，各得其世，四海之外宾，四海之贞，禽兽朝，鱼鳖献，有无通，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泯终”（相见陈新相关论述）。

这表明授贤在当时已是一种流行风，并不稀罕。

刘宝才（2000：106-110）指出，禅让思潮不仅在诸子著作中有反映,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更有反映。秦、赵、燕三国都发生了禅让或打算禅让的事情。在秦国，秦孝公病重不起时，“欲传商鞅，鞅辞不受”，因而没有成为事实。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秦孝公卒年，即公元前338年。在赵国，赵武灵王晚年，把王位让给王子何，而自号主父，继续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为赵国发展效力。以往的君主是死的时候才传位，武灵王是在本人健康的情况下放弃王位，也是禅让，不过他是传位给儿子，不是传位给外姓人，所以叫作“内禅”。这是发生在公元前299年的事情。赵武灵王是战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的“内禅”绝非轻率之举。后来由于王子们之间的权力纷争，他被公子成的人马围困，饿死在沙丘宫中，不是禅让之举的过错。那是因为他“举贤”不专,在国事上私情未断，又欲封王子章于代，分赵而治，于是酿成大祸。武灵王一生英明，晚年作出分赵而治的错误决策，大约与年老“耳目聪明衰”有关吧！在燕国，燕王哙禅让给相国子之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禅让后国内发生叛乱，又引起齐国乘机入侵，历来史家多以为禅让乃愚蠢之举[2]。

从刘宝才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禅让并非是不存在的，而是舜禹时代就有，后人只不过是继承而已。

2.2  禅让存在的史料证实

朱小丰指出，现存史料中，完整而较详细地记述了禅让制度的，唯《尚书·虞夏书》，它是残存古文献，是陈述禅让制度最原始最值得信赖的史料。它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两次禅让的过程，一次是黄帝氏族的尧帝转让帝位给东夷部族的舜的过程，一次是舜帝转让帝位给黄帝氏族联盟中来自古蜀地区部族的禹的过程[3]。

后世出土的竹书可以印证禅让制的存在。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竹简，其中有《唐虞之道》篇，该篇赞扬尧舜禅而不传的精神。《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对尧舜的授贤不授子的禅让作了肯定，“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

2.3  禅让的类比论证

徐中舒（1958：1-7）认为禅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可以从少数民族史中得到例证。三国志夫余传注：

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輒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

可见夫余也曾经产生过原始社会的酋长推选制度，当其被认为是不合格时，原始社会的成员要推选新的酋长[4]。

张碧波（2005：138-144）指出，初，契丹有八部，（注引《通鉴考异》曰：苏逢吉《汉高祖实录》曰：契丹本姓大贺氏，后分八族，八族之长，皆号大人，称刺史，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汉高祖录》《唐馀实录》皆曰：僖！昭之际，其王耶律阿保机怙强恃勇，距诸族不受代，自号天皇王。后诸族邀之，请用旧制。保机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长九年，所得汉人颇众，欲以古汉城领本族，率汉人守之，自为一部。诸族诺之，俄设策复并诸族，僭称皇帝，土地日广。大顺中，后唐武皇遣使与之连和，大会于云州东城，延之帐中，约为昆弟。保机喜，谓武皇曰：我蕃中酋长，旧法三年则罢，若他日见公，复相礼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镇太原，亦有迁移之制，但不受代则可，何忧罢乎！保机由此用其教，不受诸族之代。赵志忠《虏廷杂纪》云：太祖讳亿，番名阿保谨，又讳斡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爱其雄勇，遂退其旧主阿辇氏归本部，立太祖为王。又云：凡立王，则众部酋长皆集会议，其有德行功业者立之。或灾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则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诸酋长会众部别选一名为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为众所害。（《资治通鉴》卷二六六）《五代会要》卷二十九：契丹其族本姓大贺氏，后分为八部。八部之长，皆号曰大人。内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契丹族早期所实行的三年一立新主，旧主退位，例以为常。也是为了使“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立之为主”；是“要重新接受神所恩赐的新的活力”。直到“阿保机为众所立，后并七部而灭之，契丹始大”。废弃了古老的三年一选立新主的部落旧制，但其文化影响尚存，这就是辽国的柴册仪与再生仪。中华古代北方民族如拓跋鲜卑、突厥、回纥、蒙古诸族在择立可汗！新主即位的仪式中均遗存有这种旧主新主交替更迭的古老文化影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