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继光（ 2003：1-23）认为，禅让制的实施是在天下为公的时期，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原始公社时期。在那个时期，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社会物资贫乏，社会成员的生活资料要依靠群体去采集天然物资和通过渔猎去获取，而获取的生活物资是社会成员所共有的，由社会成员平均分配享受，没有剩余和剥削，社会群体中没有阶级，没有享有特权的阶层。在这个时期，社会集团中的领袖人物，是被推荐、选择出来的。应该是群众所公认的，拥护的。当时社会上的人，肩上的责任大于手中的权力，竭诚为社会成员的服务义务多于奢华的享受。由此看来，帝位在当时是没有吸引力的，没有人象后世那样去争去抢，也因为如此，禅让制度才得以实施[1]。

1.2.2   篡夺

蒋应荣（1928：1311-1324）认为，儒家鼓吹禅让是是为尧舜的战争史料做粉饰的，这是儒家仁政说的需要。清末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对尧舜禅让的美谈愈加怀疑。1936年顾颉刚先生作《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他用疑古的眼光，考定“禅让传说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的”。他认为“禅让说”是墨家伪造的“伪史实”，“禅让说是直接从尚贤主义产生出来的，伪使没有墨家的尚贤思怒，就决不会有禅让的传说”[2]。他认为禅让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的，同时尧舜的禅让是墨家提出的，舜禹的禅让故事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钱玄同（1926：101）认为，我们要打破古代黄金世界的观念，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就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愉快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的。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没有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代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劳真是高尚到了极点。我们要知道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是战国后期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的，庶不可受他们的欺骗[3]。顾劼刚（1941：32）认为禅让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张而造出来的。墨家只提出了尧舜的禅让，舜禹的禅让是后人添加上去的。尧舜禅让说是东西民族混合的结果[4]。孟世杰（1989：62-64）认为，对于尧舜禅让事迹，根本怀疑，以为古籍所传尧舜禹之盛德大业，皆后世儒家所依托，足以千载定论[5]。

疑史是以康有为和顾氏为代表。先后否定尧舜传说的可信性。康有为认为战国儒家为了托古改制而编造的。而顾氏则认为它出自墨家之手。基本理由，战国时代动乱，当时学者苦于统治者的残暴和人民的疾苦，因而幻想政治的道德化，并进而想出了理想完人政治的五帝盛世和禅让传说。此外，在顾氏之前，日本白乌库吉氏据说认为尧舜不存在，在结论上认为尧舜禹均为神话人物，就这样把尧舜禅让说一笔勾消了。还有高桑驹吉氏在《中国文化史》一书内也说：所谓禅让者是一种理想的事情，除了象尧舜禹的那种例外而外，我们不能认为那样是可以行得通的。苏雪林认为禅让传说应和域外传入的文化大有关系，是战国中期从西亚和印度传入的文化大有关系（以上论述参杨希枚，1995）。

万九河指出，禅让是原始社会早期的原始民主制度，世袭是在原始公社解体、国家正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世袭制度。孟子偏重原始民主及其在后期所残留的民主形式，韩非则偏重在后期所发生的篡夺，而忽略了过去尚保存的旧的民主形式，因而各取一端，发生了两种对立思想。实际上两者都存在，这是禅让与世袭相互斗争的结果。

王达钦（2006：287-294）认为，陶唐氏可能兴起于冀南、晋北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南扩至山西南部汾河地带，虞舜部落兴起于山东，经豫东、豫中到达 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带。尧舜禅让实质上就是陶唐氏部族向虞舜部族移交部落联盟首领权力的民主形式。由于尧年迈，舜很快就掌握了实权，果断地让尧的大部分亲信失去权力并加以流放，并有意识地提拔支持禅让的外围部族首领，补上空缺位置，控制全盘。用囚禁的手段，使尧父子不能相见。最后果断处置，结束了这场帝位禅让的历程。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记载了尧天舜日的禅让典范，而法家重利重实，记载了舜囚尧的史实，最近发现山西陶寺遗址的出土文物，为舜禅让中舜囚尧事件，提供了实证的依据[6]。

王达钦（2006：287-294）认为，陶唐氏可能兴起于冀南、晋北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南扩至山西南部汾河地带，虞舜部落兴起于山东，经豫东、豫中到达 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带。尧舜禅让实质上就是陶唐氏部族向虞舜部族移交部落联盟首领权力的民主形式。由于尧年迈，舜很快就掌握了实权，果断地让尧的大部分亲信失去权力并加以流放，并有意识地提拔支持禅让的外围部族首领，补上空缺位置，控制全盘。用囚禁的手段，使尧父子不能相见。最后果断处置，结束了这场帝位禅让的历程。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记载了尧天舜日的禅让典范，而法家重利重实，记载了舜囚尧的史实，最近发现山西陶寺遗址的出土文物，为舜禅让中舜囚尧事件，提供了实证的依据[7]。

曹定云（2006：88-97）指出，尧舜禅让，一直被儒家所颂扬。但在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已经形成的原始公社后期，真正的禅让，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传说而已。禅让的后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一方面是舜凭借他多年的德政和威望，另一方面是他手中的权力和武力。舜与丹朱之间的斗争，是国家形成前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舜代表的是一种原始的公有制，而丹朱代表的是新产生的私有制，斗争的结局是舜战胜了[8]。

丁金龙（2006：112-119）指出，尧舜禅让说这是对尧舜在万国林立的盟主地位转移的理想美化，这种转移实际上是实力的体现或者战争的结果[9]。

杨安平（1990：56-64）认为，早在炎黄时代就已不复存在的所谓禅让制度，在后人的传说中被按在尧舜时代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儒家正是在这样的传说基础上把尧舜禹禅让说加以肯定，制度化以及经典化的。各家关于尧舜不同禅让说的记载，相对于儒家的美化说来说，《左传》《国语》等更接近于原始传说。它们的记载表明，在禅让说流行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有非禅让说同时流行，这才能使各家取舍不同成为可能，我以为，非禅让说更接近于历史真实。舜为东夷族有虞氏部落领袖为现今多数学者所公认。舜以先进的生产技术拓展了有虞氏的领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自黄帝打败蚩尤后，华夏族与东夷族已成为联盟关系，所以尧把二女嫁给舜也是自然的。嫁二女是有目的，一是通过联姻来稳定，安抚有虞氏部落。二是监察有虞氏动向。舜以孝闻是儒家附会，史迁之误，或者由于传说的时间错位所至。舜势力不断壮大，舜的势力可谓无敌于天下，因此“逼尧、囚尧”的悲剧也在所难免了。所谓避让是曲折的反映了传说中的古史，是部落联盟中心由虞舜部落向夏禹部落转移的影史。这种转移不是让于德的结果，也不是避让先王之子的结果，而是各部落势力消长的结果[10]。

吴泽（1936：58-67）指出，儒家不懂得古代社会史实所谓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财产继承法则自然也不懂得。故叙述古史时，碰到尧不传子，而传女婿，于法于理都不通。一方面要宣扬尧舜之贤，为崇古心理所迷；一方面问题实在讲不能，无路可走，两重矛盾作崇的思想，便有意无意地认为舜的娶尧之二女为妻是为试舜之才而来。惟为此，觉得尧之圣，舜之贤。这种歪曲历史曲解历史的儒家，在当时也是一件不可避免的错误[11]。

1.3   禅让和篡夺并存

钱耀鹏（2000：127-137）指出，在人类社会及其政治进化历程中，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一体化过程时常伴随着武力征服，但联盟制也是不可忘却的重要内容之一。虽说最初联盟体最高首领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也需要得到各集团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在这种平等式的联盟体内，最高首领之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老衰而禅”以及“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等观点虽遭荀子之批判（《正论篇》），但绝非虚妄之词，甚至应是联盟体最高首领未能实现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有力证据。因此，禅让制当是势力相当的诸政权组成的联盟体产生其领袖的方式。即尧舜禅让可能就是这几个势力相当的集团不得不结成联盟时，为了协调各集团的关系、维系联盟体的存续而采取的一种领袖和新政权的诞生的更替方式。其间，各集团首领俱以各自集团力量为后盾而展开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但都应是在不分裂联盟体以及不妨碍共同利益的原则下进行的公平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竞争，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最高首领必须集智慧和力量于一身，亦即必须是年富力强且富有经验者，否则难以服众。所以说，禅让并不等于没有争斗，实际只不过是联盟体最高领袖及其所代表新旧政权诞生和更替的最终形式，而禅让和篡夺也都不是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完整内容。禅让与篡夺并存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尧舜禹故事所反映的并不是选举制向世袭制的过渡，更非世袭制的发端，主要应体现着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及更高一级政权机构的形成过程[12]。可见，钱先生不仅同意两种不同的学说并存，而且还指出了其中的原因。

何坦野、陈晋华（1999：58-59）指出，“禅让”制近似于军事民主制，即部落联盟首领选举要通过由全体部落首领组成的部落联盟会议通过或认可，这与较晚出现的王位世袭制相比较，是具有相当的民主性。但不可否认，以往我们对“禅让”的理解，是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的。“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但尧舜“禅让”的史实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民主选举仅仅流于形式，倒是为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尧舜时期的“禅让”基本流于形式，家属倾向十分突出。其次，是在“禅让”实施过程中,始终为世袭制的阴影所笼罩。史载“尧取散宜氏子，谓之女皇，女皇生丹朱。”而丹朱这个人身无长物，终日游手好逸,“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额额，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这样一个浪荡公子都一直想依自家的实力，取舜而代之，结果“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尽管舜退避三舍，但这没有给丹朱带来好运，“天下诸候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使得他所居之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最终丹朱被迫还政于舜，但他们的权力之争并未结束，“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这实际上是“禅让”与王位世袭制斗争的缩影[13]。

“禅让”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和王位世袭制的萌芽、发展、成熟相伴的，而王位世袭制的产生又同私有制是同步的，所以，“禅让”制在实施过程中，一直是步履蹒跚，仅仅在它的童年，就被世袭制所扼杀，所以在我国历史上象昙花般转瞬即逝。

陈应基（2004：7-8）认为，尧舜的年龄实际上是两朝的统治时间，因尧舜后继者并没有突出的成就，人们在传承过程中就把他们淡忘了，把时间和事迹都加在了开创者身上。舜陵有三处，湖南宁远九疑山，山西临汾霍州霍山和运城永济。葬九疑者当为第一代，因而它最受尊敬。永济当为二代或者三代。世者证舜并非一帝，当为几代相续，舜名较多也是证明。尧舜不是一代，统治时间均为百年的思路很好地解决了两个人的年龄及舜帝同娥皇、女英婚配的矛盾，也是禅让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禅让说与逼篡说这两者都存在，因为几千年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和正直史官的记载都不可能是虚无之事，而县城有虞氏郊尧或者宗尧都不单纯是血亲因素，肯定还有政治上的继承关系。

张广志（2006：232-240）认为，儒家的禅让说和法家的篡夺说在尧舜禹权力的转移中，似乎是并存的，共同发挥作用的。唯有这样认识，符合当时的实际。尧舜禹这个时期，是由公有制到私有，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因此新旧交替，新旧并存，新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当时的禅让制虽然变了味，但总还残存着，并保留着某些原始民主的色彩如四岳的权力制衡作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新的对权力的暴力攫取方式也已出现，并且日趋强烈地在表现自己，只不过是半遮半掩地保留着禅让的外衣罢了。应该承认，在尧舜禹时代，在最高权力的传承和转移上，既存在所谓的禅让，也存在所谓的篡夺，前者是形式上的，逐渐削弱的，后者是实质的，逐渐强化的，启承禹后，后者才从形式到内容上全盘取代了前者[14]。

王玉哲（1986：21-23）认为，探讨古代禅让说的是非，根源，应从社会发展规律上去追寻。尧舜时的社会，还处于原始社会氏族社会阶段，当时的生产资料还是公有制，人们的私有观念极为淡，把首领职位视为排他性的绝对私有观念的想法还没有产生 。当时，社会已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后期，但过去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旧传统，不是一下子就能铲除干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里，由于实行族外婚，子女随母姓制度，儿子与父亲不是同一个氏族。根据一般氏族的规定，本氏族内的财产是不能外流的。父亲的财产包括职位在内，是不能传给儿子的。因为儿子是异族人。这就是大同社会的选贤举能的禅让制的根源。同时，中国历史在尧舜禹的时代已经发展到原始氏族制的后期，这时的部落战争已具有掠夺财产的性质，当时有一些军事首长或者部落首领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增大。他们变为一批特殊的显要贵族，首领们的私有和享受较一般氏族成员要优厚。于是，私欲的驱使使首领的职位的更替已不再由首领利用职权把占有的职位当成私产，设法辗转地传给自己的儿子。尧舜禹时代，正是这个由民主选举到王权世承的过渡阶段。从这种过渡理论来看尧舜时的禅让，觉得上述两种不同的传说其史料价值是相同的，都有几分可靠性。它们是前后两种新和旧的社会因素，相互交错的过渡阶段的社会现实，正是部落领袖由传贤转变为传子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15]。

1.4 世袭说

李学勤（1997：206-239）指出，在晋西南，发现了一批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群，其中襄汾陶寺遗址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已发掘出700多座墓群，揭示出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从墓地的布局和排列看，可以认为在同一氏族内……墓位排列情况及随葬陶器的细微变化，他们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研究者认为这些实实在在的考古资料，才是得以建立上古信史的依据。而它和禅让传说的某些理解是有所矛盾的。《史记》作“为富不骄，贵而不舒”，可见当时的尧舜已处于富贵的地位，而县陶寺墓地揭示，这时已有了实际上的世袭，五代领袖相继出自同一家族，延续时间在百年上下。被尧选中的舜与“践帝位”的舜与“崩于南巡”的舜应该是同一家族异代同名的几代首领。所以这些文献记载，也透露出确实存在实际上的世袭[16]。

1.5  无法确定说

陈泳超（2000：107-108）指出，尽管禅让说风靡战国，但与之相反的逼篡说也大有市场。《五帝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尧舜禹的禅让，但张守节的《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还引用了战国人写的《竹书纪年》里的内容：“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韩非子·说疑》里也有“舜逼尧，禹逼舜”的句子，揭露这一传说是奸人为售其阴谋而故意与流行传说反着说的。这种揭露很可能是一针见血的，但我们也必须明白，尧舜禅让让这一正面传说，又怎知不是儒墨诸家为行其道而故意创设的呢？实际上，尧舜传说在战国流行，主要还是因为诸子百家为我所用地引用、剥裂与创设之故[17]。

1.5  介于选举制与世袭制度之间的权力移交形式

张泽槐（2008：84-96）认为，禅让与否定其者并存，我们认为，尧舜时代，正值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型之际，就出现了一种介于选举制处于消亡阶段，亲的世袭制尚未产生。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介于选举制与世袭制度之间的权力移交形式。所谓禅让，只不过是墨、儒诸子理想中的做法[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