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现代人对禅让的见解

近现代人对禅让是否存在的见解，有持禅让说法的，有持篡夺说法的，还有禅让和篡夺上述两种说法并存的。

1.2.1           禅让说

毛文学（2003：69-70）认为，尧舜禅让是事实存在的，应给以肯定。逊让天下是尧舜以德治人，以德治国，天下明德自虞舜始的重要组成部分[1]。

蔡维琰指出，禅让是存在的[2]。郭沫若以唯物史观考察，认为禅让反映的是部落联盟之民主选举制度；他说：“尧舜禅让，虽是传说，但也有确实的史影，那就是原始公社时期的族长传承的反映。”又认为“这一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情况^[9]。孙祖眉认为，“禅让”符合古老的氏族民主制，但它不是古老的原始民主制的典型，它是在氏族社会发展到民族的过渡阶段——部落联盟时期，部落首领职位的继承法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包括了原始民制和世袭制两项内容的历史混合体。由此可见，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实。

陈明（2000：244-245）认为，禅让虽只是一种选举制度，但这个制度却是当时整个权力/规则系统之一环，集中体现了该系统的公共性质[3]。

候玉臣（1994：94-97）认为，东方，尤其是古代中原的社会发展，不同于欧洲。在古代中国，各种社会形态的变更都是在一种逐渐演变的缓慢过程中完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文化形态更是一脉相承，而禅让时期恰是这种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明显过渡时期[4]。

曹诗成（1930：1-37）指出，禅让的事情，在上古时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大概上古时法律、制度都未发达，作为首领的一定要有特别的聪明才华，总能与他这一族或者是这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来取代他的地位，或者在年老的时候就找出个贤良者自代。总之在古代帝王世袭是古代是不可能的。三家言禅让既都言禅让，可知禅让的事实，已见于当时的传说，不是任何一家独创。同样的事实，儒家用以论证仁义，墨家用以证“尚贤”，道家用以论证“无为”，也可以看出他们取自同一传说，而加以个人传说的痕迹[5]。

钱亦石（1946：84-93）认为，尧舜禅让本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儒家过分颂扬，多此一举；而刘知几之流，根本否认这件事情，亦近乎吹毛求疵。尧舜禅让是我国古代氏族政治制度中之一个连环[6]。

郭沫若（1947：133-139）指出，人类的原始社会是母系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最典型的结婚是亚敌国族群婚，便是姐妹共夫，兄弟共妻。唐虞时代，这在我们中国成为了再普遍也没有的传说，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象和舜共娥皇和女英的事情袜人所隐蔽了。从传说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舜尧时代明明是一个实行亚血族群婚（punaluafamilie）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母系为中心的社会，领袖的产生由一族的评议会选举出来的，评议会的代表便是一族中各姓各氏的宗长，所以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时候，所有的一些政治的萌芽，完全是一种民主的组织。这便是唐虞时代的禅让传说的实际了。

翦伯赞（1947：85-91）认为，依据史记所记从黄帝到尧舜的世系，我们知道，黄帝与尧舜都是亲戚关系，尧则五传其高级职称舜，舜则六传其高祖禹，如此，则不仅尧舜禅让为高祖与玄孙之递让，而舜与娥皇女英之婚姻，亦为与其会祖姑之血婚族。所谓禅让是选举之义[7]。郭沫若（1945：322-323）指出，禅让不是儒家的创说，而是原始社会或者未开发民族中后种普遍存在的民主情形。韩非子的论述让人明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这表明，王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确实是原始社会的事实。儒家把它加以夸张，发挥为选贤举能的禅让说，公平地看，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对于父子相承的奴隶统治权的革新理论[8]。

徐中舒（1958：1-7）认为尧典可能是春秋时代或者战国早期的书籍。认为在《论语》中记载尧舜的事迹都很是简单，左传也是一样，这是比较原始的传说，就是当时有一个禅让或者推选的共同基础。在私有制和传子局面产生以前，禅让或者推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我们认为，禅让制度，本质上就是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这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事情，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幻想[9]。

杨希枚（1995：781-853）认为，尧舜，甚至是五代传说，是见于战国晚期以前的文献，且是春秋或者西周时代诸候国大夫时常引述的一项古老的传说：尧舜禅让是普见于战国初期以来的诸子学派的一项古老的传说；这两项传说绝非战国诸子任何一学派所能编造出来的。杨希枚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我们不能仅用其它学科，尤其是人类学的材料或者理论，对于中国史料不足的问题做无中生有的推测[10]。

廖名春（2000：47-49）认为，禅让、公天下，尚德，授贤是选择明君，实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道。楚简本《唐虞之道》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儒家不说尧舜禅让的可信，为坐实尧舜禅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1]。

赵燕姣（2006：241-247）认为禅让是存在的。要搞清楚尧舜禅让的历史真相，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尧舜所处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财富还很缺乏，而且当时还面临着水患。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迫切要求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来陟帝位，以便团结起来，共同前进。最近新出土的上海博物馆楚竹书《容成氏》和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两篇都讲禅让，但《容成氏》多从古史的角度入手进行论述，而《唐虞之道》则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容成氏》对理想社会的描绘论证了实行禅让的必要性。简文对比三代以前和其后的情况，阐述了三代以前实行禅让时的社会盛况，因而要求君主实行禅让。《唐虞之道》论说禅让的必要性，因为禅让具有道德意义，是篇以“至仁、至圣”来概括禅让。其次，倡导“仁、义”双修，爱亲尊贤并重；提出“时、命”的观念，强调命运与机遇在能否行禅让以至整个人生中的重要作用。第四提倡“重生、养性”。《唐虞之道》提出养性而行禅让的观点有其独到之处[12]。

梁韦弦（2006：3-7）指出，我们认为尧舜禅让之事并非出自某家的学说或者某家的理想，是在强调关于尧舜禅让的传说在战国禅让学说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是战国儒家的社会理想编造了尧舜禅让的故事，而是历史上关于尧舜禅让的传说启了了战国儒家的社会理想，不要把中国古史上的存在的尧舜禅让制与某家的学说或者理想混为一谈，从而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尧舜禅让。至于战国时期的尧舜禅让学说，我们认为是存在的[13]。

王晓毅、丁金龙（2004：87-91）认为，所谓尧舜禅让是儒家等为了宣扬其政治理想而杜撰的。王晓毅等的理由如下：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唐尧帝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古城、宫殿、大墓、观象祭祀台等一系列重要遗迹。这些新发现对探讨尧舜禅让记载的真实性提供了可能。考古工作者惊叹距今4100年之前的唐尧时代就存在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规划合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古城；道路、壕沟、墙基、台阶、桥墩、豁口、斜坡、槽壁等遗迹一应俱全的夯土宫殿核心建筑；随葬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龙盘、石磬、鼍鼓铜器等有墓龛、尸床、船棺的大墓；面积1400余平方米，上下三层的具有祭祀、观象功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从目前发表的材料看，至少有六条证据表明，陶寺中期以前文化毁于陶寺文化晚期。

（1）“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平城墙。

（2）“IT5026、IT5126所解剖的壕沟里堆积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建筑垃圾内的夯土块质量很好。……建筑垃圾的堆积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但是建筑本身很可能为陶寺文化中期。”——废宫殿。

（3）“IT5026揭露的垃圾灰沟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5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近40~50人。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颊有6个之多。经我所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杀壮丁。

（4）“IT5126HG8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淫妇女。

（5）“大型建筑基址IIFJT1位于中期城址南边中期小城的祭祀区，……IIFJT1被压在③④下，两层均为陶寺晚期文化。”——毁宗庙。

（6）“M8棺内墓主人骨只有脚趾保存较好，其余均已移位，人骨不全缺失严重。……填土内还发现有一组散乱的人骨，分属不同的个体。”“M22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留着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嵌片等20余件。”——扰祖陵。

由此看出，如果陶寺早中期文化代表的是尧或陶唐氏部族的政权统治，那么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14]。

梁绍辉、吕芳文、周亚平（2008：12-13）指出，禅让是一种权力传承的方式。是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常用的一种方式。如果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应该是可信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易洛魁人的例子说明：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必须经过其余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正式就职……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利，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这和《尚书》的相关记载大同小异。可知，在易洛魁那里是选举的方式，而在中国古代则是禅让的方式，都是赋予被选举人的唯一权力就是父亲般的，纯粹的道德对人们的影响和亲和力[15]。

马兴（2007：129-132）认为后世出土的竹书可以印证禅让制的存在。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竹简，其中有《唐虞之道》篇，该篇赞扬尧舜禅而不传的精神。《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对尧舜的授贤不授子的禅让作了肯定，“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容成氏》篇除对尧舜传贤作记载外，对尧以前的帝王的禅让也作了记录，“卢氏、赫胥氏、乔结氏……神农氏、垆毕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酋清”，同时该篇还对尧前的一位帝王作了记载，由于简残缺，不知属何帝王，其文云“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食人，道路无杀伤者，上下贵贱，各得其世，四海之外宾，四海之贞，禽兽朝，鱼鳖献，有无通，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泯终。”总之，从先秦时期的资料记载来看，尽管诸子各家对禅让制表达了不同态度,但禅让的存在无庸置疑，竹书的相关记载则是对上古帝王举贤传能事实的补充[16]。

李仲立（2006：267-286）认为，德治是五帝时代邦国制国家实施的根本的治国路线，是制定各项政策制度的总的依据。德治的要害和核心是以德选人，以德居住，而禅让制是实施德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德治的外部表现形式。虽然这种禅让制是在以黄帝为代表的姬姓大家族内进行，反映了家庭公社组织还比较顽强存在的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了邦国式国家之存在，更不能否定禅让制是邦国式国家承传的一种形式，而把它说成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17]。

马兴博士论文（2007：103-104）认为，禅让制是在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三大族邦首领之间进行的，禅让的实质是不同族邦首领担任族邦联合体首领的制度[18]。

詹子庆（2006：320-324）指出，禅让制实际上是原始民主制，在人类社会未出现私有制，氏族组织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时，公推部落首领是人类社会曾出现过的普遍规则。古人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把历史上存在过的禅让制如实地记录下来，确是古代原始民主制的客观反映。

张碧波（2005：138-144）指出，禅让先秦诸子多有议论。难见其本实，实为中华早期文明史的一大疑案。我们以为，上古时期树敌力的更替作为氏族部落的一种固定的习俗而传继下来，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不独中国存在。禅让事件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习俗，对此，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名著中有深入的研究。弗雷泽从研究中发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过国王兼祭司(巫师)的文化现象，他们具有半神半人，亦人亦神的性质；他的命运，他的生死，他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兴亡，直接影响着他的臣民，他的疆域中的一切牲畜、植物。弗雷泽指出：“西卢克人过去有个惯例,，国王一旦表现健康不好或精力衰减就把他处死。许多古代希腊国王在位的年限只有八年，要重新举行就任圣职的仪式，要重新接受神所恩赐的新的活力。这样可使国王能履行他的行政和宗教的职务，唐尧虞舜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主体，以”协和万邦”，整合各部落集团，从而形成部落联合体并进而构成国家政体，这个国家政体已不同于氏族集团，但由于在其国家政体形成过程中的早熟性，使其在形成新的政体形式与社会结构时，还保留着氏族社会某些文化传统与习惯法[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