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禅让探秘

尧舜禅让，自古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也一直是古史论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禅让”制是我国选举制度的始肇，具有重要意义与研究价值。何坦野、陈晋华认为，“禅让”制近似于军事民主制，即部落联盟首领选举要通过由全体部落首领组成的部落联盟会议通过或认可，这与较晚出现的王位世袭制相比较，是具有相当的民主性[1]。马兴指出，禅让制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举能授贤制度。所谓禅让，实际上是原始民主选举的方式。氏族最初，成员不多，范围不大，事务不繁。氏族首领在经济上并无优厚待遇，在政治上也无特殊权力。成员完全平等，事务由民主议处，领袖之产生由民主选有才能者充任[2]。王汉昌认为，对禅让制的一种最新也是最古老的解释，是把它说成选贤让位制度[3]。姜惠发指出，禅让制由原始民主制发展而来，它体现着原始社会的道德准则。禅让制就是“选贤与能”的制度，“选贤与能”则为禅让的目的[4]。唐冶泽认为，禅让制是一种由民主制向君主专制制度过渡的形态,类似于个人独裁制[5]。由此可见，人们大都把禅让看成是一种民主制度。那么到底史上是否存在禅让呢？笔者不揣学识浅陋，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博古君子。

一、禅让的含义

陈新（2006：249-265）指出，禅让实际是处于军事民主时期原始民主制度的产物。形成尧舜时代禅让机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物质财富的缺乏。在灾难面前，没有经过私有制熏陶影响的尧舜子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忧患意识的高度自觉和自救能力的高度凝结。在尧舜时代，利天下是人们的基本道德诉求，具有普遍意义。各氏族部落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权利必须用公共权力作保障，公共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公共责任，因而公共权力是部落联盟公共利益的奴仆。这就是原始社会后期人际关系中最高和谐意义的特殊文化现象：尧舜之民在遭遇物质极端困乏困苦折磨时，却得到了被社会所关爱的精神满足——这就是禅让制的全部意义所在。尊贤、尚德就是尊重和关爱社会，即是利天下不利己。尧舜时代实行的是公仆政治，以利天下作为圣权的目的，是禅让的基本文化内涵[6]。

王达钦（2006：287-294）指出，禅让，就是帝王将帝位让给别人的意思，它是远古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民主形式[7]。

李仲立（2006：267-286）指出，从尧至禹，承传方式形成定制，即禅让制。禅，是祭祀中一祭名。《说文段玉裁注》：禅，祭天也。祭天之名，让，即让贤，让于德高之人。可能是贤者登位之时举行的禅祭活动，故叫禅让[8]。

马兴（2007：129-132）指出，禅让作为上古帝王实行的一种纳贤传能制度，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授贤不授子；第二层是不同族邦首领担任族邦联合体领导者。第二层含义则要从尧舜时代的社会环境中来探讨。五帝时代是“天下万邦”的格局。“万邦”指当时社会上有成千上万个不同血缘关系的邦，有相同血缘关系的群体组成一个族邦。“邦”又称“国”，《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诸侯”是后人用语，实际上“诸侯”便是族邦的首领。又“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授贤风气流行,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族邦的首领是贤能之人。只有贤能之人方能领导本族邦的人民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本族得以生存[9]。

廖名春（2000：47-49）认为，尧舜之道的核心就是禅而不传，禅就是公天下，将天子之位让与贤能之人；传就是私天下，就是将天子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禅让、公天下，尚德，授贤是选择明君，实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道[10]。

二、古人对禅让的看法

历史上是否存在禅让的问题，人们始终争论不休；主要有赞成和反对两种不同的看法，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下面分而述之。

1.1    肯定

1.1.1  史家记载

赞成说始于左丘明。《左传》文公十八年云：“舜臣尧，……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可见《左传》已论及舜臣尧、百姓拥护其为天子诸事，这种说法为后人所采纳并加以引申。

在尧传位给舜的过程中，司马迁曾论述到：

《史记·五帝本纪》：尧曰：“悉举贵戚及疏选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问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不至奸。”

《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秀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三年三丧比，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启。

可见，在《史记》中司马迁论述了尧舜禅让之事，让的对象是贤能之人。

《吕氏春秋》如是论述：

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

魏惠王的让位和惠施坚辞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尧、舜那样的好名声。惠施很清楚自己无君之条件，所以不惜“易衣变冠，乘舆而走”，以表明自己坚辞君位的真诚。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作者是赞同舜禅让之说的。

1.1.2    儒家

《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舜典》：帝日：“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低可绩，三载。汝陡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大禹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十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

《孟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丧毕，禹避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我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

《荀子·王霸篇》：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

《论语》记载了舜之有天下而不占为己有，把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实行禅让。《孟子》也记载了舜禹禅让之事。《荀子》中的的“让贤、王位”不就是指尧舜让贤吗？不难看出，儒家是赞美禅让之行为的，并称之为“巍巍乎”、“如是其美焉者”。

1.1.3    墨家

《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尚贤下》：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显然《墨子》是赞扬禅让之说的。禅让在儒墨两派的眼光中，被推崇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楷模，尧舜禹则成了备受称颂的“圣明天子”。吴锐指出，“禅让”是中国远古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儒家和墨家津津乐道，但说法各有不同^[6]。韩非子质疑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

1.1.4   杂家

《吕览·去私》：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吕览·求人》：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候，妻之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而朝之，至卑也。

杂家提到了“尧传天下于舜、舜传与禹”，即尧舜之禅让的事实。

1.2   否定

1.2.1    史家记载

《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惬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括地志》云：《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可见，《竹书纪年》的作者是否定禅让之说的，不仅否定，还指出舜取得帝位是“胁迫”，是“囚尧”。

1.2.2    儒家

《荀子·正论篇》：夫日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孟子·万章上》：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予也”。

荀子显然不认同尧舜之禅让，认为这是虚言；认为“尧舜禅让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而孟子也认为，舜得位是“篡”而非“予”。

我们注意到，如果单从文献的纪录来看，荀子和孟子似乎既同意禅让之说，又否定禅让之说。我们以为，这是因为尧舜时代其时久，难以详知；另外也与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的某个论题相关。以荀子为例。荀子否定禅让说是因为他在人性论上攻击孟子法“先王”而不得要领，用“先王”的牌子来愚弄天下。肯定禅让是因为荀子构想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发动者，超越众生之上的理想人物——先王，其“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借此来歌颂尧舜圣王之迹的。

1.2.3    法家

《韩非子·说疑》：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重，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贤王者，非长幼世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截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则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某，式王伐纤，此四王者，人臣截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韩非子·显学篇》：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

由上可知，韩非子认为禅让说充满了欺骗，舜禹之继承君位，靠暗结党派，拉拢权门而夺取其政权的。

蔡维琰指出，先秦诸子身处宗法封建社会，他们对上古人物的评价，都带上了各家思想的特色，在各家不同的思想背景下，表现在尧舜禅让的论题上，就有了根本差异[11]。郑杰文指出，战国人对于禅让事件的矛盾记载，与彼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深层原因更在于上古两种文化系统的不同影响。两种对立的思想，在战国百家争鸣之际，都以尧舜事迹作为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历史根据之一。由于政治主张不同，因而对尧舜事迹亦取舍不同。

1.2.4  其它

《汲家琐语》：“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囚尧为号”，“识者……以颇以禅让为疑。”又说：“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则云：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位者乎?……谓之禅让，徒虚语耳。”

其对禹之代舜，据此记载，又说：“《虞书·舜典》：“（舜）五十载，涉方乃死。”及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舜“何得以垂段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磕尽，……斯则险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史通通释·疑古》）

唐刘知几根据《汲家琐语》、《山海经》等书的记载，认为舜年老了，“践不毛之地”，“二妃不从”，这不合常理，借此来否定禅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