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远古神话中的实用主义

引  言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中分析，我们的祖先初居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恶劣，“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我们的民族向来太劳苦，少余暇，所以不能多作神话。沉重的生活负累，使他们形成了务实的性格特征与重实际的民族精神素质[1]。

这种务实的民族性格在儒家思想和文化传统中也能体现出来。张岱年（1996）指出，中国几干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这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2]。汤一介（2001）则将儒学的特质和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为“人文主义、道德主义、传统主义、天人合一、中庸原则及刚健有为”[3]。肖兵也指出，由于中庸经验性、庸常性或平易性，中国“人本位”文化的务实趋善性，经世致用性。

那么这种“务实、实用”的民族性格从何而来呢？我们以为，它来自于舜文化，来自于舜帝的身体力行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史记·五帝本纪》如是记载：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

仅从此段文字，我们就不难发现，舜帝是务实的，是讲求实用的，因此“河滨器皆不苦窳”。

（一）、舜文化“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被接受之原因

我们在抄阅《山海经》时无意中发现这样的事实：

《山海经》中《山经》大都采用这样的格式：某处有某山，某水出之，山上有何种动植物，象什么，声音如何，有何种功用；是否存在祭祀类的物品。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涉及到实用性的问题。赵沛霖（1996）曾指出，人们利用神话赋予事物之间的超现实的神秘联系，把神话演变为预知未来的术数——物占[4]。赵先生的看法极具见地，但不完全也不具体。这里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谈到动植物就会谈到其功效呢？我们以为，其中的原因如下：

1.1  原始社会时社会条件的恶劣

原始社会时期社会条件恶劣。《韩非子五蠢》：“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描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顽蚌蛤，腥躁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隧人氏。”“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礼记·礼运》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

远古先民初居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沉重的生活负累，使他们形成了务实的性格特征与重实际的民族精神素质。

1.2  人们对自然积极的改造

一丁（1992）指出，为了生存，需要依赖自然物，为了更好的生存需要利用自然物。自然界于是成了唯一的也是直接的生存基础和初民的感受基础[5]。赵沛霖（1996）曾指出，原始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为了减少伤亡，增加收获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渴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成为自然的主人。但是，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科学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人们便只能跪倒在神的脚下，乞求神的恩赐，希望从他那里得知世界的奥秘和个人的命运[6]。

（二）、舜文化之“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的表现

为了生存，为了应付那险恶的环境，原始先民注意到某些植物、动物的实际价值，并祈求神灵来保护自己。东生（1986）指出，在古代中国，人们重视的是事物的性质、功能和作用，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因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来历，即便是八卦那么玄妙的东西，也只是天地山泽风雷水火八种具体实物的抽象符号[7]。黄冬敏（2004）指出，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是日复一日，从日出而作，日落而出，养成务实，和谐顺从，爱好和平而不黩武的性格，因此德化与文治更容易得民心。农业是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出的生活使人民满足于服从天命而安居乐业，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务实，重经验的特性，使得在认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偏向于直觉顿悟式的解决问题[8]。这个看法不无道理。

2.1  植物的实用性

南山经之首曰雀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山海经·南山经》）

有木焉，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山海经·南山经》）

张紫晨（1984）指出，医药民俗多发自中原，它在原始思维与认识论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对医药的信仰，是以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作为基础的，原始医药的使用，具有某些初步的体验，甚至唯物的成份，因此又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原始科学。但原始医药中也包含许多虚妄的成份，因而同样存在着盲目与愚昧。所谓“巫山帝药”、“不死药”等就是这方面的表现[9]。无论是存在盲目还是愚昧的药，也无论是真正能治病的，都是一种实用性的表现。

张冬梅（2003）指出，《山经》中提到的众多的药用动植物，不少确实是有医疗作用的，因此这些记载是有经验的依据的，可谓后世科学的本草学滥觞，另一方面，《山经》所述各种动植物的医效，大量的是通过交感、接触等巫术手法实现的，如很多药物不是通过口服起效，而是凭借“佩”、“服”起效，作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接触法术；因为动植物具有某种性状，就相信它能够治疗某种与此性状相类似的症状，则是典型的类感巫术[10]。

2.2  动物的实用性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山海经·南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毛，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山海经·南山经》）

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山海经·南山经》15页）

又东三百里抵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触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睦，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无草木，多金玉。修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搞门，……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食之已腹痛，可以止何。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作为异己力量和人类自然环境组成部分的动物，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动物在野蛮人的世界观里占到特等的地位”。赵沛霖（1997）指出，动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重要来源，更重要的是还有精神方面的原因：原始宗教观念使那些“自在”的动物产生了令人崇拜的神性[11]。

方牧（2003）指出，《山海经》中提及百十种鱼，如“珠鱼”、“豪鱼”、“飞鱼”、“鲛鱼”、“文鱼”、“修辟鱼”等，这些鱼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如：鲇鱼，“见则天下大旱”；鳋鱼，“动则其邑有大兵”；文鳐鱼食之能治狂疾[12]。

中华民族向来有格物致知的传统，孔子说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礼记》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由此可知，《山海经》不仅具有了博物学的内涵，而且有认识论的意义。格物致知，是一切文化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2.3  矿物的实用性

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左丹右上隹右下又。外门内豕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上虎头下乎勺，其中多黄金。

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石夫石。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溴。

又东五百里，曰夷山。无草木，多沙石。溴水出焉，而南注于列涂。（《山海经·南山经》）

从这三段文字来看，第一段提及“其上多金玉、其中多黄金”，第二段提及“其上多金玉；而第三段则没有提及。为什么要提及“黄金、金玉”等呢？这是因为“黄金、金玉”等有其独特的用途，它们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也可以用来制作武器。

张冬梅（2003）指出，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古代居民已经掌握了熟练的烧陶[13]。由此可见，《山海经》中多记载金并不是无用的，而是有其特别用意的。

2.4   祭祀的实用性

凡雀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瘞，糈用余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山海经·南山经》）

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余。（《山海经·南山经》）

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余。（《山海经·南山经》）

赵沛霖（1996）指出，人们崇拜神灵、祭祀神灵是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如保佑劳动丰收、部族繁衍、战争胜利等，在对神的崇拜中蕴含着崇拜者对神的祈求。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人与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某些功利因素[14]。不过，这里的功利因素与前边所举诸例中所体现的神话与人事的直接结合不同，还仅仅处于间接的和潜在的状态之中,即是蕴含在虔诚信仰中的非自觉意识。后来，出于生存或政治斗争的需要，功利的成份越来越突出，功利意识越来越自觉，直至从实用的角度去对待神话，把神话直接用于人事的目的，形成前边所说的神话实用化的倾向。人们崇拜神灵，祭祀神灵是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如保佑劳动丰收，战争胜利等，在对神的崇拜中蕴含着对神的祈求（参赵沛霖，1996）。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人与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功利性因素。

华夏汉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以实用为目的，以实用为宗旨，这种实用早在舜帝时代就已形成并流传下来。汤用彤（1983）指出，华人立身讲学，原专主人生，趋重实际，于政治商业至为擅长，于数理、名学极为欠缺。这是一种倾向于人生实用的态度[15]。舜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实用心态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升华。“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平下”也可以看作是是舜文化的发展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