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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远古神话传说中的舜文化(续五) 蒋华:《神话与舜文化》 加入时间:2013/7/12 15:22:00 admin 点击:2541 |
六、远古神话中的“中庸之道” 引 言 《中庸》赞扬舜不遗余力: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餘之,子孙保之。 萧兵(1997)指出,《中庸》如此赞扬舜帝,这是因为舜是“允执厥中”的模范,中而能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 王田葵(2005)指出,“神人以和”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即“中和”,是尧告诫舜“允执厥中”的“中”。大禹治水成功,舜帝戒以骄矜满盈之害。要他“克勤克俭,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胜不骄,成不傲。实际上是“中”的表现[2]。舜禅让于禹时,还告诫大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 由此可知,舜深刻知道顺其自然这个道理的:物遂其性,人用其长,天顺其势,地尽其宜,而且舜还懂得要使人心顺适,必然要“度其两端而执其中”,即走中庸之秘密的。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就是中庸之义。这是大部分学者所认同的。 《中庸》第六章:子曰:“舜其大智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遇到某种突发的情况,要详细而又全面的了解与考察,执其两端,把正反、左右、上下、内外和好坏等都考虑到,然后选择一个比较适中的办法来处理,“用其中于民”;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各种关系。 萧兵(1997)指出,中国上古神话里确实已经包涵着中庸的文化基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都说不过去。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探讨的中庸之道指的是“中心、中正、中行和中道之学”(参萧兵,1997)高怀民(1963)指出,从历史的记载上来看,中国人讲“中”道之最早者,始于尧舜[3]。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下面详而述之。 (一)、方位之中与阴阳之中 1.1 方位之中 焦国标(1993)注意到了《山海经》的方位布局。他认为《山海经》有二个方位序列:东西南北(中)四方(或五方)序列和内外序列,《山经》分东西南北中五方,海经分内外序列,内外又各分东西南北四方,《大荒经》分为东西南北四方。总的来说,《山经》以五方为序,《大荒经》以四方为序,《海经》则既以四方为序,又以内外为序,不管四方(或五方)序列还是内外序列,总都少不了一个中心点,即区分四方或五方及内外的基准点[4]。宁稼雨(1994)同样注意到了《山海经》的方位布局。他指出,《山海经》在空间上是以东、西、南、北、中的五方来作巡视轨迹。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大部分,其中《山经》分《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五经。其中“中山”为中心,是先民集居的地域。从中山放眼四方,才有其他四经之分。《海经》分《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三部分,第一部分都分南、西、北、东四个部分,唯独没有中。因为先民把《中山经》的“中”视为中心,然后依山、海外、海内、大荒的四个层面和南、西、北、东四方向朝外延伸。 吕微、叶舒宪等(2006)指出,《山海经》对天下形势做了神话性的构建,这是“同心方”。中央政权居于正中,与“五服制”相对应,一层一层划分中心与周缘的政治地理关系。正如福柯所指出,“地理”从来都与征服、控制和扩张联系在一起。越在“外圈”的,越是疏离的,越要羁縻和拉拢。中央向“四方”征收“晋贡”,颁锡“奖赏”,都应视为政治霸权话语——许多“方物”的性质、功能必须确定,记录、描写、命名、定性往往是政治行为。这又带来对于“远方”动植、人物的怪诞化与妖魔化[5]。吕微等人对中心与边缘的观察与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认为,这又带来了对于“远方”动植、人物的妖魔化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注意到,即使是正中心的《中山经》也有妖魔化和怪诞的动植物出现。如: 又东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山海经·中山经》)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人面。(《山海经·中山经》) 唐世贵、唐晓梅(2008)也指出,4000年前,益在对大禹口述《山经》时,既有他们治水时考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也有从封地、属国上报的地理“方志”,更有“海外”、“大荒”之地的间接材料。所以,益以他们当时所在地“薄山”为“中山”之首,形成了《山海经》内详外疏、近实远幻的格局[6]。蒙文通、袁珂两位先生都认为《大荒经》四篇成书最早写到巫山。因而,巴人的《山经》是以玉(巫)山为“中山”,来构成东、南、西、北五山。 他们的观察与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从《山海经》所论述事物数量的多少,事物的详尽来看待,也能显示出其中心与边缘位置来。首先来看中心位置的论述: 又东十五里,曰渠猪之山,其上多竹,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鱼,状如鲔,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癣。(《山海经·中山经》) 又东七十里,曰脱扈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叶而赤华,荚实,实如棕荚,名曰植楮,可以已癙,食之不眯。(《山海经·中山经》) 在《中山经》中,其论述的文字出现了方向、位置、山之名称,山上又有哪些植物,有不有河流,河流之中又有哪些动物,又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等。边缘位置的论述,如: 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一臂国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黄马虎文,一目而一手。(《山海经·海外西经》) 深目国在其东,为人举一手一目,在共工台东。无肠之国在深目东,其为人长而无肠。(《山海经·海外北经》) 而在《海外经》中,只是提到这个国家的人长得如何,是什么样的,没有提到其方向和位置,更逞论其它了。 从《山海经》对相关事物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距离越远,人们了解得比较少,其论述也就越简略;距离越近,人们了解得多,其论述也就越发详细。因此可以说这种差异跟距离成正比。 1.2 阴阳之中——“五”的解释 闻一多在《端午考》正确地揭示,初“五”,五龙崇拜,跟原始的“必有某种实用的意义”的五行学说相关。五行中最基本的观念是五方(转引自萧兵,1997:904)。萧兵(1997)精准地指出,五方里的第五方就是“中央”。邱宜文(2004)认为,“五”有祥瑞、圆满、自足、完美之义[7]。“五”在《山海经》中有诸多论述。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瓜,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南次三经》) 凤凰“饮食自然,自歌自舞”有着“自给自足”的特征,一样表现出“完美”之意。由此观之,“圆满”、“自足”。五采祥鸟凤凰“自歌自舞”,意谓着不需伴侣,不用陪衬,便能自得其乐;鹊鸽、象蛇“自为扎牡”,雌雄二体,阴阳俱足。这样看来,五数所以中和者,乃阴阳之中和,其所以“完美”者,也正在于阴阳之无缺;五,就代表了阴阳二气之圆满俱足(参邱宜文2004的相关论述)。 邱宜文(2004)还指出,“瑾瑜之玉为良”因其“五色发作,以和柔刚”,五数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它具有一种“中和”的力量,可使事物“刚柔并济”[8]。她还解释了这种瑾瑜之玉的制造过程: 原产于西山群中,塞山之上丹水西流所注人的被泽里,也就是背向太阳的山阴面;其后此玉又为黄帝投之钟山之阳,也就是面向太阳的山阳面,这表示它吸收了天地阴阳之气,为阴阳中和下之产物。 不仅如此,从“五”这个数字的原始意义来看,也不难发现其阴阳之中义。“五”《说文解字》注解:五,五行也,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可见,“五”指的是“天地阴阳相交”的意义。另有学者还指出,在著名的《河图》、《洛书》中,“五”安排在图的中间,同样具有“阴阳相交”之意。 (二)、二元对立与极端现象 谢林在《中国——神话哲学》里说过,中国的意识排斥任何二元(对立),至今它仍然执守于第一原则(天、天命)的排他性,坚持着它那个独特的天,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天已成了第一原则(引自夏瑞春,1987[9])其实这个看法很不全面。我们以为,神话中不仅存在二元对立,而且还相互转化。 2.1 阴阳对立及其转化 《山海经》中的确存在二元对立,如乐园与地狱的对立。乐园的景象,如: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海内经》) 凤鸟等自歌,百谷自生,百兽相处亲密无间。这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自然是人们所艳的。 地狱的景象,如: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 共工之臣,九首蛇身自环的相繇是暴食者,它呕吐和糟踏的地方就是没有生物的有毒气的沼泽。它被大禹斩杀过后的脏血是腥臭无比,被它浸润的泥土上不长谷物,地多水人们很难在其上生存。 其实不仅如此,二元对立也体现在某种动物出现所引发的社会现象上。如: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 又东四百里,曰令丘之山,无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颙,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山海经·南山经》) 其状如鸡的鸟“见”则天下安宁,而其状如枭的鸟“见”则天下大旱,两者之间难道不是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吗? 涂元济、涂石(1989)指出,《山海经》中隐隐约约存在阴阳对立与互相转化的因素尤其在“愚公移山”中更为明显。“愚公移山”中,愚公和智叟形象是对立又互相转化的,照常理来说,愚公愚,智叟智,这是明显的二元对立。而最后移山成功的事实证明,愚公是真正的智者,智叟是真正的愚者。阴阳是对立又互为转化的,事物就在这对立、转化中求得一种动态的平衡。阴阳的对立与互相转化,将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种种关系都笼括在这个稳定的哲学体系之中[10]。李泽厚(2008)说得好: 中国古代辩证法,更重视的是矛盾对立之间的渗透、互补(阴阳)和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休、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它强调的是孤阴不生、独阳不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中医理论便突出表现了这一特征,这些特征当然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文化,孔子正是把握了这一历史特征,把它们概括在实践理性这一仁学模式中,讲求各个因素之间动态性的协调、均衡,强调“权”、“时”、“中”、“和而不同”、“过犹不及”等等,而为后世所不断继承发展[11]。 胡遂生等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礼记·中庸》一书对“中和”的阐述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思想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这种审美趣味,也反映在楚地神话悲剧的创作上,所以在神话悲剧中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因素有机结合的情况。这种悲剧情感的中和性,主要反映出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如“羿和嫦娥”的故事,羿费了千辛万苦,为民射日除害,但在天堂被天帝贬斥,在家里被妻子嫦娥嫌怨。在他心情非常烦闷时,他却能带领家丁到原野去驰驱,到山林去打猎,借此忘掉忧愁和痛苦。直到后来嫦娥独吞不死药而离他飞到月宫后,他愤怒、失望、悲哀,但他闭紧嘴唇,望着窗外仍能控制住自己悲愤的情感。二是通过艺术审美活动,使过于悲愤的情绪有所寄托,有所转移。如“鲧禹治水”、“夸父追日”、“盘古开天地”等主人公死后的种种变化,都采用了这种喜怒并进、苦乐相间、悲喜交错的写法。在悲剧中表现的这种情感的中和性,正是楚民特有的“中庸”、“适度”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反映(上述论述摘自胡遂生、余少华[12])。 2.2 极端给人带来祸害,而“中”却给人们带来成功 如果不是处于适中,如果处于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则有可能给人们带来祸害。尹大春(1999)指出,据人类学家考察,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是异常严酷的,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峻得多[13]。萧兵(1997)指出,农业文明要求一个“中庸”的环境,不能过分严酷。但先民所遭遇的自然灾难却是异样的严酷[14]。古籍的记载可以重现先民遭遇的洪水、干旱和毒蛇等自然灾难。例如: 《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孟子》: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淮南子·本经篇》: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嫂称凿齿、九婴、大风、……、修蛇皆为民害。 《览冥篇》: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众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鹜鸟攫老弱。 这些文献纪录无不鲜明地透露出先民所面临的极为恶劣,也极其艰辛的自然环境,这是一种极端的自然现象,这种极端过分严酷,平民老百姓又如何受得了?“温度适中,雨水正好”才能使远古人们安居乐业。 正因为物极必反,太盈则亏,所以才实行“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等说法,才有了《礼记·杂记篇》“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样的名言。 鲧禹治水在《山海经》《孟子》《庄子》《史记》等文献中都有记录: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禹凿九河,钥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 ·滕文公上》)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庄子·天下篇》) 鲧治水是以“堙”(即堵)为主,从而导致洪水泛滥,四处漫溢,直到“以邻为壑”,无法收拾。只堵不疏是一种极端,不合乎“中”的行为。“窃帝之息壤”更是一种反叛,是一种大逆不道,自然也不符合“中”的行为[15]。这种极端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中庸之道,最后导致自己不仅治水失败,而且还被杀掉。 禹积极地平衡堵与疏,堵疏处理得十分恰当,以达到顺适与均衡,因此可以说是依靠的是中庸之道,从而治水成功,后来广获人们的赞扬。 [1]邓经武.巴蜀文化的肇始:神话和上古传说[J],西华大学学报,2004(5)22-25 [2]王田葵.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高怀民.中国先秦与希腊哲学之比较[M],北京:中央文物供应社,1963 [4]焦国标.《山海经》空间之谜解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2)62-68 [5]吕微、叶舒宪、萧兵等.对想像力和理性的考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座谈《山海经》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2),231-235 [6]唐世贵、唐晓梅.《山海经》华文本作者质疑[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8(2)12-19 [7]邱宜文.时空之钥[J],东南大学学报,2004(1),57-63 [8]邱宜文.时空之钥[J],东南大学学报,2004(1),57-63 [9]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10]涂元济、涂石.汉族上古神话的特点及对后代文化的影响[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1)34-39 [1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2]胡遂生、余少华.崇高与悲壮理想与抗争———试论楚地古典神话的悲剧性[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3(5)107-109页 [13]尹大春.中国太古神话悲剧意蕴浅探[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1999(1)52-55 [14]萧兵.《山海经》的乐园情结[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7(4)11-18 [15]赵建军.《山海经》的神话思维结构[J],淮阴师专学报,1997(2)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