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舜文化几个核心范畴

舜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母体，是中华文明之源泉。作为中华文化的根脉文化，舜文化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也蕴含了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文化学乃至天文、考古、科技等领域，称得上大宝藏[1]。很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舜文化，但舜文化的核心范畴到底是什么？至今仍没有完整的论述和令人信服的说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们认为，舜文化首先是一种政治伦理。本文不惴浅陋，在此对舜文化的核心范畴作一个简单的叙说，为舜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作铺垫，也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政治伦理的基础：孝道

“基”是基础，也是起点，舜文化的形成是从“孝”开始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渊源，往往被称为“唐虞之道”或“尧舜之道”，其起点便是“孝”。“孝”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实质，既维系着中国人的物质的生存秩序，也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需。舜虽处五帝之末，却被后人尊为“百孝之首”。舜的身体力行显示了舜帝的“至孝”，并因此而创建了中国原生道德文化。

“孝”《说文》如是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如是训解：“顺于道，不逆不伦，是谓之蓄。”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孝”本意就是子女服侍父母，父母对其行为作出好的评价。舜文化的“孝”具有丰富的精神范畴，是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统一。舜之大孝在《尚书》和《史记》中均有文献记载：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尚书·尧典》

在“父顽，母嚣，象傲”的情况下，舜仍然与他们能够和谐相处，完美尽孝，修身自治，遏止顽佞。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在父母弟弟“欲杀他”的情况下，在“有小过则受罪”的情况下，舜帝仍能“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可见，舜帝行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积极而又合理的。这样的孝道确实令人感动，可谓国人学习的榜样。故而元代郭居正在《二十四孝》把舜帝的“孝感天地”置于篇首，列为“天下第一孝子”。

舜帝之“孝”广受后人所颂扬，也为后代儒家发扬广大。如：

《中庸》载：“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孟子》：“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离娄上》：“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为大孝。”

《素履子·履孝》：“昔舜禹有至德至孝，存身立德，而成皆以孝行，舜让而尊。故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这些表明先秦儒家承继了虞舜的孝道思想，并且把它发扬光大了。舜帝的大“孝”经过孔孟的宣扬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因此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今天的人们同样看重“孝”。2005年在舜裔宗亲联谊会第三次国际大会上通过的《章程》对联谊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至孝笃亲，承传孝道，发扬祖训，团结宗亲”。

孝道于中国人的意义，不仅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更是中国人灵魂归宿的所在。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已经将孝道意识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使之成为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有机体^[2][2]。不仅如此，舜帝把孝延伸到整个社会，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舜帝身体力行使“孝”在整个社会中便表现出一种由小到大波浪式的扩充与发展。舜将五种伦理宣扬于四方，从而内平外成，家庭和睦。舜帝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性创举，是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的进步标志[3]。五常之教将自然的家庭血缘亲情升华为理性的家庭人伦规范，不仅使刚摆脱蒙昧状态的华夏先民形成各居其位，井然有序的状态，更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之先河，更是奠定了我们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根基[4]。

舜由一个普通山民而成为帝，其根本点在于他的孝感天地。“孝”是仁学的核心，仁是儒学的核心，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由此可推知，“孝”不仅是舜文化的核心，而且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孝”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文化需求。舜帝时期实现社会文明，并非仅是由于政体方面的推动力量，更重要的是舜帝自身行为的带动。“孝”为百行先。对内能孝敬父母，对外必能泛爱民众。有孝有爱，社会自然就能和谐。舜帝之孝行被当作典范流传至今，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孝”文化对现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无借鉴功用。

二、政治伦理理想的保证：民本

民本思想是舜文化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舜文化为民而发，最终归结于利民。舜文化的民本思想是远古之源，以后更是一脉相承，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民本思想在舜文化中主要表现为爱民。

“爱”《说文》如是解释：“愛，思也、怜也、宠也、好乐也、慕也。”舜帝异常爱惜人民，其忧民之艰、爱民之举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有所记载：

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之诗内容显示舜帝时刻不忘百姓，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上的爱民思想。显然，舜帝意识到了人民才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决定力量，因此他也总把自己当作是人民一员，始终与人民融为一体，时刻也脱离不了人民，而自己只不过是替人民分忧担愁，替人民出力的社会公仆而已。《南风歌》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舜民本思想是舜文化的基础和立足点，是先秦民本思想的渊源。舜帝心系万民，德泽万民，是民本思想的真正实践者[5]。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居，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畔，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舜耕于历山而让畔，使当地群众获利；当地群众被舜的所作所为感化而让畔。舜渔于雷泽遇到天旱，帮助民众挖井开沟，使其让居。舜制作陶器，保证其质量。这一切都是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的良好结果，故“天下归之若父母”。

《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在惩处罪犯之时，虽设五刑，但却在最大限度内用流放的方式来对待四凶；这充分显示了舜之仁爱。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取乐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舜对于有益他人之事，没有自己与他人的分别；执政之后，舜更是心怀天下，勤政爱民。墨家和儒家都汲取了舜文化之民本思想，舜文化之“爱”，看文献记载：

《墨子·兼爱中》：“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爱”最高境界的表现即是禅让。舜帝禅让行为得到了后人的广泛颂扬，略举几例：

《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吕览·去私》：“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荀子》王霸篇云：“天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

舜帝的“禅让”，后人称之为“巍巍乎”、“至公也”和“其美”，是完美的表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舜帝执政为民的根本出发点[6]。禅让不因“一人之私”而“损天下之利”的为君之道，是“权为国之公器”民本思想的最好体现，也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最佳范例[7]。

传说与民谣等均能显示舜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无论是“尧以义忠，舜以勤死”的传说，还是“百姓乐，尧舜未尝不乐；百姓忧，尧舜未尝不忧”的民谣，都表明舜帝是一位爱民的圣贤。唐代诗人张谓《九疑作》：“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这又何尝不是舜帝爱民的真实写照？

自舜帝后，民本思想就被人们载入史册，千古流传。诸如：

《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三、政治伦理的根本：中庸之道

《中庸》：“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餘之，子孙保之。”《中庸》如此颂扬舜帝，因为舜是“允执厥中”的模范，中而能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在舜文化中是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是舜帝用来治理国家之方略；那么舜是如何“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呢？下面是文献记载：

《论语·尧曰》记载：“尧曰：‘咨，尔舜！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在尧的教导下，舜以民众的需要为基本根据，选择最适当的、最符合原则的——即按照“中”的要求来治理天下。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在这里讲的是人格美的构成，其中相对立因素的辩证统一。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又严厉，刚毅而又无粗暴，清高而无倨傲，那就称得上是优秀的人，美好的人了。这种对立性格的统一所构成的人格美，就是中和之美[8]。“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就是用“中”。

《中庸》记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舜总能选择最合适的用之于民，加以推行，使道得以行。舜执两端而用“中”，被后世儒家认为是道统思想的重要原则。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尚书·大禹谟》

“中”即中正之道。这是因为皋陶向百姓明确了五种刑罚而且实施了很好的教育，因此“罔或干予正”（没有人犯上作乱），达到了“无刑”的地步，这也正是由于人们走中正之道的结果！

《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皋陶在舜的面前，提出根本上符合“中”的九德，这九德把两种容易走偏的气质，加以矫正而归于中道。

清华简《保训》篇周文王遗言：“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这段话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9]。遗嘱所述舜所得之“中”，乃指适用广泛的治国理念[10]。

而舜在传位于大禹之时，告诫大禹：

《尚书·大禹谟》记载：“帝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舜告诉禹，要使整个社会和谐，只有精诚专一，实实在在地实行中正之道。“中”的思想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并成为儒家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之一。

《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礼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此可见，主张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不仅是舜文化之核心范畴，也是后世儒家的核心范畴。舜文化核心范畴“中”为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精神资源，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政治伦理的目标：和

“质”指的是舜文化的特质、本质，也是舜文化之“孝”、“民本”与“中”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舜文化中的“和”指的是“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把和谐作为价值观的最高准则。追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显著特点，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11]。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以和为善。和谐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和谐精神源于舜文化，是舜文化的本质所在。

《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可见，尧舜时代治国策略核心内容就是“和”。它主要表现在国家之“和”、执法之“和”与礼乐之“和”等方面。先看国家之“和”：

《吕氏春秋·上德》：“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可见，舜帝征伐三苗，不是诛杀，而是“以德化之”。

《淮南子·齐俗》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

在对三苗的问题上，舜帝修正了政策，停止用兵动武，而是通过“干戚舞”来说明国家的强大，进而达到震慑教育、感化三苗的目的。舜帝推行以和为贵的策略，以德感化三苗，从而出现了“九族亲睦、协和万邦”的清明政治。

舜帝“摄行天子之政”时，在全国颁布法规，统一律刑。《尚书·舜典》记载：“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舜帝用流放来宽大应受五刑的罪犯，还规定犯罪可以用金来赎罪。由此可以看出：舜帝制定刑法注意到了“和”，那就是对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都一律宽大处理。这样自然会大快人心，百姓有了安定祥和的生活，又怎能不拥戴舜帝呢？礼乐之“和”也有相关文献记载：

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舜以夔为典乐时，其实提到的也是“和”，使之“八音能谐，毋相夺伦”，唯其如此，才能“神人以和”。

《论语·八俏》记载：孔子喜欢韶乐（舜帝所作）而厌恶郑声，就是因为韶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韶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中之表现，也是“和”之表现。

《南风》：“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司马迁赞《南风》道：“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史记·乐记》）

无论是《韶乐》还是《南风》，都是意在实现“和”[12]。舜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使整个社会由不平衡发展到平衡，由不和谐发展到和谐，从而达到“神人以和”的境地。

由此可见，“和”是舜文化之特质，也是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显著特点，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体现。作为舜文化核心范畴的“和”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