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舜文化是我国儒学思想和科学管理思想的源泉

2000年，我在永州市首届祭舜大典的舜文化研讨会上，就舜文化的概念作了畅述。舜文化，广义的来说有舜本文化、舜延文化和涉舜文化。舜本文化即在舜一生的社会生生活实践中所形成和创造的文化，舜延文化即历代贤人、诸子百家根据舜本文化而直接推论发展的文化，涉舜文化即历代在学舜、崇舜、祭舜过程中形成的与舜密切相关的文化以及与舜密切交往的同时代人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历史文明就是文化，历史本身就是文化的凝结。一提起舜文化，不少人就会想到舜的孝道文化，甚至把舜的孝道等同舜文化，其实舜的孝道文化是舜文化中的一部分。把舜文化比作凤凰，虞舜孝文化是其羽毛，虞舜道德文化是其皮肤，虞舜政德文化是其肌肉，虞舜认识自然与征服自然的科学文化是其筋骨，虞舜神灵文化是其血液，虞舜社会的全面进步即“明德”就是腾飞的凤凰。这个“明德”，并非就是间单的孝德、道德之意，用当今的话说这个“明德”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概括。“明德”之意显见矣。本章收录作者十多年来的论文计五篇。近十多年间，与尧舜禹密切相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与尧舜禹时代有关的考古成果不断出现，作者对舜文化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本章所收论文中的个别观点或说提法与现在的认识相比有所滞后，本书仍保持原论文发表时的原貌，基本未作修改。

一、舜帝文化精神铸就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共同体。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各民族通过接触、交往、融合，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不仅战胜千难万险，使民族得到延续，使国家保持统一，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成为旷世无比之珍宝。英国著名史学大师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世界上存在21种文明，唯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过。是什么原因使中华民族历尽磨难而不衰，屡遭侵略而不亡，不断延续而发扬光大呢？笔者认为，最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各民族在长期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团结、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种凝聚力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崇高风格和伟大抱负的特性，它既表现为一种外在实体，又蕴含于灵魂深处；既表现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又体现于每个民族成员的具体行为。这种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力量，是哺育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凝聚力发源于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在动因，随着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舜帝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舜帝文化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㈠舜帝文化的本质是道德文化，舜帝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坚实思想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

舜帝是我国上古“五帝”之一，所处时代特征为：一方面阶级之间、氏族或部落之间、少数部落与雏形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逐步激化；另一方面，“五帝”治理下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各种相对独立的部落联盟，正式的中央集权国家尚未形成。所以，舜帝等雏形国家首领还不可能像后来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君主那样充分利用国有专政工具对社会进行治理，这就决定了这些部落联盟首领必须全面继承和充分发扬更古老的氏族内部承传下来的习惯，积淀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舜帝是“五帝”中的最后一帝，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舜帝还是“五帝”中唯一的由平民中选拔出来被委以治理天下重任者，他被委任与他身为平民时的道德声誉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舜帝较之前四帝在政治人格和社会道德方面具有更大的建树。舜帝在实施德治方面对后世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一是首倡家庭伦理道德之风尚。血缘纽带和伦理中心原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的重要条件。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去取代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庭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并在整个社会中长期延续。血缘纽带和宗法制度的长期延续，使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成为家庭式的政治政体，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原则主张“亲亲为大”、“仁义”、“孝悌”、“谦爱”。而这种家庭伦理原则的形成则起自于舜帝时代及舜帝所倡导力行的家庭道德。据《史记·五帝本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吕氏春秋·尚德》、《尚书·洪范》、《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等文献记载，舜帝年幼丧母，其父亲、后母、弟弟不讲人伦，屡次想杀害舜，均被舜巧妙脱逃。而对父亲、后母及弟弟的不仁不义，舜始终以人子之礼孝事父母，友爱弟弟，维持家庭的亲睦。20岁在社会上就以孝悌而广有德声，被四方的部落推为尧帝的继承人。尧帝以二女下嫁舜，以九男与其相处，观察舜治家与社会上的处事为人方法。舜始终恪守笃诚孝悌，宽厚仁慈的行为准则，对父亲、后母、弟弟的加害以德报怨，对二位妻子既相互恩爱又严格要求，对尧帝九个不成器的儿子言而诱之、行之导之，以实际行动实施感化，首倡了人伦道德之风尚。在中国文明史上，舜帝第一次把本能式的家庭血缘亲情升华为理性的家庭人伦道德规范，使家庭组织得以稳定和延续。

二是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指出：“有道德始成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道德，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自身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标志。任何一种社会道德，只有实现社会整体道德自觉性的提高，并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动，才有价值。而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则有赖于强化社会道德的教育与实践。舜帝出身于当时的平民阶层，靠自己的德行赢得了社会大众的拥戴和尧帝的赏识而受禅承继帝位。执政之后，他深知每个部族成员都是实践社会道德的主体，便命契做司徒，“敬敷五教”，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教育，并以各种有效方式“教化”万民，使人人都勤于自己的职业，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互相谦让，上下一心，共同为社会发展献力，同时又命伯益为“礼”官善待“四夷”之民，从而形成了“契主司徒，百姓亲和”，“伯夷主礼，上下咸让”的“国泰民安”之景象，开始树立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奠定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凝聚力的坚实思想基础。

三是身体力行树立古代政治道德之典范。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和社会划分原理，舜以上包含自身在内的五帝，大致上属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英雄时代。从黄帝战胜炎帝称霸中原开始，诸侯咸尊轩辕（黄帝）为天子，氏族部落联盟体已经发展为原始国家。到了尧舜禹时代，中华古国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成熟的程序，而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舜帝。舜帝设置了分工明确的职官制度和官吏考核制度，扩大国土并划分政区，制定并颁布了系列刑法，确立了帝王巡狩制度，开始统一度量衡。正是在舜帝大力刷新国体和政制之后，夏禹父子才得以轻松建立起夏王朝的统治，在国家体制上除了废除“禅让”制度以外几乎没有作什么大的变动。在打造早期文明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舜帝还倡导一系列的政治道德，整合社会关系，调整人们利益，规范官员行为，“举八恺，用八元”，“行厚德，侫远人”，不计个人亲疏，真正做到举贤授能，体现了用人上的公正原则；“舜甑盆无膻”，“饭乎土簋，啜乎土型”，不追求奢侈，不讲究豪华，体现了生活上的朴素廉洁；舜帝坚持“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原则，选定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体现了“天下为公”的道德境界；“和五典”、“齐七政”、“修五礼”、“敷五教”、“作五刑”，平共工、三苗之乱，发展农业、教育事业、工艺技术，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为政道德规范。他还经常告诫身边大臣，“稽于众，舍已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晚年不辞劳苦和长途跋涉，坚持按惯例巡守四境。“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五载一巡狩”，直至高龄仍坚持不辍，最后南巡殉职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唐代诗人张谓做诗赞曰：“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舜帝以自己的政治人格力量开创了中国“德治”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道德基础。

㈡舜帝文化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弘扬舜帝文化精神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促进国家完全统一

舜帝文化是促进我国国家形成和统一的思想基础。舜禅位于禹以后，由于舜帝文化的行为规范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推行，人的社会行为都在道德行为的规范内有序地进行，部落之间承认共同的部落联盟首领，在首领的治理下，没有互相的争斗厮杀，只有社会心理状态和社会分工逐渐从氏族部落的小社会游离出来，进入部落联盟的大社会，国家的雏形已基本形成。禹的后代启，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一社会心理和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将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变为家庭内的世袭制，这样，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在中国诞生了。数千年来，舜帝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始终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含，受到历朝历代的推崇和认同。无论中国社会政权如何更迭，也无论统治者是汉族、蒙古族、满族或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民族，都把舜视为一脉承传的始祖，通过对舜的祭祀和舜帝道德思想的追思，使舜帝文化得以继承和弘扬。舜帝的归葬之地在今湖南永州市九疑山，夏朝以来就开始在九疑山设庙祭祀。吴纯祖在其所修《九疑山志》中载曰：“舜庙在大阳溪白鹤观前，盖三代时祀于此，土人呼为大庙，土坛犹存。秦时迁于九疑山中，立于玉琯岩前百步。”2002年5月，湖南省考古所在九疑山玉琯岩发掘了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的秦汉时期的舜帝陵庙遗址，证实了吴纯祖所载夏商周三代至秦汉九疑山祭舜的历史真实性。自夏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疑而祭舜，历朝历代对舜帝的祭祀从未间断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0年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自唐至明清，这种祭祀成了朝廷的定制。尤其是清代，自康熙至宣统曾40多次派官员到九疑山举行祭祀舜帝。1911-1940年间，民国政府曾4次派员在九疑山举行祭舜活动。祭祀舜帝，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凝聚民心、增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

舜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对当代社会和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凝聚作用。20世纪初，旅居海外的同胞，出于对舜帝文化的认同与对舜帝的尊崇，纷纷成立舜裔宗亲会，联络同胞情谊，弘扬舜帝文化精神，关心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召开了十七届舜裔宗亲国际联谊会，特别是第十二届国际舜裔宗亲会召开于香港回归后，以“大中华经济发展”为主题，来自世界四大洲4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舜裔代表，相聚在香港会展中心，关心着祖国的统一与经济发展，显示了舜帝文化具有凝聚民族情感的巨大感召力。目前，世界各地已拥有舜帝文化研究和舜裔宗亲社团组织300多个，仅在中国台湾地区自称为舜帝后裔的人员就达200多万人。舜帝后裔历来有爱国爱家的优秀传统，如舜裔陈嘉庚倾家产回国兴办实业和教育，陈经伦先生捐巨资在国内各地建学校，海外舜裔对祖国发展民族振兴的关注从未间断，其事例不胜枚举。舜帝文化的精髓是爱国主义，这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内在动力。自古以来，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利益，不畏强暴，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勇于牺牲，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中华儿女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保证了国家的长期统一。面对历史上不断遭受游牧部落的入侵，中华民族要么坚决抵御，要么同化了入侵的民族，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分裂的局面，但分裂的时期一般比较短暂。如魏、蜀、吴三国鼎立，前后60年，便归于晋。即使出现过较长的分裂时期，但最终还是实现了统一。至于反抗外来侵略，中华民族更有着深厚的传统，全体国民都有着保卫国土的神圣观念。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中国贫穷落后，总是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但资本主义列强多次瓜分中国的企图却始终未能得逞。8年抗日战争，最后以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20世纪初，正当中华民族在腐朽的清朝政府统治下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刻，1900年海外华人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舜裔宗亲会，创办了“舜裔笃亲公所”，凝聚当时美洲华裔、华侨的民族情感，为侨居他国的民族同胞争利益，同时，大力支持孙中心先生领导的反抗清廷、抵御西方侵略的斗争。中华民族对舜帝共同的始祖认同，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强有力的社会群体力量表现出来。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舜帝文化精神，有利于推动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遏制各种分裂图谋，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

㈢舜帝文化的核心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思想，弘扬舜帝文化精神有利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追求大同社会理想、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不倦的目标。《诗经·大雅·颂》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1978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提出了“小康生活”的概念，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美元，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依笔者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二是“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的，同时包括精神的和文化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的发展，继承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成果，开辟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境界，体现和提高着人们的创造能力和自身素质，发展着民族的创造力，对形成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向心力、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有着巨大的凝聚力量、动员力量和鼓舞力量。数千年来，儒家文化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主导文化，而儒家文化最为推崇的正是舜帝“天下为公”的精神和“大同”的社会理想。发掘舜帝文化精神的深厚底蕴，对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积极意义。

1、舜文化“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历代文人都称赞舜帝“以君子大德，为帝王之称首”，赞扬他实行“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及“和为贵”的治国方略等等，一句话，舜帝是一位与百姓同忧乐、“天下为公”的圣贤。“天下为公”，体现了数千年来人们共同追求的社会理想。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作为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革命理想，也是他多次书写用以自勉和鼓励同志的座佑铭。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动员千百万人民投身抗日战争的时候，也曾经喊出了与“天下为公”相一致的口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与“天下为公”的舜帝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说，舜帝“天下为公”的精神和大同社会理想，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价值原点，继承和弘扬舜文化“天下为公”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弘扬舜文化“天下为公”精神，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阶段，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物质丰富、精神危机”值得我们注意。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家庭危机、思想道德危机、生态危机，而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却能以发源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解决了西方现代化导致的家庭、人际关系及道德方面的危机，令西方国家感动惊奇。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道德沦丧等种种不良现象的出现，已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重视伦理道德标准的重建。继承和弘扬舜文化“天下为公”精神，与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推动和对西方腐朽思想的抵御。

3、舜文化本身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弘扬舜帝文化精神有利于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往往体现在对土地、人口、能源和技术等因素的占有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人们不再仅仅注重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提高，同时也越来越看重包括政治、文化、科技和国民素质在内的综合国力的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提高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的任务十分迫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文化产业的经济意义。舜帝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品牌和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加强舜文化产业的开发，可以进一步增强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的辐射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原载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永州古文化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

二、西汉王朝把皇家祭舜崇舜推上顶峰

㈠西汉析泠道县置营道县是为了加强舜庙管理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析泠道县置营道县而始有营道县名，到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并入道州时止，历时1488年，营道县治曾四度变迁。由于历朝地志正史没有明确记载，很多人认为旧营道县就是今道县的前身，特别是汉营道县县治在什么地方，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有“唯营道城址尚无考证”的说法。就西汉营道县治的确定，本人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考察了周围几个县的地域、地型、地貌和古今辖区，确认西汉营道县的治所在今道县蚣坝。汉武帝析泠道县置营道县与加强舜庙管理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一个新观点

我认为，汉朝析泠道县置营道县是为了便于集中精力加强舜帝陵庙建设、适应祭舜需要、便于舜帝陵庙管理。人口稀疏的汉代早期，在今道县、宁远、新田、蓝山四县地域已设有五个县治，即营浦、泠道、舂陵、南平、龁道五县。泠道县治在九疑山麓之东偏南之地，元鼎六年又在九疑山北部附近增设一个营道县。西汉末王莽专政时，改零陵郡为九疑郡、营道县为九疑亭、泠道县为泠陵县，泠陵县舜帝陵一带设虞帝国。从泠道改为泠陵县名中也可以看出，析置营道县后仍是泠道县管辖舜帝陵，也就是说从泠道县析置营道县后，便于泠道县集中更多的精力加强对舜帝陵庙的管理。《前汉书》有“营道，九疑山在南”，《后汉书》有“营道，南有九疑山，舜之所葬”。这说明营道县距离九疑山很近，中间没有什么隔离物，且在九疑山之北。在史书中，九疑与九疑山的用法有区别，“九疑山”历来是指今宁远、蓝山、道县、江华四县交界处的山脉，在古今地图中无不这样标示。而“九疑”所指的范围就狭小些，即仅指舜帝陵所在地周围，或是行政名的代称。汉武帝“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应是狭义的九疑。今蚣坝以南的3公里处已是高耸的九疑山脉麓，即横岭瑶族乡至洪塘营瑶族乡一带。所以有“南有九疑山”、“九疑山在南”。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按“并小为大”的合县原则，将营道、泠道、舂陵三县合并统称营道县，新营道县的治所设在旧泠道县治内。这也是为了便于管理舜帝陵庙又兼顾“面南而治”的定县治所原则。宋《太平寰宇记·宁远县》中有“宁远县…本汉泠道县地…泠水东泠道故城即是…（泠道）隋平陈废入营道，自奔巢二水口移汉营道县于此（故泠道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移营道县就州廓（即营州，州址在今道县清塘镇小坪村），于此（故泠道城）置唐兴县…（宋）皇朝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移至今理）改为宁远县”。经实地察看地形，有一河流从道县洪塘营乡北流经四马桥镇，然后西流经蚣坝的南部，另一河流从横岭乡北流至蚣坝的南部与其汇合，即为二水口。二河水流的落差大，即陡滩急流的二水奔流合巢，与“奔巢二水口”词意相符。汉营道县治曾有一种在大阳洞的说法，但这种说法的笔者“尚无确凿证据，从而不敢定论。”我认为汉营道县治不可能在大阳洞。《水经注》中记载的营水、营道县与县治在蚣坝的实情相吻合；都溪水、泠水与古舂陵县、泠道县以及今宁远县的实情相吻合；冯水和萌渚水与今江华的实情相吻合。

发源于湘源锡矿一带的那条河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称营水。符合《前汉书》、《后汉书》、《太平寰宇记》和《水经注》四部史书中记载的汉营道县的县治唯有在蚣坝。汉营道县辖今道县蚣坝、审章塘、四马桥以南及今江华县北部，今江华县的南部同期设置有冯乘县属广西的古苍梧郡。《太平寰宇记》中有“江华县本汉泠道县地”，《汉书》中有“县有蛮夷曰道”，蛮夷是非大汉民族的概称，即泠道、营道在汉朝属少数民族地区，今天仍然是少数民族集居区。

汉营道县治（蚣坝）与原来的营浦县治（今道县东门）相距为20公里左右，有人会提出两县相距太近因而蚣坝不会是营道县治的疑问。秦朝和西汉初的县治设置有一种极地定位规律，即或“面南而治”，或“顺流而治”的极地定位规律。营浦县属“顺流而治”，即潇水北流，定县治在县域的南端；营道县属“面南而治”，定县治在县域的北端，自然两县治所相距很近，那么治域的方向就相反了。秦朝的舂陵县是“面南而治”，零陵县属“顺流而治”。秦汉的长沙郡、长沙国及以后的湘州都属“面南而治”。

㈡汉朝设立五帝庙郊祭五帝，汉武帝把祭舜崇舜推上高潮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追战项羽进入关中，“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汉书·高帝纪》），这里的“上帝”就是指古代圣贤帝王。《辞海》对上帝的解释：“一是指天帝，二是指舜帝。天帝，《尚书·立政》‘吁俊尊上帝’，今文家以上帝为古代帝王，指舜”。汉高祖所列的祠祀对象已把天帝排在最前面，“四方上帝”不可能再指天帝而是指圣贤之帝。《尚书·立政》，全篇分析夏商两代设官的得失在于是否任用贤人、分析周文王周武王时的官制与对待官人的常法、告诫周成王任用贤人要实行中刑而不要误于众狱。文中崇尚的上帝正与舜帝的言行作为一致，所以《辞海》确认《尚书》中的上帝为舜帝。因此，“四方上帝”的其中一帝即为舜帝或舜帝的化身。

秦王时期和秦始皇时代，已有祭祀四帝的习俗和礼仪。在咸阳都郊上雍立有四帝，即西寺又称廘畤祭祀白帝、密畤祭祀青帝、吴阳上畤祭祀黄帝、吴阳下畤祭祀炎帝。刘邦出击项羽在归途进入关中时，问古有五帝为何只祭祀四帝？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道理，汉高祖说就是等待他来使五帝完备。于是建立起黑帝祀坛，取名叫北畤，由负责官吏前去祭祀。这些，在《史记·封禅书》中均有明确的记载。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昭令增加雍邑五畤的祭品。汉文帝十四年文帝在郊野亲自参加雍邑五畤的祭祀。第二年，在渭阳建造“五帝庙”，供奉上帝。在同一座屋宇下，每帝各设一殿，祭祀时所用祭品和采取的礼仪也和雍邑五畤完全相同。这年的夏四月，文帝用郊祭的仪礼亲自参见“渭阳五帝”。

五帝，即五位圣贤帝王。《史记》中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列为五帝；《尚书序》和魏皇甫谥《帝王世纪》把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列为五帝；《礼记·月令》中把伏羲和炎帝列为五帝；宋《事林广记》中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列为五帝。以舜帝的仁、礼、孝、和为核心内容的孔子儒学文化思想体系，是在汉朝确定的，汉朝崇拜的五帝，舜帝理所当然是其中一帝。文帝的性格与舜帝的性格十分相似；文帝的治国之道与舜帝的治国之道一脉搏相承。舜帝当然是文帝崇拜的上帝，文帝所建立的五帝庙就是以舜帝为主要特征的五位上帝的化身。汉景帝时，沿袭汉文帝的治国方略，祠官每年像以前一样祭祀五帝庙。

汉武帝十分重视祭祀与封禅活动，也是二百多年的西汉刘家天下，唯一登上泰山封禅的一位皇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首次到雍邑，用郊祭的礼仪参见五帝畤，以后多则三年一次，少则二年一次，在位的最后几年是年年一次郊祭。据对《史记》和《汉书》中记载内容的不完全统计，五十多年时间汉武帝亲自祭祀“五帝”达二十多次。元塑五年（公元前124年），设立最为尊贵的太一神祭祀坛，五帝坛围在它下面的四周，每一坛的祭品与雍邑一畤的祭品相当；元鼎四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迁探临九疑山考察舜帝陵；元鼎四年，（公元113年），设立汾阳后土祠；元鼎五年，又立甘泉郊泰畤与后土祠一样配祭五帝；元鼎六年，析九嶷山泠道县置营道县，从而加强祭舜和对舜帝陵庙管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自登上泰山封禅；元丰五年，汉武帝南巡狩至盛唐，望祀九疑山舜帝陵。汉武帝把祭舜推上了高潮。

汉武帝以后的元帝，在位17年（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33年）曾12次亲自祭祀“五帝”和配祭甘泉郊泰畤、河东后土祠。“永光元年三月，（汉元帝）昭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见《汉书·元帝纪》）。可见，汉朝皇帝眼中的五帝跟《史记》中记载的五帝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明虞舜就是五帝之一。另外，从汉高祖配祭五帝，吕太后配祭后土祗的格局也可以看出，五帝是指古代的圣贤之帝，而非神话中的天帝。

㈢西汉王莽把皇家祭舜推上顶峰

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王莽下令于九疑修建“虞帝园”，“封舜裔田豊为世睦侯奉敬王后”，“治‘虞帝园’于零陵九疑”，“四时致祠其庙”。之后改零陵郡为九疑郡、改泠道县为泠陵县、改营道县为九疑亭。在原来析泠道县置营道县以便加强舜帝陵庙管理的基础上，又特设“虞帝园”，以“园”管“陵庙”，汉代一“园”可管多个“陵庙”。设“虞帝园”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而是舜帝陵庙规模规格的升级。还特封舜裔田豊为世睦侯，专司舜帝陵庙祭祀，舜帝陵庙的管理级别也进一步提升。今永州南六县境内，历史上封有舂陵侯而没有听说封过其他侯，长期以来是这样认为的，最近本人通过深入研究，确认曾经封田豊为九疑“虞帝园”世睦侯。由于王莽执政不到二十年时间，王莽下台后九疑“虞帝园”世睦侯也停封，以致舜帝陵建设史上与舜帝祠祭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二千年来鲜为人知，随着对舜帝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一重大事件将会载入史册。

王氏是黄帝、舜帝的后裔，王莽曰：“凡王姓者皆黄虞苗裔、予的同族也”，王莽尊黄帝为“皇初祖考”、尊虞帝为“皇始祖考”，“以宗祀于明堂，序于祖宗之亲庙”，把舜帝尊祭于皇祖明堂。并“以新都侯东第为大謀，岁时以祀，即国立大謀祠祭，且令天下同祀。以上都是《汉书》中的记载。

《汉书》中还记载，西汉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决定在长安都郊建黄帝太初祖庙、虞帝始祖昭庙。“其殿皆重。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万钜，卒徒死者万数。”始祖昭庙与太初祖庙规模规格相当。从以上记载，可见虞帝始祖昭庙建设工程之大、建造之艰难、耗人力财力之多、庙宇之豪华尊贵，令人十分惊叹。王莽把皇家祭舜推上了顶峰。

㈣汉朝确立儒学思想即舜帝文化思想的统治地位

汉王朝建立初期，由于战乱而处于民生凋弊，百废待兴时期，文化建设还不能提到重要日程上，仍是继承先秦诸子而百家争鸣。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早期的《论六家要指》中也可以看出，至汉文帝、汉景帝末汉武帝初，儒家思想还不被人重视，甚至比道家易家地位还低。经过战后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经济得到恢复且快速发展、文化教育建设也随之兴起。汉武帝推行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就要求从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方面加以配合，通过吸纳舜帝文化的仁、孝、礼、和等思想，完善了孔子儒家学术思想体系，这时出台的司马迁《史记》就是其中的硕果。从《史记》之《五帝本纪》、《孔子世家》、《孟子列传》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孔孟的言行与虞舜是一脉相承的；被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也无不以舜帝文化而立论，无不以虞舜言行为典范；就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篇《贤良对策》中，就有十二处引用了虞舜的言行与作为；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等几位有卓越成就的皇帝，无不以舜帝为典范。汉朝建立的孔子儒学思想体系吸纳了舜帝文化的内核，舜帝文化的核心成为了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

汉朝，司马迁考舜评舜、众文儒学舜崇舜、皇家祭舜弘舜效舜，对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那种稳定的思想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直接的核心的引导作用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本文曾载2004年《舜风》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