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尧舜禹禅让是舜领有虞氏族团、禹领夏后氏族团先后兴旺强大的必然结果

尧舜禹禅让是指尧帝将帝位禅让给非血缘关系的虞舜，舜帝又将帝位禅让给非血缘关系的大禹。《辞源》（1988年版）对禅让的解释是：“以帝位让授于贤者，称为禅让。”《中华大字典》：“禅，让也，传位也。”《辞海》（1980年版）：“（尧舜禹时期）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尧舜禹禅让成为古史传说中的美谈，为儒家学派津津乐道。

“禅让”最早见于《尚书》。

帝曰：“明明扬则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何如？”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X不格奸。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佛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以上是《尧典》之记，《大禹谟》之记有：

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舜）之初。

《尚书》详细地介绍了尧舜禅让过程。儒家学派赞赏其禅让精神，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在《论语·尧曰》中说：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孟子·万章上》有：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候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墨家学派的《墨子·尚贤中》载：“古者舜耕万山，……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起到现在，关于尧舜禹禅让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肯定禅让者也有否定禅让者，有赞赏禅让者也有批驳禅让者。二十世纪以来，“禅让”也是古史传说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谈尧舜禹必谈“禅让”。因为“尧舜禹禅让”传说的一个很重要意义，就在于这一故事本身已涉及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即古代社会的演进问题，在探讨“禅让”故事之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包括国家的发生和发展。

儒家学派的荀子言：“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法家韩非子的《韩非子·说疑》有“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古本《竹书纪年》也说：“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之不与父相见。”“舜篡位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以上这些都是对“禅让说”的否定。上世纪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辩》中说“禅让说是直接从尚贤主义里产生出来的，倘没有墨家的尚贤思想，就决不会有禅让的传说！”郭沫若先生以唯物史观考察历史，认为“尧舜禹禅让”是上古郭落联盟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反映。笔者认为，尧舜禅让和启承父帝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是舜领有虞氏族团、禹领夏后氏族团先后兴旺强大后的必然选择。

尧舜禹时代处于龙山文化晚期，据考古发掘分析，这一时期贫富悬殊，等级差别明显，母系氏族社会习俗遗迹浓厚，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瓦解，私有制已经产生，已进入酋邦联合体社会，最高权威已经出现，国家呼之欲出，或者说国家社会正产生于这一时期。1989年，在山东临朐西朱封考古发掘龙山文化两座大墓，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中认为：“两座大墓，一为一椁一棺，一为重椁一棺。以前者为例，墓主系成年，棺内有极精美的镂空嵌绿松石玉笄、浮雕人面纹的玉簪、绿松石坠和串装饰”，“其余陶器（包括蛋壳陶杯）、骨器、彩绘器皿等则置在棺、椁间的边箱里面。”这就是贫富分化、等级差别分化的实证。

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的传说最多。流传最广，从先秦诸子百家到现在论及也多。尧舜禹时期，也是古史研究中最为关注的一个环节。这与我国文明社会的肇启、国家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政权世袭制时期的禅让等独特之处集中在这一时期是密切关联的。

《尚书》言尧帝为寻找接班人而与有虞氏联姻，即先将虞舜作为继承帝位的候选人，再将二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虞舜。事实上也许是尧帝与有虞氏联姻后，虞舜才得以进入唐尧酋邦集团领导班子，有虞氏族团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才有成为继承尧帝位的条件。四岳推荐虞舜为尧帝的接班人，说明虞舜当时已是有虞氏族团的首领或称诸侯，而并不是平民鳏夫。尧舜联姻后，虞舜才得以重用。

虞舜时期，其酋邦联盟集团的联盟成员主要有禹、皋陶、契、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弃、朱虎、熊、罴、四岳等，唐尧时期还包括舜。这些人既是联盟集团的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又是各自族团或称古国（酋邦）的首领，甚至已是帝位的尧和舜也分别是陶唐氏族团和有虞氏族团的首领。联盟集团成员在联盟集团所担负的职能职责主要是通过本族团去实施完成，这是尧舜禹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特征。

在尧帝时期或说《尚书》中所说的虞舜主政时期，虞舜率领有虞氏族团通过流四凶、驱四恶而得以发展壮大。《尚书》言虞舜摄政时，“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引《尚书》也有同样的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巡狩）归而言于（尧）帝，清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还有驱四凶族的记载：“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以上所说的四恶，是指入居中原的共工氏族团，讙兜氏族团，三苗族团及鲧的旧帝族团；四凶族是指入居中原的无恶不作的浑沌、穷夺、梼杌、饕餮四大凶族。虞舜依靠唐尧酋邦联盟集团的支持，率领有虞氏族团流放四恶族团、驱逐四凶族民，有虞氏族团在流四恶驱四凶中发展壮大，拥有了四恶族团和四凶族团的土地经济资源和人文社会资源，肩并同化了四恶族团和四凶族团中改恶从善者。流四恶于四山，驱四凶于四方，必须通过武力征服才能得以实现。战争是掠夺资源的重要手段，要么在战争中衰亡，要么在战争中崛起。有虞氏族团是胜利方当然在战争中崛起。因此，有虞氏族团在充分占有资源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军事实力也得到迅速增强，以致成为中原地区最为强大的一个族团或说酋邦。据考古发掘，我国东部的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鲁西、晋西南、河北南部，河南以及江汉地区均有规模较大的有虞氏文化遗址，尧帝确定虞舜为帝位的继承人，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以虞舜为首领的有虞氏族团当时已处于中原唐尧酋邦联盟集团的宗主国地位，有虞氏族团能征服任何一个族团，只有有虞氏族团的首领虞舜才能稳坐酋邦联盟集团首领的宝座，才能统率其他联盟成员国，若确定处于衰败时期的陶唐氏族团的尧子丹朱继承帝位那是根基不稳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强于本族者取代，甚至有灭族的危险。取得治水成功的夏后氏族团的实力当时就已超过陶唐氏族团。当时的有虞氏族团已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一个族团，有虞氏族团的首领虞舜擅长天文，又入赘于唐尧族团成为尧帝的成龙快婿。尧帝选择虞舜为帝位的继承人是“必然”中的“自然”。尧禅让于舜的过程，不存在“舜逼尧”或武力继位，古史传说禅让和《尚书》所记禅让完全可信。

有虞氏肇原于东夷地区，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东夷有虞氏文化遗址比中原地区有更发达的农业，先进的转轮制陶工业、先进的玉石开采与精加工技术，以及先进的水井挖掘、房屋建筑等技术。有虞氏族团入主中原并占有大量资源后，如虎添翼，飞速发展，迅速成为一支主宰中原的主力。

同样，舜帝禅让帝位给大禹也是禹领夏后氏族团兴旺强大后的必然结果。

《史记·夏本纪》言：“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以大禹为首领的夏后氏族团在舜摄政和主政时期干了非常漂亮的事情，一件就是众所周知的大禹政水，一件就是禹伐三苗，夏后氏族团因实施完成这两件事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在大禹治水以前的虞舜摄政时期，夏后氏族团的实力得以削弱，就是前面所说的尧舜殛鲧于羽山，鲧是大禹的父亲，因治水不力连同族人而受到惩罚。大禹治水成功后，被封为诸侯，国名夏，其族人也改称为夏后氏。《正义》曰：“夏者，帝禹封国号也。”

《尚书·尧典》载：

帝（尧）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汤汤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X？”佥曰：“于，鲧哉！”……九载绩用弗成。

滔滔洪水导致民不聊生，鲧治水九年徒劳无功。尧舜惩治鲧以后，到舜执政时，舜帝又提出了治水事宜，众臣推荐大禹治水，舜帝当即表态同意并作安排。大禹族人长期从事治水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教训，《尚书·大禹谟》有：

帝（舜）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

《尚书·尧典》又有：

帝（舜）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从此，大禹在盟族伯益和后稷的协助下，开始了艰难的治水工程。“乃劳事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不入”而成千古美谈。“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直至最后“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大禹治水取得成功，深得民心，也得到了舜帝的重赏。从《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所记来看，一是大禹在率领本族治水的同时，协调伯益族团、后稷族团辅助治水，并调动水淹区各诸侯国民众参与治水。二是在治水的同时，实行生产自救，如令伯益组织群众在卑湿地区种植水稻，令后稷调剂粮食，以均诸侯。三是在治水过程中，特别注意各地的土质与物产，分析山地道路便利条件，确定田和贡赋等级与数量。四是根据不同地区提出了教化管理措施。五是在治水过程中，自己以身作则，艰苦奋斗。治水成功和具有以上五个特征的治水过程，锻炼自己的行政能力，提高了自己的行政威旺，同时也统揽了这些地区贡赋的收取，本族团也因此而迅速发展壮大。在治水过程中，夏后氏族团起到了统领其他诸侯（族团）的作用，为下一步成为中原酋邦联盟集团的宗主国奠定了基础，再加上“禹伐三苗”的成功获胜，夏禹族团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社会基础迅速超过有虞氏族团，大禹便成为舜帝禅让的必然选择。

三苗是我国远古的五帝时代华夏民族的三大集团之一，即中原集团、东夷集团、三苗集团。三苗的族祖为九黎，蚩尤，今我国南部、西南部少数民族均尊蚩尤为始祖。五帝时代，三苗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南部，东南部，西南部。《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正义》引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洞庭即指湖南洞庭湖，彭蠡即指江西鄱阳湖，三苗居地在两湖之间。

《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注曰：“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

这里指出苗民遵循的是蚩尤的宗教礼仪，不遵守中原地区的宗教礼仪而遭征伐。

《礼记·缁衣》：“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疏文郑玄注《吕刑》云：“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君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即帝颛顼时期镇压三苗，到帝喾衰落时期三苗复兴，直到尧帝兴旺时期才将其镇压，杀其首领，使其归顺尧帝，其新任首领参加了唐尧酋邦联盟领导集团。在尧帝末期，三苗又不顺从，被虞舜驱至西裔。三苗的首领对尧舜是时服时叛，尧、舜、禹都曾南征三苗。《帝王世纪》：“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可见，丹水之浦征三苗是在尧帝时期，虞舜参与并推行了“更易其俗”的德化措施。《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帝王世纪》载：“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犹未也。’乃修教三年，执于戚而舞之，有苗请服。”以上两者所言应该是同一回事，其事当在舜登帝位初期。《尚书·尧典》有“分北三苗”即分别对三苗之族作了安置，可见舜帝对三苗高度关注并以德教化。

《大禹谟》中的“舜令禹征三苗”与《墨子》所记禹征三苗。

《尚书·大禹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舜）帝之初。（舜）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舜）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舜）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墨子·非攻下》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禅。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以上所反映三苗大乱和三苗居地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无疑是地震前后的情形，大禹乘机征克三苗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从史籍上的记载可以看出，舜征三苗至少在二次以上，禹征三苗也至少在二次以上。禹征三苗一事，《大禹谟》中详细作了记载，《墨子·非攻下》也作了详细记载，且比尧舜任何一次征三苗记载详细，就说明禹征三苗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从大禹召开誓师大会即征讨动员会中也可以看出。在“大禹治水”成功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禹征三苗”的胜利，以大禹为首领的夏后氏族团成为了中原地区威旺最高、实力最强的族团，大禹因此也成为酋邦集团首领的必然人选。

六、虞舜联邦王国的建立造就“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根据大量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写成的，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舜帝事迹，今天看来很平凡，而放在4100年前的社会却是非常了不起的奇迹，折射出舜帝是文明社会的缔造者，“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曾经主持陶寺遗址考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星彭研究员认为：“陶寺遗址年代其晚期与夏代早期相当；早中期则与古代典籍所说的尧舜时代相应。在陶寺遗址发掘出密集的规模较大的聚落，后又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它属于陶寺文化。由于陶寺遗址反映出阶级出现的迹象，有金属出现，有文字出现，现在又发现城址的迹象，这几点都是国家一种物化的标志物。它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国家的产生，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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