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虞舜时代是信史时代

舜帝，古时称之为帝舜，即天神舜。亦称虞舜，即姓虞名舜。字都君，亦名重华。史书记载舜帝30岁时入选尧帝大臣，成为尧帝女婿，之后摄政事，尧帝崩后接替帝位。晚年时期由接班人大禹摄政事，自己南巡江南九疑，陟方乃死。即太史公司马迁所言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舜帝，是中华民族远古五帝之一，亦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大家认同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舜帝是五帝中最后一位。《尚书》所记从尧舜开始。汉代司马迁把五帝列入《史记》并单列《五帝本纪》栏目，对舜帝记载尤为详细、篇幅最大。我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尊虞舜为圣人，孟子及历代帝王言必称舜，舜帝成为中华民族千古尊崇的典范。舜文化思想成为中国儒学文化思想的内核。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必须打破古史“人化”的观点。古代神、人原无界限，所谓历史几乎全是神话。春秋末年，诸子纷起，把神话中的古神全“人化”了，要一一剥离这些后生的附会还要打破把古代看成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基本观点，对廓清古史传说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推动了古史研究的发展。但在具体问题上，往往疑古过头。疑古学派不仅否定三皇五帝，对夏朝、商朝这一历史也提出怀疑。“古史辨派掀起的疑古思潮，大刀阔斧地对中国古史加以否定”，日本学界白鸟库吉等人便叫嚣“尧舜禹抹杀论”。“古史辨”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核心人物胡适、重要人物钱玄同等是二十世纪我国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疑古派在国内外的影响极大，至今阴影未去。作为研究舜帝的专著，旗帜鲜明地畅述虞舜时代是信史时代尤为重要。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大禹继承舜帝位是信史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第九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其总体目标，是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共有9个课题，44个专题，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位，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诸多学科，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可知，夏代基本年代框架认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认定为公元前1600年，确认夏代积年即可确认夏代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代积年的认定主要遵循三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碳十四测年，三是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这就是夏代积年471年说。还有431年说。如《易纬稽览图》：禹四百三十一年。（“禹”指整个夏代）这是殷历家的说法。《世经》：“伯禹，…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关于471年说与431年说相差40年的原因，是因为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把舜帝死后大禹继承帝位的时间年份确定为公元前2071年，第二年即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的起始年。这不仅仅是确定夏代的起始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认定夏代起始时间的同时科学地认定了舜禹时代是一个信史时代。教科书大多把我国进入奴隶制国家社会的时间是从大禹之子启继帝位的夏代算起，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夏代的起始年是从大禹继舜帝位算起，这就更加确信虞舜夏禹时代是信史时代。

二、有虞氏族团的形成和发展

有虞氏族团，肇于东夷地区即鲁西地区，公元前23世纪前后入主中原，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族团。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所记，虞舜为帝颛顼的第六代孙，有虞氏是颛顼族团的一个分支，颛瑞族团主体后来发展成为有虞氏族团和夏后氏族团。《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舜。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以上说明，一是有虞氏族团在虞舜以前已有悠久的历史，在虞舜之后虽然衰退但仍然是一个较强的邦国（古国）。《国语·鲁语》引展禽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瑞，郊尧而宗舜”。说明有虞氏帝舜后裔生生不息。何光岳先生在《舜裔源流》中，认为虞舜的始祖为虞幕，属东夷少昊即少皋氏之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而《吕梁碑》载：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桥牛，桥牛生鼓叟，鼓叟生舜。何光岳先生认为，黄帝轩辕氏之母为有桥氏，黄帝崩后葬于桥山这一有桥氏所居之地，是男子入赘女家也归葬女家习俗的遗存。桥牛为入赘于有桥氏而取桥部落之氏。这是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后还长期存在双系制度，把虞舜列入黄帝族系就是这个缘故。因此以上所说的“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舜”和“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瑞，郊尧而宗舜”才有所据。虞舜时代，正是父系血缘与母系血缘并存的历史时期，

《路史·国名记》记述有虞氏后裔的国名有57个之多。《路史·后记十一》说：“舜年百十有一。三妃，娥肓亡子。女英生义均及季厘。季厘封缗，为桀所克。义均封商，是为商均。”“次妃癸比氏（有的书籍近笔画为“登北氏”），生二女曰霄明，曰烛光。…庶子七人，皆厘降于齐人”。圭、胡、负、遂、庐、蒲、卫、甄、饶、潘、傅、邹、息、有、何、母、辕、馀姚、馀、姚、上虞、濮阳、馀虞、西虞、无锡、巴陵、衡山、长沙皆其裔也。

《史记·五帝本纪》言“舜，冀州之人也”。《孟子·离娄》则说“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从孟子的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来说，诸冯应是出生地，东夷应是祖籍地，同样冀州也就属祖籍地之类。关于舜帝的出生地目前有四种说法，一是山东说，二是山西说，三是湖南永州说，四河南濮阳说。就舜生于诸冯而言，“湖南永州说”自有其道理。湖南永州江华县地处五岭之一的萌渚岭，从江华流入道县的河流古时称冯水。《水经注》说：“营水又西经营道县，冯水注之。水出临贺郡冯乘县东北冯岗。其水导源冯溪，西北流，县以托名焉。冯水带约众流，浑成一川，谓之北渚。”其中所提到的“营道县”就是现今的道县和江永县，冯水即为江华县的冯河，当时的冯乘县就是现在的江华县，江华自古称为冯城。“北渚”、“冯水”也简称“渚冯”。“渚冯”为当地山水地名代称，渚冯即诸冯。也有学者说，冯水、冯城(冯乘)、冯岗，是为诸冯。不论怎么说，有虞氏族团肇兴于东夷即今山东至河南濮阳一带、迁于山西运城永济，虞舜继帝位后仍定都于山西襄汾，虞舜崩葬于湖南永州九疑山这是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

三、帝舜是一个具有天文特长的首领

虞舜时代，由于是父系血缘与母系血缘并存的历史时期，因此舜帝的祖先既有东夷集团的虞幕，又有中原集团的颛顼。即帝舜是颛顼的后裔，颛顼族团的主体后来发展为有虞氏族团，而颛顼是我国上古时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对古代文明的贡献突出体现在对天文发展的贡献方面。《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说颛瑞“履时以象天”、“治气以教民”，就是指依靠天象制定历法，利用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理四时五行之气教化万民。《竹书纪年》说颛顼“十三年初，作历象”。笺按：“故颛顼为历宗”，即历法始于颛顼。当然颛顼之前也有历法，不少文献记载黄帝制历法，颛顼是历法的中兴者是毋庸置疑的，颛顼历直接流传使用至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汉代用《太初历》代替了《颛顼历》。《太初历》也是在《颛顼历》的基础上形成的，今天我们使用的历法，其干支记月就是从颛顼历传承下来的。《宋书·礼志》曰：“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十一月（指农历）那时便是一年开始的正月，《颛顼历》正月用甲子记之，每年十二个月正好用十二地支记代，颛顼时代的正月建子就是我们现在的十一月，现在的十一月仍然是建子，可见《颛顼历》科学水平之高影响之深，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上古科学成就。《大戴礼·帝系》中说：“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国语·楚语下》言及“绝地天通”时有“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颛顼任用重、黎作为天文官。《国语·周语下》：“ 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这就是说，这些星宿的位置与随时间的活动情况是颛顼发现而确定的，后来帝喾全盘继承了下为。而虞舜继承帝位后的祀礼为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礼祀·祭法》）。帝尧为帝喾之子，尧和喾并非舜的直系祖宗，舜之所以郊喾宗尧，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舜帝全盘继承了从颛顼到喾到尧的天文观测技术，“得天者为帝，得地者为公”，懂天文、制历法、授四时、掌农时，便能成为一国领袖。

虞舜是一位具有天文特长的首领，这从颛顼和虞舜的感生神话隐含的图腾祖先中可以看出。《竹书纪年》说：“（颛顼）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其感生神话隐含颛顼氏族的图腾祖先是已蛇和星辰天象。《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又《初学记》引《尚书帝命验》说：“帝舜母纵华，感枢星而生舜”。大虹、枢星是虞舜的图腾祖先，从颛顼、虞舜具有从事天文的天命来影射颛顼、虞舜的天文观测才能。鸟也是颛顼和虞舜的图腾祖先，鸟与太阳天象紧密相关，古有“金乌载阳”之说，用三足乌以示太阳。还有“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这就说明舜擅长天文能辨别四方。《国语·郑语》载舜帝的祖先“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听协风”也是一种天文观测内容。韦昭注：“协，和也，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也就是说，虞幕发明了以律吕测气定候以助生万物的候气法。这种预测天气物候的法术十分神秘，对于早期农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隋唐以后失传了。何光岳先生认为，舜父之名鼓叟二字的释义就是观察气象的长老。他是承袭其祖虞幕观察协风天象的职业。《春秋繁露》：“舜长于天文，纯于孝德。”

舜代摄尧政期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面掌握天文观测技术，禹代摄舜政期间也是一样。尧舜禹时期国王的政事就是指天象观测、授时制历等天文活动，如火正、南正等均指天文观测事类。“政”即“正”，……如《尚书·尧典》中的“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易解》：“七政”指日月五星，这里的“政”就是指日月星辰之天象。《尧典》中记载施政事宜的言语没有一个“政”字。《说文解字》：政，正也。从  ，从正。又“  ”，小击也，从又。徐灏《段注笺》：“疑本象手有所执持之形。故凡举手做事之义，皆从之。” “又正，是也。从止，从上（二）。

《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就对“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作了解释，有伪《孔传》言：

在，察也。璇，美玉。“玑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已当天心与否。

“璇玑玉衡”是用美玉做成的用于观测天象的仪器，通过观测天象，确定自己是否受命，即获得天象的兆示。孔颖达对《孔传》作有义疏：

舜……正月上日，受尧终帝位之事于尧文祖之庙，虽受尧命，犹不自安。又以璇为玑，以玉为衡者，是为主者正天之器也，乃复察此璇玑玉衡，以齐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观其齐与不齐，齐则受之，是也；不齐则受之，非也。……郑玄以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

以上对“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又作了详细解释。其中提到“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若尧代和尧代以前的正月是建丑，到舜代才有正月建子的话，说明用干支代记一年十二个月是从舜帝时期开始的，也即现在的农历十一月，在舜帝时期是作为一年正月的开始。也就是流传至今的干支纪月是舜帝发明的，而不是起于颛顼历。孔颖达又云：

玑衡者，玑为转运，衡为横箫。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深天仪者是也。马融云：“浑天仪可旋转，故曰玑衡，其横箫所以视星宿也。以璇为玑，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辰。”…蔡邕《天文志》云：“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绝无师说；周髀术数具在，考验天象，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

古人认为“璇玑玉衡”就是观测天象的“浑天仪”。《晋书·天文志》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宋书·天文志》亦言“以璇玑玉衡为浑天仪”。

《集解》引郑玄云：“璇玑玉衡，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正义》引《尚书大传》云：“政者，齐中也，谓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把“政”释为“天道”。

从《尚书》中的记载可知，舜帝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天象观测，第二件事就是祭礼。《尚书·尧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  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从《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的天文历法记载，可见尧舜时期又把天象历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山海经》多处提到一位天文官帝俊，这位天文官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中也提到。晋郭璞作注：“俊亦舜字假借音也”。郭沫若先生认为，帝俊就是帝舜，并与殷墟《卜辞》中的“蘷”可能是同一人。舜崇拜鸟图腾亦即凤凰。帝俊的“俊”字本来只有右边“  ”这一部分，这个字的“  ”为鸟头。帝舜之“舜”字，其上头为“鹰鸟”之头。帝俊即帝舜无疑。何光岳先生认为，帝俊是帝舜的儿子，继承了祖父天文观测的技术特长。

《山海经》中有关帝俊的记载与帝舜相关。

《大荒南经》：“有人三身，帝俊妻娥息，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食黍，使四鸟。”帝舜之妻就叫娥皇，舜生于姚墟，以鸟为图腾。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尧舜时期的天文官叫羲和，“生十日”所指为天文事项，“一月三旬，一旬十日”，确定“一旬十日”这种规制，就称“生十日”。晋郭璞注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数十也。”

《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虞舜为黄帝婚族后裔，也可称姬姓，后稷子孙对舜知恩祠祭，帝舜的儿子名叫叔均。《国语·鲁语》引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晋郭璞注云：“义与羲和浴日同。”“生月十有二”也是天文用语，意为确定一年为十二个月。

常羲、羲和为尧舜时期天文官，当是记载岁月流程与循环天文官。

《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为下民百巧”。帝舜的儿子义均，因封商地，也称商均。

长沙子弹库出土《帛书》有“日月 生”、“帝 乃为日月之行”之记，其意为帝俊制定太阳历和太阴历，通过闰月的方法确保一年冬夏运行有序。《尚书·洪范》：“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帛书》中还有夏禹司土壤、疏山陵、步天数的记载。文中帝 和夏禹属同时期人，史中舜禹即为同时期人。

也有人说如王国维与：帝俊即帝喾。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批驳了王国维，认为帝俊不是帝喾。

晋郭璞和信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认定帝俊即帝舜甚是。

帝舜是一位具有天文特长的首领是勿庸置疑的，帝舜晚年南巡苍梧九疑，就是为了寻找“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开展南天天象观测，从山西都城所在地出发，沿着正南方向在湖南九疑山的三分石、香炉石一带找到了“日中无影”的最佳天象观测点和天然祭台，即“天地之中”，帝舜晚年在此度过，为我国上古天文事业奋斗终身。

四、与有虞氏族团及唐尧虞舜相对应的考古学成就

在考古学上，五帝时代属龙山文化。目前发现的有虞氏族团的考古遗址主要有以下方面：

㈠景阳岗遗址

景阳岗遗址，位于鲁西阳谷县东南张秋镇以北的东沙村周围。遗址处于泰山西支山麓和鲁西冲积平原的结合部，东临赵牛河的一条支流，南距黄河4公里。发掘有完整的龙山文化城垣墙基。城垣面积约38万平方米，呈圆角扁长方形，城内还发现有规模较大的大、小二个台址，大台面积约9万平方米，小台1万余平方米，是宫殿礼仪建筑基址。通过对发掘物的分析和检测，张学海先生认为属有虞氏和有鬲氏文化，碳十四检测其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484年——公元前2283年。景阳岗龙山文化城是阳台、梁山一带的龙山文化聚落群的中心聚落，是截止20世纪末所发现的龙山文化和黄河流城龙山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当时陶寺遗址还未发现城垣）。城内大规模台址的发现，是龙山文化城的重大突破。初步证明居西的大台址可能是宫殿建筑群基址，居东的小台址是祭祀遗迹，地层现象表明其上本有大型建筑物。构筑这些殿堂建筑群非普通社会成员的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能比，尤其是梁架结构和屋顶处理，需要专门技术与经验，没有专业建筑队伍就不可能建造这类大型建筑群。

我认为张学海先生所说甚是，虞舜参与唐尧行政集团以前的有虞氏酋邦古国当以景阳岗为国都。

㈡王油坊遗址

王油址遗址，位于河南最东部永城县城以东约26公里的王油坊村东北的堌堆上，东距浍河250米，处于黄河冲积平原。这一带有个龙山文化小聚落群，王油坊遗址属群内聚落之一。已发掘清理房址20座，有方形与圆形二种，半地穴式与地面建筑两类，许多房内地面抹成白灰面，并发现了3座石灰窑，根据发掘物分析检测大多属龙山文化晚期，检测为公元前2500年左右——公元前2032年，为有虞代文化。王油坊一带及其以南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当是虞舜入主中原主持尧政征三苗时期的一支有虞氏族团遗址。

㈢造律台遗址

1983年，李伯谦先生在《文物》第4期发表《论造律台类型》，勾勒了造律台类型的大致范围：北到河南灇阳以东的山东东平、梁山一带，西不过今京广铁路，东达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微宿县以西地区。他分析此类型具有多种文化因素，应当被视作一支独立的考古文化。李伯谦认为“从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分析，造律台类型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这也基本遵从徐旭生关于造律台类型是有虞氏代文化的观点。后来，有人认为造律台类型与王油坊类型属同一类型，主张二者合一。

⑷ 陶寺遗址

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属尧舜禹时代。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山西的临汾盆地，经过普查发现这类遗址饿75处，分布在山西的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绎县、新锋、稷山、河津等县市。遗址面积小的数万平方米，大多有十余万、数十万平方米。规模较大的有三处：翼城开化遗址面积128万平方米；曲沃、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其面积为230万平方米；最大的就是前面所介绍的襄汾陶寺遗址，其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从大中小墓葬情况看，贫富分化非常明显。特别是大型墓的主人是最高阶层，随葬有 鼓、特磬和土鼓等王室重器，他应该是王朝中至高无上的人物，有人称之为联邦制王国的国王。大型墓葬时代有早有晚，他们是有先有后的联邦制王国中的领袖。

陶寺古城的始建和使用年代，当在陶寺文化中期，于陶寺文化晚期被废弃。其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2400 ---公元前2100年之间。

《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梁星彭的一篇文章，提出陶寺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价值有三条：第一，它使陶寺遗址所具备的文明迹象更为明显也更为全面了。城址、金属、文字、阶级、礼制等事物都出现了。第二，它可以作为我国尧舜禹时期社会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的标志。这座古城属于陶寺文化中期，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2100年，正与我国尧舜禹时代相当。第三，它为我国初期国家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对发掘的人骨进行检测研究，发现陶寺古城的修建，调集了大批“外乡人”来服“徭役”，这是一种国家机构的政府行为。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7公里。属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分为陶寺早期即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陶寺中期即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和陶寺晚期即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相当于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城墙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

在陶寺遗址，发现有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小城城垣和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的大城城垣。通过解剖城垣，确定陶寺小城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废弃于陶寺文化中期偏早阶段。陶寺大城属陶寺文化中期偏晚。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壶上，有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

 在陶寺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宫殿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在这里发现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离宫殿区不远，分别位于宫殿区的西南侧和东南侧。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则在城址最南边。在陶寺城址东南部，有两个相距约300米的墓地。这分别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这两个时期的王族之间不存在宗族关系，据此可以推断，从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区经历过一次政权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达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长5米、宽3.7米、深8.4米，在同一时期墓葬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难找到与其相当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据专家介绍，猪的下颌骨象征财富，钺则是王权、兵权的标志。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二者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出现。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并迅速衰败。研究人员推测，陶寺文化可能败于内乱。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陶寺遗址进行考古时发现了古观象台，又称为观象祭祀台。它位于陶寺古城遗址东南，呈半圆形平台，有三个圈层的夯土结构。第一圈的半径大约18米，第二圈大约有24米，第三圈大约为50米。在第一圈内，有11座夯土柱，夯土柱由西向东方向呈扇状辐射排列。据考古专家说，这几座夯土柱上面原来竖立着13根石柱，石柱高约5米左右，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15至20公分的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此来确定当时的节气。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初步结论，该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还要早近500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考古人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这一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这座大墓深8米，长3.7米，宽5米。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色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
　　根据研究人员说，陶寺遗址时期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5cm，而这根木杆上红漆的标记与25cm恰好形成某种比例关系。就在此前的1980年，在陶寺遗址早期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一根圆形的木杆，杆长2米左右，约为陶寺遗址时期的八尺。这两根木杆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关于我国古代利用“圭表”测日影定历法的联想。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在不同季节，太阳的出没方位和正午高度不同，并有周期变化的规律。于露天将圭平置于表北面，根据圭上表影，测量、比较和标定日影的周日、周年变化，可以定方向、测时间、求出周年常数、划分季节和制定历法。
　　这两根杆会不会就是尧舜时期观测日月星辰的“圭”和“表”呢，而带有小孔的玉器——戚，是否就是后世天文学家用于精确测量日影的“景符”？
　　《周髀算经》有：“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记载。经过计算确认，陶寺遗址时期的夏至日影一尺六寸为40cm，正好对应所谓“圭”的木杆上涂有红漆的某一刻度。这正是周髀算经中设定的“地中”。经过与天文学家的沟通，“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决定2009年的夏至在陶寺观象台进行验证。

2009年6月21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天文研究中心主任、“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孙小淳等天文学家来到陶寺古观象台，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1：1的复制品进行验证。
　　中午11时30分，陶寺古观象台，考古学家、天文学家、中央地方媒体的记者、襄汾县的部分领导群众聚集在一起，开始求证推测、见证猜想。专家们将复制的圭、表仪器安装好，进行初步测量，夏日的天空，烈日在云层中时隐时现，专家们抓住时机，认真进行测量、研讨、求证。
　　八尺之表的投影，照射在陶寺遗址时期的“圭”上，日影的边缘并不清晰，阴影越靠近边缘越淡，专家们利用仿制的“戚”使照在圭上的日光通过小孔，再射到圭面，阴影的边缘变得清晰起来。
　　现代天文学测定，2009年的夏至是6月21日12时36分，现场专家的目光聚集在了这一刻，通过“戚”的小孔，看到“表”的投影落在 “圭”上两个红色标记之间的位置，影长41cm左右。
　　据专家介绍，由于4000多年来地球黄赤交角发生了变化，实际测量的日影要比文献记载长1cm左右，由此可见，专家们的推测得到成功验证。
　　陶寺遗址“圭表”测正午日影发现与验证的初步成功表明，早在4100多年前的尧舜时期，我国就已经拥有了“测日出方位”和“测正午日影”两套天文测量系统，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
　　陶寺遗址“圭表”测正午日影发现与验证的初步成功还表明，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地是方的，在陶寺夏至时立八尺杆量出日影为一尺六寸，按照 “影差一寸，地差千里”的说法，陶寺立杆测影处距地的四边都是1.6万千米，为地的中心，结合《尧典》中的记载由此可以推算出当时的“中国”南可达今日广西、越南一带，北可达今日辽宁一带。
　　《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2003年，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尧典》的记载。2009年6月21日，24 节气中的夏至日，随着“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的成功，进一步印证了《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的记载，陶寺遗址“圭表”测日发现与验证的初步成功再次表明，陶寺遗址是尧舜古都之所在，是4100——4300年前之“中国”。
 　 在2009年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

程平山先生对陶寺古城性质进行了分析：

程平山先生认为陶寺小城与陶寺大城之间，存在城垣和宫城的等方面的规模变革和文化变革。

1、陶寺小城与陶寺大城的城垣和宫城等方面的变革

首先，城垣的规模巨增。小城56万平方米，大城280万平方米，大城约是小城的5倍。

第二，宫城规模变大。小城的宫城约6.7万平方米。宫城核心区面积5万平方米。大城的宫城10万平方米，约比小城增大一倍。

第三，陶寺大城建有灵台。集观测和祭祀功能于一体，是天文观测和宗教建筑，性质是灵台。《五经异义》（《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七引）曰：“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但有时台、囿台。”

以上变革发生在时代前后相承的二座城址之间，表明陶寺小城和陶寺大城之间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

2、陶寺小城与陶寺大城的文化变革

①遗物

陶器。陶寺文化分为三期。陶器制作工艺由低向高发展，器类中炊具变化大，早期的釜灶演变为晚期的鬲等，中期釜灶、鬲并存，呈现过渡状态。整体来看，外来因素自中期开始传入，至晚期外来因素（轮制技术、鬲、鸆等）替代了早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手制陶器技术、釜灶、夹砂缸等）。

卜骨。早期未见，中期出现，多为猪的肩胛骨，未经整治，仅有灼点，不凿不钻。

生产工具及武器。早期生产工具及武器由石、骨、蚌、陶质原料制成。以石制工具居多。中期生产工具及武器与早期相似。晚期出现有肩石铲、骨蚌器尤其是骨镞明显增多。

②居址

早期房子有半地穴式和窑洞式两种。中期的半地穴式房子与早期相似。晚期除继续使用半地穴式房子外，出现地面上的白灰面房子，其形制与半地穴相同。

早期灰坑有圆形、圆形袋状、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几种。中期同早期，晚期多见大型灰坑，包含物较丰富。

水井作圆形，口径在3米以上，深13-15米，底部呈锅底状，近底部保存有残高1.6米的木构痕迹。木构系圆木搭叠，平面近方框形。晚期水井形制同早期水井，只是增加立桩。

③墓葬

陶寺遗址墓葬墓地布局发生了变化。小城时期的墓地有大中型墓，棺椁和随葬品丰富，墓主人为当时城内的大中小贵族。陶寺中晚期大型墓IIM22、中型墓M8证明陶寺中型晚期大中贵族墓被安置于大城的宫城之内。

陶寺小城东南墓地的葬制和随葬品情况一脉相承。陶寺小城东南墓地和陶寺大城的宫城内的小型墓特点一致，皆无随葬品或有少量随葬品。但是，陶寺中晚期大型贵族墓IIM22反映了陶寺大城时期的墓葬和陶寺小城时期的墓葬在埋葬制度和习俗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早期大墓习见的世俗陶器群和木、陶、石礼器不见于陶寺文化中期偏晚大墓IIM22，IIM22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

A群：早中晚期一脉相承，为本土因素，有许多是来自于该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

B群：早期盛行，中期减少，晚期消失。有手工制陶技术，釜灶和夹砂缸。它们在早期占绝对地位，是陶寺文化的本土因素，由于中晚期外来因素C群的侵入而逐渐替代。

C群：早期无，中期出现，晚期盛行。有轮制制陶技术、陶鬲等。中期开始出现，晚期替代B群因素（制陶技术和炊具）。

D群：早期无，中晚期出现，数量少。有占卜技术（卜骨）、   等。其数量虽少，但来源清楚，应来自东方地区。

E群：早中期和中晚期差异显著。主要是大型墓葬制和随葬品方面。早期大墓以世俗陶器群和木、陶、石礼器为主，陶寺文化中期偏晚大墓IIM22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

总结以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陶寺小城及东南墓地的文化在陶器、生产工具及武器、墓地等方面一脉相承，显示陶寺一期文化至陶寺三期文化是同一文化。同时新因素如制陶技术、陶鬲、卜骨等说明受到外来文化的侵入，反映了政权的替代。

②具有意义的变革主要体现在陶寺小城和陶寺大城的城郭形制、墓地和大墓葬制上的变化。这种差别显示了上层和中下层的对立，即陶寺大城时期可以分为外来的大贵族和土著居民。

程平山先生还对陶寺古城三个发展阶段性质作了判定：

在五帝三代时期，都邑的规模是受等级制约的，不同级别的贵族享受不同规模的都邑。

石家河古城是三苗的都邑，城内面积120万平方米。陶寺小城面积56万平方米，这些均属于诸候之都。

陶寺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其性质是龙山时期政治核心所在，其性质与夏商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等同。

《歇冠子·世兵》曰：“尧伐有唐。” 尧、有唐对举，是二者有别。有唐，尧时唐地之方国。

陶寺大城的规模与内涵，表明其为尧都。自陶寺文化早期有唐氏就在此居住繁。由小城变大城，是由小的诸候之都转变的天子之都。是后来邑的主人替代了早期的诸候，这与尧伐有唐并都于有唐的记载相合。总之，陶寺小城为有唐氏（西夏）之都，中期为唐尧所灭，陶寺大城遗存为尧都。证明尧处于陶寺文化中晚期。

文献中有尧都平阳的记载，也有舜禹都平阳的记载。《左传》衰公六年“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帝王世纪》（《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按：舜当从尧都平阳，禹也都之，蒲阪乃舜为诸候之都即有虞氏古国之都。《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曰：“按《经》、《传》曰：夏与尧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道，乱其纲纪、乃底灭亡。言自禹愿至太康，与唐、虞不易都城也。”文献记载大禹，夏启居晋西南地区，自夏初夏人就继承尧舜统治于此。大禹的时代紧接尧舜，陶寺大城为尧舜禹都城。晋西南地区的早其夏文化为陶寺晚期偏晚阶段文化。

二里头型文化变迁发生在少康中兴以后。因此，陶寺晚期文化偏晚阶段相当于夏代时期。舜、禹均都平阳。总之，自尧都平阳，延续至夏代早期太康时期，至后羿代夏以后废弃。

陶寺晚期突显的毁墓地、夷灵台，废城垣、馘首惨杀等一系列野蛮残酷的行为遗迹，证明了陶寺文化晚期邑聚时期的人们和陶寺中晚期大城时期统治者的族属是截然分别的。陶寺大城时期的居民成为晚期人们蔑视和仇恨的对象，晚期的人们破坏了墓主人尸体。破坏者的特征是既使用陶寺文化，又对陶寺大城时期的统治者不满。可以推定破坏者是陶寺大城时期的统治者的对立面，即陶寺小城统治者的同族——有唐氏遗民。他们被陶寺大城时期的统治者所征服，当陶寺大城时期的统治者迁徙后，于是他们破坏陶寺大城时期的统治者先人的城垣、宫室、墓葬以泄恨。由于对先人遗存认识的缺乏，他们误会地把破坏了他们自己先人的遗物。

通过比较，判定陶寺小城为有唐氏之都，陶寺大城为尧舜禹的都城。由陶寺小城到陶寺大城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城垣的规模、布局和文化发生巨大变迁。陶寺晚期文化偏晚阶段，陶寺古城废弃，成为有唐氏遗民所居的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