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他们想”、“我猜想”：独具特色的顾式考辨语

切断古典语境，代以西化语境，是20世纪初进化论者的普遍取向。30年代顾颉刚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等文，论证“王莽刘歆们”的造伪，屡屡使用“他们想”、“我猜想”的行文，给人以弥深印象。这种猜测敌手的内心动机，再求证敌手必定造伪的笔墨，在《考释》中也时有所见。

以下所举仅标出《考释》半回目序号。

（二）

顾氏第三稿考释张守节《史记正义》解历山，说道：“张守节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眼花缭乱，感到无法处理。”（第10页）

（八）

顾氏引《孟子》“洪水横流”，称为“惨状”、“极端恐怖的世界”，又说道：“宋氏这个回目，不依照《孟子》、《淮南》两书的洪水在尧前已有的说法，而云‘龙蛇并出，洪水告奇灾’，似乎这是突然间来的祸患。上一题云‘鹿豕偕游，深山闻至道’，又似乎有一仙人，为了下界万民的受灾，特地到深山中把他点化，好让他出来平治天下似的。这确是做小说的好手法，非常能够动人。”（第18页）

按宋氏回目只好如此题写，文中是否将有详细论述不得而知，顾氏此段行文完全出于“似乎”一类猜测，是顾氏惯用笔法。

（十四）

“馆甥贰室，二女降民家”回目，《考释》仅举出《尚书·尧典》、《淮南子》、《史记·五帝本纪》三书，提出“其实舜不是平民而是贵族”一个问题。又举出《孟子》为“馆甥”的出处，并提出“牺牲了‘不告而娶’的记载”。（第23页。第二稿、第三稿略同）按“馆甥”是说尧飨舜；“不告而娶”是说舜之父母。二者并不矛盾，宋氏尽可将二事写进此回。所谓“牺牲”云云，纯属猜测。

（二十七）

考释“产奇胎，涂山化石”回目，顾氏据《尚书·皋陶谟》及《孟子》、《吕氏春秋》、《列女传》、《吴越春秋》考释生启、出行先后次序不同。又据《淮南子》佚文、《汉书·武帝纪》及应劭注，考释生启、化石先后次序不同。但文前开头便道：“正在这天翻地覆的时候，忽然这位神禹起了室家之思了，这确是一个很好的爱情插曲。”（第40页）颇似以小说笔法助宋氏撰文。第二稿略同，但第三稿又增多“爱情”二字。

（三十）

考释“阜财解愠，利普群生”回目，顾氏说：“这个回目的内容，我们现在已经难以替它解释了。如果宋氏作成这部小说，当然会得随着他的构想而作出一番渲染来的。”（第44页）

这里顾氏自己虽然不能替敌手铺张文笔，却仍然可以推揣敌手将凭空造作。

（三十三）

考释“避河南，丹朱失政”回目，《山海经》丹朱作“帝丹朱”，第二稿说：“他既然为过帝，便很容易有失政的事迹，宋先生这个回目，很有由这里附会出来的可能。”（第31页）

第三稿再加修订说：“所以宋氏这个回目，很可以表示出他想从《山海经》的记载里加以附会渲染的意愿。”（第51页）

（三十四）

顾氏论“尧杀长子”问题，先引崔譔《庄子注》“尧杀长子考监明”，说：“偏不是丹朱”；后引《庄子》本文“尧杀长子，舜流母弟”，说：“作者为了加强尧的不慈的罪状，毅然地说丹朱被尧杀了。”（第51页）

按成玄英《庄子疏》谓“尧废长子丹朱，不与天位，故言杀也”，顾氏未引，替古人设想，而又自相矛盾。

（三十六）

第三稿增多评论《孔子家语》一大段：“《孔子家语》这部书……是三国魏时代王肃伪造的。王肃固然大胆地编造伪书……王肃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外祖，他的经学，仗着外戚的力量，自然风靡一世了。”（第56－57页）

（三十七）

考释“西母献图”回目，第二稿举二种纬书载“西王母得益地图”、“西王母献益地图”，顾氏第三稿设想刘歆先传布伪说，然后“他就画起图”，说道：“按《山海经》首有刘秀（即刘歆）校上表，称这书是伯益所作……自从有了这些说法，人们愈加相信益是《山海经》的作者，因此他就画起全国地图，而且把这图推行到外国去了。”（第57页）

按《山海经》古称《山海图》，但其图未必是地理图，不可径称“山海图”为“全国地图”。

八、时间记异与空间记异：《考释》一文的主要方法及问题所在

顾氏认为中国古史乃由“层累造成的”，何以看出“层累”？顾氏所作的分析，实际上是文字记载的演变。这演变分为二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一是空间上的，也可以说是一纵一横的。原为《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部分内容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正是分为“历史的系统”与“地域的系统”两部分的。

严格地说，古书中的各种记载，除了专门转录的以外，没有绝对相同的。顾颉刚的发明，就是将这些异文视为演变，再将演变视为造伪。所谓“层累”的揭示，其实只是记异和排序的工作。[1]

纵的方面，是时间记异。这看似简单，实际却颇有难度。首先是先秦古书的著作年代很多没有定论，其次是对异文如何分析也往往有家派的不同。顾氏在此暴露的问题最多。对于前者，他提出了“移置法”，较之“把线装书都扔到茅厕”确乎宽容，实际上与清儒所说“以贾还贾，以孔还孔”完全异途。对于后者，顾氏遇到有矛盾的记载会认为可疑，遇到无矛盾的记载则称之为“调和”，仍可疑；凡有记载之书多以为可疑，甚至没有记载之书仍然可以认为可疑。

横的方面，是空间记异。《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在“历史的系统”方面，分出了从先秦到清代共二十三个阶段，在“地域的系统”方面，分出了山东至江苏共九个地区。后者（30页）的叙述篇幅是前者（12页）的两倍半。顾颉刚曾经说到他对“横的层累”的忽然省悟：“纵的方面的材料，是一个从春秋到现代的孟姜女故事的历史系统。我的眼光给这些材料围住了，以为只要搜出一个完全的历史系统就足以完成这个研究。这时看到了徐水县的古迹和河南的唱本，才觉悟这件故事还有地方性的不同，还有许多横的方面的材料可以搜集。于是我又在这个研究上开出了一个新境界了！”[2]因为地域性的差异是更加广泛地存在的，所以空间记异在操作上更加易得，实际上顾颉刚通过刊登“启事”而征集到的大量材料，主要是地方性的，这使他的研究工作猛然丰富起来，同时也使他“骑虎难下”，“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研究转变至此，“层累”变得无穷无尽，必然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了。

《考释》第一节，韩叔信第二稿结尾说：“在以上几段中，我们须记着，舜的故事的根据地已有了三处。”（第11页。第三稿“根据地”作“出身地”，第8页）第二节，韩叔信第二稿开头就说：“历山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说法。”（第11页）以下排列历山的四省七处异说。可见《考释》的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很有意的在空间记异方面展开的。又如第二十七节，顾颉刚第三稿说：“至于‘涂山’这一地名的解释，各书不同。”（第41页）逐一记异之后，随之总结说道：“一个有名人物，这般地给人抢来抢去，装点门面。”（第41页）此语颇含贬义，寓含了层累和造伪的评论。[3]

在文献解释方面，如《考释》说：“在《孟子》里，是没有商均这名的。”（第三稿第67页）“在《孟子》里，没有舜命禹的话。”（第三稿第68页）将没有的记载也放在异文排比之列。

又如顾颉刚说：“《史记》之后，如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直到清初集其大成的马骕《绎史》”，全是“调和、整齐，成为一个有系统的记载。”（第三稿第81页）[4]遇到不矛盾的记载，则称之为“调停”而加以批评。[5]

又如《考释》第二十三节“诛四凶”回目，顾氏第三稿重新排比《五帝德》、《庄子》、《韩非子》、《淮南子》四种文献，又增引崔述、郝懿行之说而加以批评说：“这样一讲，就说是舜诛除固可，说为尧诛亦无碍……何等地设想得圆满！”“崔、郝两家的调停之论已算做的到家了。”（第36页）同时又增评论鲧治水一段，说道：“可是鲧的‘障’和禹的‘疏’本是水利工程的一分为二的两种办法，不能举一而废一，殛鲧兴禹原是神话中的消除牴牾的一种幻想，在实际的历史上是解不通的。”（第37页）按顾氏一向有鲧、禹皆是的观点，[6]但其观点是否一种“调停”呢？

又如第二十节考释回目“八伯”，韩叔信第二稿说：“宋先生这个回目中的‘八伯’，想来就是指八元八恺而言吧？”（第22页）第三稿删此句，增多《尚书大传》郑玄注“八伯驩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批评郑注：“这是一个极端主观主义的解释”、“这真可谓理屈辞穷了”。而在第二十三节，又批评皇甫谧：“这位生在晋代的古史学家最会说谎话……把五帝的年岁和他们在位的年数说得十分确定，便可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大言不惭的人。”（第34页）按皇甫谧确切则称“大言不惭”，郑玄不确切则称“理屈辞穷”，此非史笔，只可谓是“这人说这样，那人说那样”的小说笔法了。

古书所载史事发生的前后次序，顾氏理解多误。

如第十三节，《考释》谓《孟子》未言访贤，到《尸子》“访贤的故事才找到了证据”。（第22页）按尸子当其孟子之前，顾氏颠倒其排序。

又如第三十二节“遍巡方岳”回目，《考释》谓出于《尧典》，认为：“这种制度，是秦汉时代儒者的想像中的宗教和政治的统一，是合于阴阳五行的支配的。”（第三稿第46页）“分明是西汉《尚书》学家臆造出来的制度。”（第三稿第47页）但是又说：“《史记·五帝本纪》本于《尧典》，它所记的都与《尧典》相同。”（第三稿第46页，第二稿有此句）按如谓《尧典》为汉人伪造，则《史记》反在其前，不得谓《史记》本于《尧典》。第三稿又说：“所谓四岳，《尧典》里确定的只有东岳泰山。”（第47页）按既然《尧典》出于伪造，又为何不将五岳一起造齐？

又如第三十三节“避河南，丹朱失政”，顾氏举《论语》载尧生前之言“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认为禅让是尧所定。举《孟子》及《左传》载尧死后之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河南”、“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认为禅让是人民和诸侯所拥戴。批评说：“生出了怎样多大的矛盾！”认为《尧典》的记载与《孟子》不同：“舜在登庸后三年即已受尧之禅……尧死后他就稳稳当当地登上了帝位……又哪会有‘避河南，丹朱失政’的事情呢？”批评说“这是两千多年来的儒者圆不过来的谎话！……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两千多年。”又批评《史记》历叙舜摄政、尧禅让、避河南为掩盖矛盾。（第三稿第48－49页）按各书所载，有先有后，绝不矛盾。先受尧禅，后受诸侯拥戴，或已受禅让，而又退避，均不违事理。《庄子》甚至说舜“三徙成都”，成玄英疏谓即“舜避丹朱”以后之事，是则有三次退避。况且《孟子》所载，同出《尚书》，东汉赵岐早已言之。[7]

此节顾氏又举《史记》所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授舜则天下得其利”，和《尚书大传》所载“尧知丹朱之不肖，必将坏其宗庙，灭其社稷”，认为又有矛盾，批评说：“《史记》是说为了有利于天子人民才把天子让给舜的，他的心地何等光明正大；而这里则是为了保存唐家的宗庙和社稷而把天子授给舜的，心地就褊狭了。”（第49页）在顾氏看来，似乎利天下与存宗庙不可两立，然古人向有齐家治天下之说，《汉书·刘向传》亦明言：“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

顾氏对于文献性质，四部不加甄别，甚或有意混淆。

顾颉刚在文献分析上，始终都有打破经史子集的主张，按四部分类表面上看，只是平均库藏，其实亦寓含性质鉴别之义，亦即寓含可信性的判断在内。四部来源各有不同，故其文献可信度亦不同。经史为官书，制度体例严整。（史书也有私修的，则情况不同。）子书为私家言，以立意为宗。集之本义为“杂”，小说之本义为“小道”，后往往单为说部。就《考释》一文而言，实际上虞舜及二女事迹，主要记载于经、史、子三部书。[8]这与孟姜女故事大量记载于说部，在文献来源上有很大不同。（详见《虞初小说回目考释》列举文献分类表。[9]）

如第四节考释“陶、渔”，顾氏引史部、子部书《墨子》、《孟子》、《管子》、《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韩非子》，与《三国演义》、《施公案》、《西游记》三种说部（已改编为戏剧）的故事演变方式作比较，说：“我们看到刘备本是割据时代的一个英雄，只因他的聪明全送与诸葛亮了，所以他在戏剧中只能退为成一个庸懦的人。施公也是这样，为了他手下有了智勇双全的黄天霸，他也只得成了‘施不全’了。……”（第15页）

第十七节，考释“焚廪掩井”回目，说：“要不是象的活见鬼，便是舜不是人，颇有点像《封神榜》上的土行孙了。”（第二稿第20页，第三稿略同）

第二十八节考释“降怪物，淮水安澜”回目，据《路史》淮涡水神名无支祈，第三稿增多评论说：“明代住在淮安的吴承恩作《西游记演义》，即把这个跳来跳去、力大于象的无支祈送给孙行者了。”（第42页）

第三十五节《考释》举《孟子》“齐东野人之语也”之文，而称有歧异者为“齐西圣人”，说：“可是照齐西圣人的说法……”（第二稿第33页，第三稿第55页同）

第四十八节顾氏说：“这一个回目是《虞初小说》的结穴，大似《西厢记》的《草桥惊梦》的布局，可以在读者的脑筋中起着云烟飘渺的感觉。”（第三稿第84页）

也有实为文本校勘问题的，顾氏亦理解为层累和造伪。

如第四十三节，韩叔信第二稿末有一段说：“《高士传》所言，《绎史》及《御览》皆称引，但在文字上二者多异，且皆与汪士汉校本不全同。不过在内容方面，都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第39页）按此段纯为校勘语，顾颉刚第三稿全删。

又如第十三节考释尧有“九子”与“十子”之异文，评论说：“其实，数目的多少，不必一定解释得一样，因为一个故事的演变，常是多方面的，这人说是这样，那人也可以说是那样，在我们看来，他们在传说中所占的地位都是相等的。”按“九子”出《尸子》、《孟子》、《淮南子》，“十子”出《吕氏春秋》。此一字之异，或为传本之误，校勘所常见。顾氏类比于故事，以见其随便说、皆不可信。以此证伪，可谓相差绝远。[10]

又如第四十四节考释“耽歌舞，義均就国”回目，出《山海经·海内经》：“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顾氏第三稿说：“然而《山海经》是巫书，非常杂乱，只该当作一堆未经整理的神话看待。”（第66页）又说：“而且照《海内经》所说，舜是有八个儿子始为歌舞的，義均算是有去处了，还有七人怎么办呢？”（第67页）按此问甚不合理（经史无此体例，即说部亦无此体例）。前引赵岐注《孟子》帝尧“使其子九男二女”，已曾揭示其例，注云：“《尧典》曰：‘厘降二女’，不见九男。……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逸书所载。独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尧求禅，其余八庶无事，故不见于《尧典》。犹晋献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见于《春秋》，其余四子亦不复见于经。”

《考释》中于宋氏原文，亦有失考错考之处。

如第三节考释“纯孝格天”回目，不引《尚书·说命下》“俾厥后惟尧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而引《二十四孝》。又考释“灵通鸟象”回目，认为“虽是灵通于鸟了……依然解决不了‘格天’这个问题”。按鸟、象即天，本无须另求一孤独具体之天。

又如第六节“辟商途，傅墟救败”回目，《考释》谓出《尸子》。按又见《帝王世纪》：“贩于顿丘，责于傅虚。”

又如第八节“洪水”回目，《考释》谓出《孟子》“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批评说：“宋氏这个回目，不依照《孟子》、《淮南》两书的洪水在尧前已有的说法。”（第18页）按《孟子》“当尧之时”，不能解为“在尧前”。

又如第十五节“妒采地，傲象谋夺嫡”回目，《考释》谓不知道何所本。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牛羊仓廪，即采地之谓，赵岐注：“舜有牛羊仓廪之奉，故谓之君。”《孟子》又曰“舜不知象之将杀己”，此即杀己即“谋夺嫡”。顾氏拘泥文字而反失考。^[11]

又如第十九节“五臣启四代”回目，据《论语》可知原义为虞舜有此五臣而天下成治，而开启虞夏商周之盛，非谓五人为四代始祖。《考释》知《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为回目所本，而不用孔安国注“禹、稷、契、皋陶、伯益”（孔颖达正义同）。谓五臣应是“舜、禹、稷、契、皋陶”，而反复考辨其不合，可谓“自说自辨”。

又如第三十四节，宋氏回目有“岭表”，顾氏第三稿说：“到了宋氏定下这回目，又说象受封的地点在‘岭表’（五岭之外，即今广东），那就比湖南更远了。”（第54页）按“岭表”是文章笔法。九疑山在五岭中，岭南坡有湖南道州，岭北坡有广西梧州，南坡北坡，固相毗邻，未可截然分隔。顾氏以“比湖南更远”、“即今广东”解之，倾向夸张。

此节宋氏回目有“回心”，顾氏惟考释封象，而于“回心”失考。按王充《论衡》及《皇览》引传曰：“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墨子》佚文亦云：“舜葬苍梧之野，象为之耕。”为之耕即“回心”也。

此节顾氏第三稿增封丹朱一段，按此段应在上节“丹朱失政”回目中。

又如第三十六节“建宗庙，七祖生天”回目，《考释》惟举《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按《史记·五帝本纪》又有“七世”之说：“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清王顼龄《书经传说汇纂·书传图》亦载虞世系自瞽瞍以前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芒、桥牛，共七世。又按“生天”不词，当作“升天”，顾氏亦失考。

又如第四十一节“成地平天，大功归帝力”回目，《考释》谓出《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时乃功。”第三稿增多一句评论：“可是这原本是舜美禹功，而不是‘归帝力’的‘大功’。”（第64页）按回目“大功”出自“时乃功”之“功”，而“帝力”一语则出古《击壤歌》。《礼记·经解》孔颖达正义引《尚书传》：“‘民击壤而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有何力。’”《群书治要》引《帝王世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艺文类聚》引作“帝何力于我哉”。《初学记》载：“史曰：尧时有老父者，击壤而嬉于路，言曰：“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顾氏失考因又错解。

亦有顾氏将文字改错者。如第十三节第二稿引《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尧闻其贤，徵之草茅之中。”（第18页）第三稿改作“舜闻其贤”（第22页），改错一字。

九、故事的演变与研究的演变：

《考释》第三稿关于二妃死事的辨伪取向

半回目四十六《九疑遗蜕，湘水共登仙》，在《考释》第三稿中是篇幅最长的一节（第10页）。

韩叔信的第二稿只是依照体例，辨析舜的死葬地和二妃死葬地的异说。提出舜的死葬地有三说：

1．鸣条：《孟子》

2．苍梧：《山海经》、《楚辞离骚》、《大戴礼记·五帝德》、《礼记·檀弓》、《国语·鲁语》韦昭注、《淮南子》、《史记》、《论衡》、《越绝书》、《列女传》

3．南己、纪市：《墨子》、《吕氏春秋》

二妃死葬地有二说：

1．湘水：《楚辞·九歌》、《山海经》

2．渭水：《今本竹书纪年》

顾颉刚的第三稿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第二稿，也脱离考释的本来体例，重点不是列举异说，而是直接反驳、否定相关所有记载，认为舜的死葬地点“充满着小说的传奇性”和“戏剧性的趣味”。同时增多大段有关疑古辨伪的观念说明，以及有关70年代政治背景的表态。所以，第三稿此节实际上是一篇颇具现代感的相对独立的论说性文章。

文章首先论述东夷鸟图腾。引《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又引明义士藏甲骨文“王来征夷方，于攸侯”，攸是条（條）的省文，作印证。认为商人和秦人的始祖卵生神话“用了现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却是古代民族所真实崇奉的图腾”（第72页）。

顾氏的“图腾”概念实际上是神性、神话的代名词，但是如第一回目所讨论过的，舜虽可说是在东夷的概念之内，却不是卵生，所以此处考释在推论上是有断裂的。

文章提出回目最早见于《史记》所载秦始皇和博士关于湘君的问答，而加质疑说：“怎么这位尧的公主、舜的皇后会得死了葬到今湖南湘阴县的湘山上去，做了那里的山川之神呢？”（第73页）认为这项记载体现了封建帝王的暴虐、任性胡为。

文章认为《山海经》的记载是南方神话，其发展趋向是日神和月神。说道：“既生了太阳，又生出月亮，成为宇宙中最伟大的神灵。”（第75页）“舜的故事早已由楚国的巫师流传到了南方。”（第74页）“可以说它荒谬到了绝伦的程度，但在那些逞口乱谈的巫师口中，这正是当时人们五体投地的崇拜对象。”（第75页）认为《山海经》所说的“帝俊”就是“帝舜”，而“生十日”的“羲和”就是帝俊妻“娥皇”，而“生十月”的“常羲”则“即羲和的倒转，是一个女神的分化”（第75页）。

按顾氏举“羲”与“娥”同从“我”声，是对的，清张澍已谓“常仪作占月”，“‘仪’（儀）古音与‘我’同，后世遂有嫦娥之说”。[12]但尚不能说“常羲”即“羲和”即“娥皇”。并且，顾氏的考释一向是将文字的异写视为矛盾与造伪的痕迹的，此处将异说合并，其实与他自己的方法相矛盾。

文章认为《楚辞·九歌》的二篇记载，“实则湘君是湘水中的男性主神，湘夫人乃是湘君的配偶，他们本是洞庭区域里的夫妇神，和河济流域的尧舜神根本不生关系；只因受了巫师的拉拢，并合在一起。”而《礼记·檀弓》和《尚书·尧典》的有关记载，是北方儒者“只得承认”的结果。

按此意南宋薛季宣（艮斋）先已言之，曰：“《记》曰：‘舜葬苍梧之野，二妃未之从也。’今二妃墓在蒲坂。……按《九歌》有云中君，而云中夫人、湘夫人为之配，皆水神耳，非二妃。”[13]

对于《博物志》和《述异记》中“斑竹”的记载，顾氏拿《红楼梦》中的“潇湘馆”作类比，认为“可以说是这个故事的最高成就”。（第76页）[14]然后又拿李白的《远别离》诗作类比，认为故事不只是登仙、喜剧、哀艳，其实是“写出了君臣篡夺的惨酷”、“可说极人间的惨酷”。（第77页）

按近代以来较早从文学角度分析二妃、斑竹故事的为兒岛献吉郎，所著《中国文学通论》肯定此一故事为“为古今恋爱之祖”，在“追慕文学”与“以女性为诗题的人物”二节，都有这样的论断。所著《中国文学》在“感情文学”一章中，也有“中国之恋爱文学，发端于帝舜时代”的论断。顾氏显然并不真正关心此一方面。

    文章又举《史通·疑古篇》为佐证，说明“舜死苍梧由于禹发动了一次剧烈的宫廷政变”。（第77页）但刘知幾所作的毕竟是史学考证，这与顾氏的神话学解释其实又是矛盾的。[15]

文章又举韩愈《黄陵碑记》和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认为洞庭湖君山上的二妃墓“只是后人用来装点名胜的一个所谓‘古迹’”。（第78页）顾氏对“古迹”的揭露颇多，[16]按“古迹”的作用并不在于保存先人的枯骨，而在于“祭如在”的话外之音，基本上不能纳入“造伪”与“辨伪”的范畴。

以下文章举《墨子》、《吕氏春秋》的异说，但增多了一大段“辨伪学史”的解释，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说起。认为“康氏著这书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他的议论极多主观武断之处，但他著书所依据的资料多数是历史性的文献，先秦诸子的托古改制的长期秘密却被他揭破了”（第79页）。然后，文章依照康有为之说加以申论：“孔子是主张改制的，孔子开了这个风气之后，先秦诸子也都跟着主张改制。……第一个起来提倡改制并改造古代历史以适应时代需求的人，便是墨子。”（第79页）

按此二语自相矛盾。

顾颉刚说：墨子“这个学说的实质原为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而在它的形式上则尽在叙述过去历史的荣耀，这就造成了‘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的中国上古史！”（第80页）又认为孟子的不同观点是因为：“当时百家争鸣，谁都可以想出花样，套在古人的头上。你说这是‘盛世’，我就说这是‘衰世’。你说这是‘喜剧’，我偏说这是‘悲剧’。”（第80页）

这种“纵论”是无据无信的。

文章结尾，顾颉刚说道：“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各地都在发展考古工作，这才是我国建立真古史的曙光，我们正在等待一部真的《中国古代史》的出现，那些旧式古史已渐渐地化为废纸了。”（第81页）

按此一段殊不类考据文。且不说顾氏疑古辨伪之初，决不能预期新的人民政府的出现，即他关于新旧史著的判断，也过于简单化了。当然，这些话语用来考察顾氏的治学取向还是有效的，实际上，为了在政治上创造一个美好愿望而编制神话故事的，正是顾颉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