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氏《序例》与顾氏《考释》的不同取向

在《考释》第一稿发表前后，顾颉刚还有二处论述，一在读书笔记中，一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三者的写作或发表时间排序如下：

1．《泣吁循轨室笔记》中《宋育仁与〈虞初小说〉》条：记于1924年2月20日－4月17日之间。[1]

2．《考释》第一稿：《语丝》发表时间1925年6月15日。

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1月12日始草，4月20日草毕。

这三处论述，都或多或少引用了宋育仁《序例》的原文。读书笔记和《语丝》第一稿都介绍了《讲学类钞》和抄录了二十四回的回目，并有简评，可以看出《语丝》第一稿基本上由读书笔记移录而成，其中引用《序例》原文的一句按语都完全相同，但删去了“这一种总也不续作了”等具有讥讽意味的话。还有《语丝》第一稿增写了第一回上半回目的考释。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这一件故事是战国时的最大的故事”一句，与《语丝》第一稿语意相同，（后者作“舜的故事，是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同时加了说明：“本书第二册中的《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一篇，就是想把它作一回鸟瞰的。”[2]

值得注意的是，读书笔记中有一段自述“观念”的话，是正式发表的《考释》和《自序》中没有的。（《读书笔记》的发表已在顾氏逝世之后。）读书笔记说道：“我们今日所以能够彻底的辨论（原文如此，下同）古史，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这崇拜圣人的观念须到今日伦理观念改变时才可打消，故彻底的辨论古史的事业到今日才可作。我们的智力并不是比古人特别好，实在是我们处的时势比古人特别好。”

所说“观念”实指民初的时代思潮，具体说是西化运动。这段话虽不见于正式发表的文章，却是顾氏经常陈述的。可见疑古辨伪始终都有时代政治背景关联，研究一开始就持有全盘否定古史的预设。

读书笔记又说：“宋育仁能写出这个回目，实在他已知道舜的故事是小说意味的故事了。……我们既没有这崇拜圣人的观念，所以就可明白承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实了。可见相差只在这一点观念的改变，对于材料的地位与价值的见解原是一样的。”

观念的不同关系着研究的宗旨不同。虽然材料相同，但因观念、宗旨不同，研究的结论便也不同。顾氏此语可视为上面观念论的补充。

下面即开始呈现分歧。

宋氏《序例》关于虞舜有一段描述，说道：“帝舜……其初遭遇（《考释》、《自序》同，读书笔记引作“其初遇遭遇”）之厄，则不得于亲，至于捐阶掩井。其后遭遇之隆，则先得于君，至于登庸在位。妃匹之爱，则二妃皆帝女。风云之会，则五臣皆圣贤。成治水之大功，狩苍梧而仙去。”随之感叹说：“实古今中外、环球五洲、空前绝后、绝无仅有，说部家所穷思极想而万难虚构者，乃于帝之实事得之。”[3]最后述其宗旨：“依回段之体，用通俗之言，以平淡出神奇，化虚构为实事，演说帝舜故事，即取《虞初小说》为名。”

按宋氏《序例》本意，乃是极言虞舜事迹与故事情节的相似性，也明白采用小说的形式，而目的仍在陈述史实。所说“化虚构为实事”一句，实际上是“以虚构表达史实”之意。

顾颉刚与宋育仁的分歧，是认为虞舜事迹原本就是故事情节，并且宋氏所写也只能是小说故事。在“万难虚构者”句后，顾颉刚说：“刚按：那（哪）知即出于说部家之穷思极想之虚构。”（《读书笔记》）又说：“‘古今中外环球五洲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故事，原由于‘说部家所穷思极想’的‘虚构’。”（《自序》）又说：“他说这是舜的‘实事’，万不是说部家所能‘虚构’，这句话我们不赞成。”（《考释》第三稿）主宾关系倒转，因果关系也跟着倒转。

可见顾、宋二人的根本分歧，是以历史为小说和以小说写历史问题。

彭明辉曾将顾颉刚的传说故事研究与胡适的白话小说研究加以比较，指出：“胡适用历史演进的方法研究白话小说，从而揭示‘科学方法’；以吾人今日眼光观之，即用史学方法研究通俗小说；顾颉刚正好相反，他是以故事的眼光，来从事古史研究；二者貌虽似而质异，其间存在方法与目的之歧异。”“简言之，胡适是以史学为方法，白话小说为目的；顾颉刚则是以研究故事的方法，从事古史研究之目的。”[4]

彭明辉又说：“顾颉刚与胡适的观点亦非全同，其间的差异主要在于顾颉刚把古史与高文典册看得跟戏曲一样，胡适则把白话小说看得与典籍同位，二者之间固非戏曲与小说之同异，而系位格问题。胡适是把白话小说的位格往上拉到与经史等高；顾颉刚则把经史的位格往下降到与戏曲相似。”[5]

这一总结也适用于顾颉刚和宋育仁。

非常有意思的是，顾颉刚后来一直都有以小说写历史的计划。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得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6]顾颉刚在俗文学方面的成绩，实际上是他疑古辨伪的意外副产品。而他以小说写历史的心愿，又恰似步宋育仁之后尘了。

抗战间，重庆《文史杂志》连载顾颉刚的《中国古代史》，第一篇《商王国的始末》刊出时，《编辑后记》说道：“《商王国的始末》是顾颉刚先生用通俗体裁所写中国史的第一章。他虽曾在云南大学讲授过，但既未编完，流传也尚未广远。顾先生现在答应为本刊陆续编完，所以我们从头刊登，俾一般读者在公余课后读一读这部深入浅出趣味丰富的我国史。”[7]明白介绍顾氏所作为一部通史，特点是语言通俗。[8]

然而顾氏却在“前记”中说：“许多年来，我常想系统的编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给一般人看。……所以前年到了云南大学，就用通俗体裁编写上古史讲义。人家笑我写的是小说，我说：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希罕登大雅之堂。”[9]

顾氏久有撰写中国通史的愿望，但他的写作手法却近乎小说，其“以虚构表达史实”的做法正与他所批评的宋育仁相同。

建国前后，顾颉刚约人撰写历史小说，成果之一有陈穉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出版。在写于1954年的序文中，顾颉刚说：“二十多年来，我发愿要编出一部中国通史演义。”[10]陈穉常即是顾颉刚有计划合作的若干位女性之一。仅从形式上看，该书与虞舜、二女相关的第二回的回目“耕牧溯羲农，千古文明开涿鹿；陶渔终禅让，九州贡赋会涂山”，与宋氏《虞初小说》，除了后者更为细腻，确实十分相似。

在此同时，顾颉刚在上海办大中国图书局，主编《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是其编纂中国通史愿望的继续。在《编辑旨趣》中，顾颉刚说：“中国的传纪文学已有了很久远的历史。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至于唐代的变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演义，以及各种剧本和词曲，莫不是在历史里抉出几件动人的故事……不过那些作者加入想象的成分太多了，往往歪曲了真相，使古人蒙受了不白之冤。”又表示，丛书“希望替民间流行的故事作一点合理的纠正……有时也不能不加上一二分想象，可是决不使古人蒙冤”。[11]

这段叙述完全没有史学与文学的界线，史学在靠拢文学，文学又在靠拢史学，但总的取向仍是以文学手法描述历史，所谓“历史故事”,大概可以理解为以故事表达历史。

丛书预计第一集出版160种，以后再编写第二集、第三集。至1947年10月，顾颉刚日记写道：“《历史故事丛书》，已作七十余册，再作八十余册，第一集即全。……此事亏得伯庸与德辉二人之努力，俾予得实现志愿之一部。”[12]

姑以常见的若干品种而论，如《墨子止楚攻宋》、《吴起和孙膑》、《田单复齐》、《荆轲刺秦王》、《关羽单刀赴会》、《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编写者为纪庸；《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编写者为顾德辉；《信陵君劫符救赵》，编写者为吴蕙兰。纪庸1933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在南京中央大学、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为顾颉刚的同事。顾德辉是顾颉刚之子，1922年生，江苏教育学院毕业，编辑该书（1949年4月初版）时27岁，建国初又曾编写出《爱国主义通俗历史故事丛书》中《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岳飞抗金的故事》（署名顾友光）、《黄巢起义》（署名顾友光）等品种（各书又题《历史故事小丛书》由四联出版社出版，署名顾德辉），也仅30岁出头。[13]吴蕙兰事迹不详。

《历史故事丛书》语言、结构的故事性、戏剧性十分明显，编者的观念与评说也往往可见，绝非只“加上一二分想象”，也难说“决不使古人蒙冤”。就编写的各方面情况而言，顾颉刚这一庞大计划可说基本上是失败的。“知难，行亦不易”（胡适语），洵非虚语。

六、加重描绘与增多评论：顾颉刚70年代第三稿的主要变化

顾氏研究古史皆以“层累”分析为基本方法，而后世学者对于顾氏此文的观察，其实亦恰可作一“层累”的分析。

今按顾氏第三稿的修订重点，并非增加资料，推密论证，而是往往加重描绘，增多形容词、定语，增多猜测及评论语。尤其修订较大的最后部分，篇幅臃肿，体例不谐，时代政治色彩较之五四以后，依然浓厚。如前文所引，顾颉刚曾说“我们今日所以能够彻底的辨论古史……实在是我们处的时势比古人特别好”。从第三稿的修订情况来看，顾颉刚身感的“时势”优势，一直保持到70年代未变。

以下所举仅标出《考释》半回目序号。[14]

（一）

顾颉刚第三稿将韩叔信第二稿论感生说“无系统”一句，改为“一种原始社会图腾崇拜自然发生的感生说”；“有组织”一句，改为“在阴阳五行高度流行的汉代”、“在一个阴阳五行的系统之下”、“一种有意造作的感生说”。（第7页）

（十八）

考释《尚书·尧典》“烈风雷雨弗迷”，第二稿说：“这颇近于仙人的试心和道士的斗法。”第三稿增多一句：“大可作小说上的装点。”（第27页）

（二十二）

考释“窥神器，干戈萌异志”，第三稿增多一段评论：“为了帝位的转移，激起各方面有力者的反对，以致发动刀兵，可见禅让这一制度推行的不易。然而鲧有兽角以为城，又有兽尾以为旌，毕竟露出了神话的面貌。”（第31页）

（二十三）

考释四凶人名，第二稿说：“但那时的凶人何以这等巧，都又以四数为一组，如近世的有‘戊戌六君子’，又有‘洪宪六君子’呢？”（第24页）按以数字归纳并称，今日比比皆是，如“四人帮”等皆是。韩氏虽有问，而实自相矛盾。第三稿删“六君子”，而仍说道：“我们禁不住又要问道：那时的凶人何以会得这样地巧合，都是以四数为一组的？”[15]

（二十四）

考释“辑五瑞，更定朝仪”，谓出《尧典》“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今本在《舜典》）第二稿说：“辑五瑞与班瑞即与现在的经过一番变革之后重新验契是一样的意思。”（第25页）其意似乎颇能理解。第三稿删此句，增多辨《尧典》之伪一段，说：“这个回目全出《尧典》。这是西汉时代面临的一个封王侯以藩卫天子的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尧典》著作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第38页）

（二十九）

第三稿增多一节：“那时还是母系社会，妇女是氏族的主人……并不以无夫生子为羞，根本用不着抛弃。”“弃儿的行为……表现了父权社会中对私生子的惨酷处理！《尧典》称稷为‘弃’，正是它晚出的证据。”（第43－44页）

（三十四）

第三稿增多一句：“大象的鼻子在兽类中为最长，而这名字叫作象的也封到鼻墟，或作有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巧的事，是不是其中含有神话的成分呢？”（第53页）

《括地志》谓营道县有鼻亭神：“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第三稿增多一句：“这分明说他是一位神道了。”（第53页）

按后人传为神道，与最初史迹的发生，完全是两回事。

（三十五）

第二稿举《孟子》舜封象之有庳，“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第三稿增多评论说：“这倒很像汉以下的封国，天子派了太傅去代封君执行政务一样，可知孟子确是生在封建社会，已经有了中央集权的思想了。”（第52页）

（三十七）

考释“西母献图”回目，第二稿说：“其所在之地，亦有种种说法，丁谦谓即古代的迦勒底国，顾实谓即波斯国，张星烺先生则谓其地在今俄领西土耳其斯坦撒马儿罕附近。说者纷纷，不知熟是？”（第34页）

第三稿删“说者纷纷，不知熟是”一句，增多评论说：“这些话都见于他们的《穆天子传》的考证。这些渺茫的猜测，也许没有一个正确的，但也许将来可以在亚洲西部的考古工作里得到某一说的证实。”（第58页）

按第二稿虽将“空间记异”方法沿用到了现代，犹是初稿的考释体例。顾氏第三稿则修订成文学性的反语。

下文考释“四夷齐向化”回目，第二稿说：“假若使臣的报聘在那时是实事，舜所得的荣誉，一定不下于近代国家的元首！”（第35页）

第三稿改为：“舜所得到的荣誉真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了。”（第59页）

（三十九）

考释“显神异，黄能化羽渊”回目，第二稿说：“正在兴兵讨伐有苗的时候，忽然插入这么一段故事，看起来颇有点不伦不类，这也许是与征苗有关的一段穿插吧！”（第36页）

第三稿“时候”改为“动乱时代里”，下句改为“使得读者有点新鲜的感受，这是宋氏善于变换气氛的技术。”（第61页）

（四十二）

考释“凤仪兽舞”回目，第二稿说：“由夔说的这段话……”（第38页）

第三稿改为：“夔说的这一套话……”（第64页）

第二稿说：“《今本竹书纪年》的附注……也这样记载。”（第38页）

第三稿改为：“《今本竹书纪年》的附注也就照样地记下了这般美丽的景色。”（第65页）

（四十三）

考释“甘隐遁，善卷入山”回目，第二稿谓出《庄子》及《高士传》。

第三稿增多一句，谓汪士汉校本《高士传》：“他写出高士的不愿做皇帝的心意，文字更加淋漓酣畅。”（第66页）

（四十）

第二稿举《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解释说：“执此器具以舞，有苗乃服。”

第三稿为突出其不合常理，增改为：“执了这工具以舞，经过七十天功夫，有苗就服了。”（第63页）

按“七旬”谓七十天以后，非谓舞干羽七十天无休止。《韩非子》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又见《帝王世纪》）所谓“修教三年”，亦谓三年以后，非舞干羽三年也。

（四十五）

考释“涂山再受禅”回目，第二稿举《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一段，夹注说：“有人说这段话是战国后人插入的。”（第39页）

第三稿增多一句：“……我看很对，因为这段文字和五德终始说很相像，每一帝王的在位是有他一定的历数的。”（第67－68页）

第二稿举《孟子》“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一段原文，第三稿亦增多一句说：“前帝的推荐，后帝的避位，臣民的推戴，竟这般地相像，证明历史是尽可重演的。”（第68页）

第二稿又举《吴越春秋》原文，第三稿增多评论说：“描写人民拥禹为帝的热烈情绪更深刻了。”（第68页）

第二稿举《宋书·符瑞志》说：“记得很详细……禹受禅的故事的本身，却有点神乎其神了。”（第40页）

第三稿改为：“描写得更为生动有力。”（第68页）并增多大段评论说：“这些话写舜之禅禹，完全由于上帝的压迫，上帝用了疾风雷雨等可怕情状逼得他不能不禅位，又用了和气景云荣光黄龙来嘉赏他的禅位。似乎都是王莽用了诈力受汉禅以后，历代权臣都摹仿这个方法而登帝位，因而御用文人造出这种受禅的神话来作禅位的点缀，骗得人民的信仰，这些人造神话就有了它的在实际政治中的一定的市场了。”（第69页）

（四十七）

考释“明伦教，孔子删书”回目，第二稿此节甚短，仅一段数行，谓回目出《史记·孔子世家》，夹注说：“《尚书纬·璇玑钤》亦有孔子删书的记载。”

第三稿增多论六经、论《尚书》二十八篇、论《虞夏书》三段。又改写第二稿，否定原说，认为：“回目里说的‘孔子删书’，这件事在司马迁作的《孔子世家》里还不曾有。……直到西汉后期，纬书大出，《尚书纬·璇玑钤》才活见鬼地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以下又论王莽篡汉，刘歆作国师云云。

（四十八）

考释“爱国心，屈原入梦”回目，第二稿说：“大概宋先生因为屈原有‘就重华而陈词’与‘九嶷缤其并迎’的话，便把他拉来作为尾声的主要角色，在小说的布局上是很好的。……至于屈原怎样入梦，我找不出它的出典了。”（第42页）

第三稿删，而增多论楚国一段、论屈原生平一段，又据《楚辞》解其入梦与梦醒，并说：“这是他在痛苦的遭遇中精神失常的自白，是他临死时的哀鸣，也是他抱着真切的爱国心而得不到国人的认识的悲思的发泄。”（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