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顾颉刚论《虞初小说》二女事之文献分析

一、《虞初小说》研究与顾颉刚疑古辨伪学的关系

《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以下简称《考释》）在文章之道方面，是非常精巧的一个案例。它仅仅根据原作者拟出的标题，便逆推原作者想要写出的内容，然后加以批驳。原作者的标题只有二十四回，而《考释》却将其一分为二，写出了四十八节，以总数6万字（第三稿）的篇幅回应原作者，其分量之重实有不可当之势。

顾颉刚疑古辨伪研究的展开，前后倾重不同。不佞曾经说过：

最初是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和提出古史原于神话的观点。中期发展为“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其含义接近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后期支持童书业的“古史分化演变说”和杨宽的“神话演变说”，又回归到古史原于神话的观点上来。[1]

顾颉刚对宋育仁《虞初小说》的研究，反映了他疑古初期“分化层累”的研究方法和治学倾向。

顾颉刚疑古思想的提出，首先是由“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引起的。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道：“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

在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物愈放愈大”，都举尧舜立说。顾颉刚逝世后，顾门弟子径称其说为“顾律”[2]

顾颉刚早年读书笔记《遂初室笔记》中，曾说：“欲破《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当先研究下列许多小题目。”其一为“帝舜的故事”。[3]

顾颉刚《考释》三稿总论主题是：“宋氏所以标出这个回目，原是为了这部《虞初小说》是以《尚书》中的《虞夏书》做中心资料的。现在经过我们一考，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尧典》、《皋陶谟》和《伪大禹谟》等篇都只不过是小说家腕下所搬弄的故事而已。”[4]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是将人物、历史、经典进行三点一线式的摧毁。在夏代，人物是大禹，经典是《大禹谟》、《皋陶谟》、《禹贡》。在唐虞，人物是尧、舜，经典是《尧典》（包括《舜典》）。[5]

顾颉刚曾说《封神榜》人名是真的，史事是假的。在唐虞历史上，则连人名也是假的。[6]但顾颉刚尚承认地名是真的。如说：“孟子所讲的尧、舜的事情，大多数把神话和传说化为史实，造成了古史上的纠纷，惟独说到舜的生卒地点却透露了历史的真实。”（第三稿第71页）

如果说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三个意思确是提出“假设”，那么1929－1937燕京大学的八年研究则可谓重在“求证”。这期间，顾颉刚发表了《三皇考》（与杨向奎合写）和《夏史三论》（与童书业合写），但在尧舜方面，则只写出了论述角度并不一样的《〈尧典〉著作时代考》的初稿。[7]

那么比较而言，顾颉刚论《虞初小说》一事大约可以代表他关于虞舜问题较为集中的意见。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说：“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后，再着手考舜的故事。这一件故事是战国时的最大的故事（战国以前以禹的故事为最大，可惜材料很少，无从详考），许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为中心而联结起来了。后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话部分删去，把人事部分保存，就成了极盛的唐虞之治。这件故事又是古代最有趣味的故事。”[8]

紧接下文便说到宋育仁的《虞初小说》。

《考释》的引论部分，引用了郑樵《通志·乐略》论《琴操》文：“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这一引用也见于《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9]

《考释》又说：“我自去年在《歌谣周刊》上出了《孟姜女专号》后，到今把‘杞梁之妻’的故事已经知道了些约略了，虞舜和他的家门他的朝廷的故事，我何尝不想也考上一考。”（《语丝》第一稿第88页。第二稿、第三稿略同）

由此可知虞舜问题在顾氏疑古学说中的核心地位。

二、《虞初小说》研究与顾颉刚民俗学的关系

如前所说，顾颉刚摧毁古史、经典的另一面，是取代以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故事诸概念，在顾氏并无严格的界定，它可以和新兴学科神话学甚至原始宗教学相关联，而更与民俗学、俗文学相衔接。

顾颉刚早曾了解西方民俗学中“故事母题”（motif）概念，并说如秋胡故事、蝴蝶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等的分析“颇易为也”。[10]这一概念与顾颉刚的看戏经验可谓一拍而合。但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分析“大禹治水”一类故事。从远古到夏代，被顾颉刚拿来作故事演变分析的例子，只有虞舜一个。（商周有《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和《宋王偃的绍述先德》二个较小型故事。）所以，此例同时也可以说明顾颉刚古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关系。

在顾颉刚早年读书笔记《景西杂记》中，有《舜故事与戏剧规格》一条，记于1921年9－10月，说道：“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君王，《论语》上，问孝的很多，孔子从没有提起过舜。到孟子时便成了一个孝子了，说他五十而慕，说瞽瞍焚廪、捐阶，说他不告而娶，更商量瞽瞍犯了罪他要怎么办，真成了惟一的子道模范人物了。想其缘故，或战国时《尧典》已流行了，大家因‘父顽、母嚣（当作嚚）、象傲、克谐以孝’一语，化出这许多话来。更可（疑缺字）孔子时《尧典》还没有，所以孔子口里没有说到类似《尧典》的话。”[11]

这一段排比《论语》、《尧典》、《孟子》的话，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说》所说“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齐家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12]，大体相同，可谓后者的母本。

而《景西杂记》中紧接一段便说：“据书上，舜之死于苍梧，年已百岁，其二妃年岁，度亦相若。彼此期颐，必已无情可说，何以又有泪竹成斑之哀艳事乎！盖古人之事，虽无所知，而谈说之士，必欲装饰之为戏剧中人物。故舜之在野，则小生也；瞽瞍，净也；瞽瞍之妻，彩旦也；象，丑也。舜既登庸，则老生也；二妃，正旦也。战国人之设想，何以与后世戏剧格局相似之甚乎！”

尧舜禹问题，一般认为属于古史研究，顾颉刚对此问题的切入，是由看戏的经验而加以套用。当然，这一方面顾氏最著名的研究是孟姜女故事。顾颉刚作有《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二文，前者发表后有“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13]的评价后者实际上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一部分。二文明显体现出顾氏毁灭古史与兴起民俗学二取向的关联。[14]

所以，不佞又曾说过：

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介于民俗学与历史学之间。他以民俗学的模式代替历史学的研究，又以历史学家的立场营建民俗学科。由孟姜女故事等引出的“古史层累造成说”，与其将其视为史学研究的规律，不如将其视为民俗学的规律，与其称之为“层累造成”，不如称之为“层累阐释”，方始更具合理性。[15]

换言之，故事的演变自然是客观事实，但其演变亦有其扩展的范围。经、史、子、集，性质各有不同，[16]故事的演变不一定要比对历史的编纂，更不一定要否定历史学。

早在20年代，李守常已提出“历史解喻”之说，40年代姜蕴刚又提出“历史艺术论”，至今文化市场上有大量“话说历史”作品，推其情理虽与历史记载不一致，要皆不与历史记载“势不两立”。[17]

顾颉刚的虞舜故事研究，与其著名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有一共同的起点，但二者的结局不同。二者同样是描述演变，孟姜女作为大众喜爱的民间形象是正面的，换言之，故事及其演变是被肯定的；[18]而虞舜故事则作为文人加工的作品被认定为虚假的伪造，换言之，故事及其演变被否定了。所谓“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实质是以故事的层累求证历史的层累，又是以肯定民间故事传说，来否定古代史书、史家、史学。[19]此一差异也可作一总体观察，即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是一种否定性的研究，他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以否定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而成为专家，[20]但与此同时展开的神话、传说、故事研究，不久都成为了迅速发展的现代新兴学科或新兴学术领域了。

这种或肯定或否定的处理，与时代政治的价值判断相关，迄今已历80余年，应当予以反思。

三、宋氏《虞初小说》与顾氏《考释》之缘起

《考释》一文至少写有三稿（另有读书笔记一条可视为最初文稿），第一稿写于20年代初，第三稿写于70年代，前后时间跨度最大，作者亦曾易手。

虞初，人姓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按《汉志》所载小说亦不始于《虞初》，前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虞初》殆其最后者。张衡言“本自虞初”，盖以能集九百篇之多者，莫此为著，遂成渊薮。《文选注》：“言九百，举大数也。”顾实《讲疏》：“本志篇帙，莫此为众。”后以为“小说”之代称。

《虞初小说》，清末宋育仁撰，原载江阴江南南菁学堂半月刊《讲学类钞》第一、二册，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21]《虞初小说》其《序例》引《汉志》称“演说帝舜故事，即取《虞初小说》为名”，则就其题目而言，语义重复，犹言“小说小说”，又未有副题说明限于虞舜故事，可见其匆草。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以二品顶戴参赞衔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任公使参赞，回国后，倡导维新运动，参加“强学会”。1897年在重庆创办《渝报》，1898年在成都创办《蜀学报》。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又有“谈新政最早”、“新学巨子”诸称。其后转向保守，主张君主立宪，曾博稽各国宪法，著《宪法比例徵》一卷，盛道三代善法，主张“复古即维新”之说。有经学及时政论著多种。宋氏曾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1907－1910年（？）任江南南菁学堂监督兼总教习，“始为分科教授之法”。大约宋氏任学监之前，先已主办《讲学类钞》。李定夷《民国趣史·宋育仁轶事》又称宋氏在南菁学堂“乃以高足兼教授，而自寓沪上”。

《虞初小说》为未完之作，据顾颉刚介绍，《讲学类钞》刊出的只有《小说学研究序例》、全书二十四回的目录和第一回的上半篇。顾颉刚说：“五册中第一、二册有小说学一项，刊《虞初小说》，以舜事演为章回。三册至五册皆无之。大约即使尚有六册以下，这一种总也不续作了。”[22]数语仅见于顾颉刚日记，《考释》正文删之，语气带有讥讽是很明显的。

有意思的是，不佞查询顾氏《考释》一文的最初刊载情况，于1925年6月15日《语丝》第三十一期仅见《考释》的开头部分，包括引言、宋氏回目及第一回的上半篇考释，亦无“之一”“待续”之类字样。不佞委托图书馆特藏部的朋友代为查找，也是连翻了十余册，终以回告“大约总不得见”之意。

《虞初小说回目考释》，前后共有三个版本。《语丝》第三十一期是原刊（以下简称第一稿）。第二稿刊1931年8月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三期（以下简称第二稿）。第三稿刊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煦华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以下简称第三稿）。

第三稿文后有编者说明：“原载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第三十一期，修订后载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史学年报》第三期，七十年代又作了大量的修订。”和《考释》的复杂过程相比，这段说明很不详细。第一稿的“原载”没有说明仅是文章的第一部分，按第二、第三稿篇幅衡量不足全文的十分之一。第二稿是重写和续写，而非“修订”。第三稿实系遗著。另外论文的署名，第二稿单独署名韩叔信，第三稿重新署名顾颉刚，因为著作权观念特为近人重视，所以是三稿中的最大变化。又第三稿长达87页，修订非短期可以完成，而不见于顾颉刚70年代间所写日记。韩叔信于1965年病逝，生前是否了解将有第三稿的变化，亦不可知。

《语丝》为周刊，《考释》刊出时，副题“古史杂论之四”，其他三篇为《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盘庚〉中篇的今译》，先已刊于《语丝》第二至三、六、十一期。因为《古史辨》是汇编性质的，所以四文均在1926年6月11日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所刊《第二册拟目》中作了预告，其他三文也均见于《古史辨》第二册，惟独《考释》未见刊载。

《语丝》创刊时孙伏园任主编，一个月后由周作人接任，周作人、鲁迅兄弟实际主持其事。顾颉刚、鲁迅交恶是1926年8月到厦门大学以后事，实际上《语丝》之得名尚由顾颉刚提出，[23]1925年8月顾颉刚还在《语丝》第四十期上刊登了《〈今縢篇〉今译》，所以《考释》没有登完的原因，应当是顾颉刚自己未及写出的缘故。

顾颉刚《考释》第一稿开头，原有“九年前，我的朋友叶琯生（即叶正甲，苏州人，律师）先生送给我《讲学类钞》五册”一段，韩叔信第二稿删此段，代以自己的《附识》。

《考释》第二稿引言部分，保留了顾颉刚原文，包括第一人称“我”的句型均未改动。引言文末韩叔信有一句夹注说：“这一段话完全是顾先生初稿的原文。”今经核对确实如此。

但韩叔信《附识》又交代：“这篇文章，本来是顾颉刚先生数年前的旧稿……这篇文章的前一部分，我差不多完全抄录了顾先生初稿的原文……从第十九回的‘西母献图四夷齐向化’以后，则完全是我续作的了。”按如果第十九回以前顾颉刚已有初稿，意味着全文已近完成（约占十分之四），而顾氏却没有续完或拿出连载，是一疑问。

现就可资比对的第一回目上半篇《沩汭流虹，握登符圣瑞》来看，《考释》首引《太平御览》卷八十一所引《帝王世纪》“瞽瞍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似可解宋氏原题，但却说：“他这话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顾氏的辨伪方法是以原典的排序说明演变的迹象，如果不能排序，就不能说明演变。这一节顾颉刚找出了《帝王世纪》“见大虹”一条出处，却只是孤证。下面考释“沩汭”，讲地理、地名问题，作用就比较小了。恰是韩叔信的第二稿找到了《河图纬·稽命徵》“握登见大虹，意感生舜于姚墟”一条材料，次序排在《帝王世纪》之前，可以说明演变的迹象亦即造伪的痕迹，在辨伪上是可以成立了。韩叔信在此节上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顾颉刚的第三稿正是在韩叔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大段关于纬书的论述。

此外，和《稽命徵》一条材料相对应，韩叔信增加了“感生说”一种解释。说道：“这件故事的意义，与简狄吞燕卵、姜嫄履大人迹之说相同，都是‘感生说’下的产物，不过在时间上有发生的先后罢了。姜嫄和简狄生子的传说发生在战国以前，是一种零碎而无系统的感生说；而握登意感而生舜的传说，却产生在纬书出现的汉代，是在一个系统之下——太徽五帝——而有完美组织的一种感生说了。”

所以，“完全抄录了顾先生初稿的原文”及第十九回以前顾颉刚已有初稿之说，应当存疑。

四、关于《考释》第二稿作者韩叔信

韩叔信，山东人，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学生，1931年毕业。毕业后，曾参加“技术观摩社”活动。抗战间任重庆南开中学的副主任兼教导主任、自贡蜀光中学的校务主任及校长，并曾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进修。

韩叔信与顾颉刚往还甚多，截止1946年，顾颉刚日记中大约有七八十次关于韩叔信的记载，多数为“同席”、“同游”、“同观戏”、“来家”、“留饭”和致信等内容。日记1929年10月7日：“我的学生……本科生：韩叔信。”1930年1月25日：“燕大中上我课的学生……韩叔信。”1930年9月16日：“今年的学生，继续选修的……韩叔信（史系四年）。”1931年8月17日：“齐思和、韩叔信来道别。”[24]

毕业后，1934年1月，顾颉刚在北平创办技术观摩社，有韩叔信参加。顾颉刚日记1934年2月11日：“叔信来，同到煨莲家开会，讨论技术社务。”[25]

毕业后的韩叔信曾对顾颉刚的治学有很好的评价。顾颉刚日记1932年7月10日：“煨莲述张文理、江启泰诸君读我所作文字，均甚感动，谓态度肫挚，言无不尽。叔信云：‘见顾先生，不必听其说话，只须看他面孔，已使人不忍不做研究工作。’”[26]

但韩叔信是主修世界古代史的，直接的老师是留美多年的洪业（洪煨莲）。在《考释》的第二稿《附识》中，韩叔信说：“去岁从顾先生研究《史记·五帝本纪》，为了练习研究古史传说的方法，顾先生便把他未作完的旧稿交给我，嘱我加以改作。”

就此推测，韩叔信当时撰写第二稿，可能便有“不忍不做”的一重因素。

在此问题上，吴立模的案例可资对比。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正式刊出在1924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69号（第73期续完）。《孟姜女故事研究》正式刊出在1927年1月《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此前，吴立模的同题论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已在文学研究会会刊《星海》刊出。《星海》于1924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扉页题《星海》上），故吴文的正式刊出尚较顾氏为早。

吴文后，顾颉刚有一短跋，说道：“我久欲做一部《故事转变录》，只是得不到时间，不知何时才可动笔。近与吴秋白先生同寓，把这层意思告诉了他，他很欣然，就把孟姜女的故事作成了这一篇。”[27]

吴立模，又称吴秋白、重九弟、表弟、鄂姑母长子。顾颉刚在上海期间，二人往从甚多。顾颉刚日记1923年10月30日：“为秋白集孟姜女故事史料。”[28]所记当即此事。

吴立模还曾帮助顾颉刚抄写过文稿。同年10月20日日记又载：“校秋白抄《后稷的实在怎样？》一文。”[29]所抄为《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的第五部分。

在此，吴立模确似建立了一种模式。从著作权的角度看，拥有著作权固然可以决定其署名权；而从署名的角度看，版权之署名却证明着其著作权的归属。所举论文不能看作是代写，却又不是合写，其著作权难以归于一人所有：归于顾，则吴、韩为伪；归于吴、韩，则顾氏为伪。虽然论文命题出于顾颉刚的授意，但文稿完成是否如其预想，抑或超过所期而不得不加以追认，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总之在以现代著作权观念衡量古人而深究其多非本人手著的同时，顾颉刚自己的著述其实是最难用著作权加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