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时光如白驹过隙，自余夫妇携手来湖南，得稿六七部，得文百篇，而转瞬七年矣。本意来此静读群经，迄今一经未毕，盖因所居永州零陵，潇湘之汇，南接苍梧，北枕衡山，昔为帝舜故陵，羲叔所游，祝融所守，贤圣辈出，水石可喜，自司马子长以下，学者多历览焉，余亦不能例外。因《尧典》而考时政，因《舜典》而考夔典乐，因《楚语》而解绝地天通、山川群神，援引贾子《新书》而上籀《鬻子》，踪迹马王堆古地图而进论九嶷山古天子之祀礼，兹又考索有虞氏之二妃矣。

稿中《湘妃传说之六大文献系统》与《〈列女传·有虞二妃传〉的文本结构》二章，先曾冠以“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发表。因古事久远，其先必为信史，其后不免有故事传说，源流不同，观念亦异，余既以流溯源，姑顺俗从末流之说，故云“故事”。

《顾颉刚论〈虞初小说〉二女事之文献分析》与《湘妃·洛妃·河伯的综合考察》二章，前者提交2009年上海大学“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者提交2010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海峡两岸“宗教与区域文化暨梅山宗教文化”研讨会。而《〈列女传·有虞二妃传〉文献源流考》一章，排比“焚廪”、“掩井”文献，实为《顾颉刚论〈虞初小说〉二女事之文献分析》之第九节，修订后单独列出。《论〈九歌·山鬼〉祀主为九疑山神》一章亦为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参会论文，后刊《船山学刊》。

永州有潇湘庙，寔为湘妃庙，在潇湘之会，坐对蘋洲，中霤坍塌，四壁犹存。余既知有此旧迹孤存岸际，荒草掩没，遂带领诸生周流探视，颇寻得其抛散零碑，而拓存墨本，前后往来不下十馀次，既悲其圮毁，复喜其岑寂，良增慨叹焉。出而考察，返而问卷，而有《永州潇湘庙的初步考察》、《湘妃故事问卷分析》二章。

《〈列女传·有虞二妃传〉新编》意在表明一种对待古籍可能持有的态度，所据文献底本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与《〈列女传·有虞二妃传〉的文本结构》一章依据清《文选楼丛书》覆刻宋建安余氏刻本不同，盖因所注意的问题与所搜集的材料先后不一所致。全稿内容非成于一时，叙述或有重沓，亦职此之故，学者谅之。

余二十馀年前留意“政治性征”，“三顾茅庐”与《李师师外传》一节曾题以《第一性  第二性——中国传统与中国经验》，提交2004年大连大学“新世纪亚洲妇女/性别研究与教育实践”国际研讨会。后又有“政治情感与国家情感”一番议论，迄未发表。不虞思之最久者，而著述所得反而最少，故二节姑作为附录。

“舜文化”为地方政教中一新兴名词，余既叨陪“舜文化学术研讨会”，后来反复思之，聊有馀论云：

窃尝论之，传统史学莫不以三皇、五帝为中华文明的开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专门史看来是最能与舜文化专题大面积接触的一个研究角度。不过自19世纪初以来学者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古史辨派的影响，在古史大量遗失的数千年之后苛求“科学实证”，不能实证则予以否定，提出将古史先“砍掉一半”、“打个对折”，疑古、薄古观念影响至今，这是首先需要从方法和治学方向上重新反省的。舜文化在文献学上的积累已成系统，除了为学者所熟知的史籍和子书之外，在以往较为忽视的经部之中，自汉唐注疏至晚近如《清经解》、《续经解》中更有大量的考释、阐释成果有待整理，另外帝舜的祭祀文献与历代纪咏也都可以单独立项。考古学的研究，其开展往往需要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加之迄今尚未发现殷商以前有系统的文字，而唐虞又质朴薄葬，直接的实物证据和古文字证据难以预期，但是近年来九嶷山玉琯岩的考古发掘已经将舜陵祭祀的遗址上推到秦汉之际，仍属极大的贡献。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神话学的研究均可各成系统，单独立项，实际上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俗文学等学科正是在疑古思潮的刺激之下，四面突围、各寻蹊径而后兴起的，至少在舜文化研究这一案例上，可望尝试由“蹊径”复归于“大道”，实现综合创新。与人类学、地质学、古生态学接近的还有民族学和古地理学的研究，因为早在帝舜南巡之前，已有帝尧“申命羲叔，宅南交”、“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明确记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也颇有可为，先秦诸子各家往往都称道虞舜，儒家更是以“祖述虞舜，宪章文武”开宗立脉，其学统、道统之承接上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下至周程张朱陆王，而跨越汉唐千载直接孔孟的恰又是故里在永州道县的周敦颐，帝舜与周敦颐二人正可谓前圣后圣一脉相承。舜文化还可从文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立项研究。由虞舜与湘妃开创出的“潇湘意象”影响深远，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被日本文学史家兒岛献吉郎称为“古今恋爱文学之祖”，而历代累积歌咏湘妃和虞舜的诗篇均各有数百篇之多，有加以整理结成专集的需要。我国古代关于音乐理论和音乐制度的经典性论述，最早当属《尚书·舜典》中帝舜命夔典乐的记载，其中说到音乐的原理“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和“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古代所说八音克谐的和谐理论、音乐与政治的对应关系、乐教与诗教的移风易俗功能等都始于这段记载，而直接的音乐作品亦有《二妃思舜》、《潇湘水云》等名曲传世。在美术方面，湘君、湘妃形象早在屈原作《九歌》、刘向作《列女传》时已有图画，后世更有以“潇湘夜雨”为起点的潇湘八景图以及潇湘八景诗、潇湘八景词的母题，不仅为中国文人所钟爱，而且远播到日本、韩国等地。当然，舜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应当是政治学。不仅中正、无为、和谐等等政治观念创始于尧舜之际，甚至近年来重新被社会关注的“孝道”观念，实亦发端于虞舜。特别是虞舜一朝与夏商周古称“三代”、“四代”，向被视为黄金时代、政治典范，为古人最高理想所寄托，亦即是政治监督的最有效依据。古人以经书为千古不易之常道，又特重祭祀，如《礼记·祭法》所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又说：“舜勤众事而野死”，之所以表彰六经与纪念先王，其意义实在于此。历代帝王祭文又往往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可知历代政治之道统与政统均须有赖上古先王而获得根据。要之，三代、四代文明为古代政治的核心，所以政治学角度的研究应当也是现代舜文化研究的主线。

余既下此数语，可知此稿名之为《湘妃考》者，尚远不及有虞氏古史万分之一端，其实只当题为《初考》。特别“湘妃·洛妃·河伯”一章，地连南北，物兼阴阳，事关人神，虽多年致思，而仅得提纲。他日得遐，冀得尽所欲言，足成《续考》。

所谓“二女”、“二妃”、“湘妃”，不过为有舜氏之家事，大舜之私情，而自三闾屈子以下士大夫每加青睐，再三致意不已，圣贤才子，皆寓深情。近读兰台出版社2000年新版钱穆先生《经学大要》，例举一首唐人七言绝句，朱庆馀之《近试上张籍水部》（一作《闺意献张水部》），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钱穆先生说道：

照这首诗二十八个字看，明明白白是写一个新嫁娘一段闺房中的韵事，实际上不是的，因为这首诗的题目是“近试上张水部”，“水部”是个官名，他的题目注明上呈张水部，就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写诗的人是个考科举的举子朱庆馀。唐朝人考试，举子在考以前要拿他平常的诗文送给朝廷上有名的大臣，请他看看这样的诗是否有资格录取。这个人看了以后，他可以同别人说，今年来的考生中间有某人诗作得好，主考官听见了，这人即可取上。这不是作弊，这叫“舆论”。张籍是韩愈的好朋友，诗名满天下。倘使这考生写封信给张籍说：“请你看看我的诗文，能不能帮我说两句好话。”这就一文不值了，这叫“白话文”，不能这样讲的。“不学《诗》，无以言。”那该怎么讲法呢？作首诗，自比为新娘，明天要考了，“问问”你，我的诗文行不行？其实不是“问”，而想要请他帮忙讲讲话。中国人的文化真高明，高明在中国人的做人要有修养的，讲句话也要有修养的。

钱穆先生讲论经学而例举艳体，颇通诗人之旨。然以不佞观之，《近试》一首亦非完全不咏韵事。余自僻居湘南，独过淮水，偶然吟得数韵，自题《零陵诗草》。所谓遇才言才，遇情言情，遇志言志，孰知之哉？桂阳王阳之先生，斋号拙，又号黽勉，年满七旬，治学不辍，当安则安，当言则言，当怒则怒，当喜则喜，其仪容既修整清臞，其德业则睟面盎背，在永诸人中为前辈，不佞最所钦敬。今夏六月，承先生挥汗将《诗草》写出，乃为不佞最惬怀之一事。《诗草》多与潇湘相关，故亦附录，且识铭感。

余夫妇与九嶷、潇湘皆有冥冥默默之缘。方余在燕都受学之际，自号嶷子、嶷郎，游山则谬署嶷山之神矣，为《太史公自序》南游至九嶷山，且有“嶷然大德”一语也。时年十六。而余妻读书在鲁阳、洛邑，笔札署名潇雨。初不意余夫妇倏忽便来湘南也。

书稿写定，值中秋，小女在台湾逢甲大学，新闻称两岸有歌舞联谊，而余幼时闻之先人，吃月饼，杀鞑子，今则罕有闻矣。至今思之，知竟寓尊王大义，要之亦关风俗移易、民萌教化，值得纪念之一日，故兼识之。

                   张京华

于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