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二）

二、  舜葬九疑

（一）舜葬九疑的文献根据

除上文引证的《山海经》之外，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基本可以认定内容出自先秦之记载舜帝归葬地的文献有六种。

最早言及舜帝去世情况的典籍为《尚书》。该书《虞书·舜典》中说：“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西汉宣帝刘询（前73—前49在位）时之礼学家戴圣，汇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的著作言论，编注而成《礼记》。该书《檀弓上》说：“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此为最早记载舜帝归葬苍梧说的文献。汉·郑玄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书》说舜曰陟方乃死。苍梧于周南越之地，今为郡。”[1]此处所云“三妃”，或作“二妃”，可与先秦屈原辞赋中之反复提及之南望九疑缅怀舜帝及咏颂“二妃”的记载相印证。

在《吕氏春秋》一书中出现了“舜葬于纪市”说。该书《孟冬纪·安死》中载：“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注：九疑山下亦有纪邑。”此说直指“纪市”乃位于九疑山下之纪邑。

在墨子及墨家学派著作之汇编的《墨子》一书中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该书《节葬下》中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这里的“南己之市”究竟所指为何地不详。《墨子》一书乃由西汉刘向整理而成七十一篇，但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今所传者为《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包括墨子（墨翟）及其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其中已亡佚者有《节葬》之上、中篇等。唐人刘赓《稽瑞》引《墨子》佚文云：“舜葬于苍梧之野，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见清孙诒让《墨子闲诂·附录》。论者以为这两条疑即《节葬》上、中二篇之佚文。这表明，《墨子》一书也持舜帝归葬苍梧说。如果联系《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吕氏春秋》“舜葬于纪市……九疑山下亦有纪邑”的说法，《墨子·节葬下》所谓“舜……，葬南己之市”之说，可以理解为：舜帝归葬于南方苍梧九疑山之纪市（纪邑）。至于该书“西教乎七戎，道死”之说，也并不可靠，因为《墨子·节葬下》在提及尧帝归葬地时说到：“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而宋罗泌《路史·发挥五》引述墨子异文为：“（舜）……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则谓：北教八狄，道死南己之市，而葬蛩山之阴。”明顾起元《说略》卷七及清徐干学《读礼通考》卷八十八“葬考七”均引《路史》持相同说法。其他文献中关于尧、舜、禹之所谓“北教”、“西教”、“东教”等记载说法极为混杂，因而并不可靠，例如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帝纪第三”称：“（武帝）泰始……二年……冬十月……丁未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市不改肆。”这里又将“葬成纪，市不改肆”移植到禹的身上。

上面引证的这些材料中，先秦的六种古籍，除了《孟子》的“鸣条”说以外，另外五种文献记载均可以归属到“舜帝归葬于苍梧九疑山”说。而“鸣条”说，上文已作了详细考辨，结论是与苍梧九疑山说一致。

最早明确记载舜帝归葬地为苍梧九疑山的正史是司马迁（前145—前90）的《史记》。该书《五帝本纪》中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此处之“苍梧”、“江南九疑”、“零陵”，即今之湖南永州宁远县之九疑山。

稍后于司马迁的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下有群象为之耕。”皇甫谧不但与司马迁一样认为舜帝卒于南征（南巡狩）之时，葬于苍梧九疑山，还将出自《孟子》的“鸣条”说和发端于《墨子》的“南己之市”而后由《吕氏春秋》明确为“纪市”之说整合进来。实际上，所谓“鸣条”，不止是指地名，也有其他含义；而且，即使是地名，所指之地也有多处，古人早已言及之。如宋夏僎《尚书详解》卷十“商书·汤誓”称：“苏氏谓古今道路地名改易不可知，安知陑鸣条必在安邑之西？”元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卷四“离娄下·鸣条”云：“在今解州乃汤与桀战处，《史记》皆云‘舜崩于苍梧之野因葬焉，今道州九疑是也。’此云鸣条，恐古地有二名尔。”限于篇幅，此处亦不拟展开讨论，待另撰专文。

见诸其他汉魏六朝文献的记载还有：

汉荀悦（148—209）《前汉纪》卷二十六“孝成三”载：“光禄大夫刘向上疏曰：昔黄帝葬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小。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畆。”刘向（约前77—前6）此疏名为《谏营起昌陵疏》，又见于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刘向集》，其“不改其畆”一句作“不改其列”。

汉班固（32—92)《汉书》卷三十六载：“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此外，班固在《白虎通义》卷下“徳论下·巡狩”中说：“如是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于时尚质，故死则止葬，不重烦扰也。”《白虎通义》即《白虎通德论》，为记录汉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由官方主持在白虎观进行经学辩论后之汉儒集体著作，这表明，至少在当时，对“舜葬苍梧”说无人持有异议。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五帝德》载：“（舜）巡狩四海，五载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

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二载：“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

晋王嘉《拾遗记》：“舜葬于苍梧之野。”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赵咨传》称：“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

南朝齐魏收《魏书·皇后列传》载：“髙祖……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祔山陵然后为贵哉……”又同书卷四十八“髙允传”载：“髙允……昔尧葬谷林，农不易亩；舜葬苍梧，市不改肆。”髙允此语出自其《矫颓俗疏》中，又见于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七《髙允集》。

南朝梁沈约《宋书·礼志二》载：“（晋）泰始二年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会稽，市不改肆。”

此外，晋唐以降之地理志书亦多关于舜帝葬于苍梧九疑山之记载。例如：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郭璞注云：“即九疑山也。”又《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郭璞注云：“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于苍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基在今九疑之中。”清郝懿行云：“《海内南经》既云‘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郭云：‘基在今九疑之中。’基当为墓字之讹。《御览》五百五十五卷引此注作‘墓今在九疑山中’也。”清王念孙亦校“基”作“墓”。又《山海经·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又《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郭璞云：“山今在零陵营道县南，其山九溪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总名其地为苍梧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江南道五”载：“永州……《史记》舜葬九疑，即此地也。……永明县……九疑山在县东南一百里，舜所葬也。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为名。舜庙在山下。”

宋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路南路·道州（治营道县）”载：“古迹：……舜陵在九疑山女英峰下。”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四“道州·九疑山”载：“苍梧九疑之辨：《檀弓》云：‘舜葬于苍梧之野。’晋习凿齿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县志》亦云：‘九疑，舜之葬也。’按太史公曰：‘舜南狩行，死于苍梧之野，归葬于江南之九疑，是为零陵。’则是舜死于苍梧之野，归葬于零陵之九疑。《山海经》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县界。’苍梧、九疑当是两处，后人误引舜死之地以为舜葬之所耳。太史遍历天下名山大川，必有所据。当从《史记》及《山海经》。……古迹舜陵，或云在女英峰之下。《寰宇记》云：‘名永陵，自古禁樵采，置守陵六户。”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一“岭南道五”载：“废冯乘县在州北一百二十里，汉旧县，属苍梧郡。隋大业二年隶零陵郡。皇甫谧云：舜葬苍梧九疑山，在冯乘县东，与道州营道县接境，皇朝废。”

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西南游日记二（湖广）》：“二十四日，西五里为太平营，由此西北入山，多乱峰环岫。……如是十里至圣殿。圣殿者，舜陵也。”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三“永州府二·陵墓”载：“虞帝舜陵在宁远县东南。《史记·五帝本纪》：‘舜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注：《皇览》曰：‘舜冢在零陵营浦县。’《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望祀虞舜于九疑。’《水经注》：‘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寰宇记》：‘亦名永陵，自古禁樵采，置守陵户。’《方舆胜览》：‘在女英峰下。’本朝顺治九年，康熙七年、二十一年、四十二年，雍正元年、二年，乾隆元年、九年、十四年、十七年俱遣官致祭。”[2]历史上关于舜帝陵寝位于宁远九疑山的文献记载，已经构成了一条证据链。这条证据链无论是时间的延续性还是文献的多样性，都是极为完整的。如果联系到先秦时期屈原在自己的诗赋中早已提及并向往九疑山的舜帝功绩，联系到舜帝的娥皇、女英两妃追寻舜帝而在湖湘的洞庭湖君山等地留下之诸多传说遗迹，联系到因舜帝南巡至湖湘命奏韶乐而得名之韶山，联系到现今还保存下来的历代官方到九疑山祭祀舜帝的祭文等，这条证据链的结构便显得更为充实和完整，舜帝归葬于此，还能有何疑义呢？要用山西一条以“相传”等模棱未定之辞来支撑的孤证，以否定湖湘由多种可靠历史文献建构的证据链，显然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3]

（二）舜葬九疑的田野考古发掘验证

考古专家曹定云、吴顺东、刘彬徽、高至喜等先生对九疑山考古发掘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下面就将他们的研究作出综述。尽管“秦汉以来建庙山下”之类的九疑山舜庙记载屡见不鲜，但能证明其说的是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和2002年九疑山玉琯岩舜庙遗址的发掘。

真正对《史记》“舜葬江南九疑”说首次作出证明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形图》。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幅《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此图用长、宽各96厘米的黄褐色绢绘制，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今日地图方向正好相反。《地形图》所绘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日广西全州、灌阳以东，湖南新田、蓝山、广东连县以西，北至新田、全州，南至广州珠江口外的南海。主区所绘是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深水（今曰潇水）流域和南岭的九疑山一带，图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该图东部偏南之处，绘有“九疑山”。它用鱼鳞状圆形表示山峦起伏和地势高低，接近于今日的等高线。在“九疑山”的南面，画有一排九个圆形柱状物，柱旁注有“帝舜”二字；九柱间的空隙处露出五幢高低不一的人字形建筑物。学者们推断，这是一幅清晰的舜帝陵庙图。[4]由此可见，《地形图》中的舜庙建筑应是当时最高规格的建筑了。

马王堆3号汉墓是汉初长沙国丞相利苍儿子之墓。墓中出有一木牍，记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己朔戊辰”字样，标明该墓下葬的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距司马迁诞生之年（前145年）尚差23年。这无疑证明：早在司马迁之前，湖南零陵九疑山舜陵就已经存在，《史记》所记是准确和真实的。

关于九疑山舜陵，历代文献均有记载。唐代道州刺史元结曾奏报朝廷：“谨按地图，舜陵在九疑山中，舜庙在大阳溪。舜陵古老已失，大阳溪今不知何处。秦汉以来，置庙山中，年代浸远，祠宇不存。” 《湖南风物志》载：“舜庙，相传秦汉前建在大阳溪，秦汉时移到玉琯岩前，至唐，庙宇已圮毁。元结作道州刺史时，为了便于祭祀，在道州城内另建了一座舜庙。唐僖宗时，又将庙迁回玉琯岩下，并有敕建舜庙碑文。清代吴绳祖所修《九疑山志》云：“舜庙在大阳溪的白鹤观前……秦时迁于九疑山中，立于玉琯岩前百步。”以上文献记载指出了两个重要事实：一、九疑山之舜庙是秦时迁入的；二、九疑山之舜庙距玉琯岩百步之遥。如此准确的记载，为考查舜庙提供了依据。

马王堆3号墓帛书《地形图》的发现，为考古工作者寻找舜庙提供了新的契机。《地形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靠东部稍偏南的地方，绘有九疑山。山南画有一排九个圆形柱状物，九柱旁注“帝舜”二字，九柱间的空隙处露出五幢高低不一的人字形建筑物。学者们认为，这是一幅清晰的舜帝陵庙图。九根柱子应是九块石碑，九柱间的五房与九柱合成“九五”，是“九五之尊”的寓意，即《周易·乾卦》的九爻，习惯上代指帝王之位的九五之数。[5]

汉承秦制，高祖开始祭祀五帝。祭祀有专掌，秦曰奉常，汉曰太常。祭祀等级有明确规定，如五帝，名山川、古天子等均为当世天子之事，诸侯王不得祭祀。其在诸侯、郡县境内者，则由诸侯王、郡县长官代表天子进行祭祀，称为“侍祭”。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轪侯利苍，享列侯级别，出任长沙国丞相，有幸代表天子到九疑祭祀舜帝，为其一生最荣耀最有意义的大事，故而死后将二幅地图珍藏陪葬。最近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地形图〉〈驻军图〉再探讨》，[6]对两幅古地图作了新的极有价值的解释。他先充分梳理以往研究的倾向与问题，指出谭其骧先生将注意力聚焦在深平而不在九疑山，可能是一个遗憾，接着以大量历史材料说明高祖、吕后及文、章时期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没有严重的战争对峙，因此，《地形图》并非通常的舆地图、水系图，而是舜陵祭祀的专图。他说：“《地形图》应当是指示舜陵（又称虞陵）祭祀的行程路线图，《驻军图》应当是舜陵祭祀的警跸图，二图可能都与九疑山舜陵祭祀有关。”“马王堆汉墓主人因为参与了祭祀舜陵的典礼而将二地图珍藏陪葬，大约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测。

2001年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形图》和古代文献记载，在九疑山瑶族乡九疑洞村玉琯岩附近进行考查，终于发现了古代陵庙建筑遗址。从2002年春季开始，考古工作者对舜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年，至2005年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已发现东汉早期的祭祀建筑遗迹，有晚唐至南宋初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建筑群坐北朝南。其中“正殿”的建筑面积达876平方米，殿内分布着40个大型柱坑，殿周围设砖铺“散水”；“寝殿”建筑面积有416平方米，殿内均衡分布有24个柱坑，殿门左右也有砖铺“散水”。“正殿”、“寝殿”两侧还有“昭穆殿”，以及“配享殿”。尚未发掘的区域，推测可能还有“前殿”及与之配套的“昭穆殿”、“配享殿”。根据调查、勘探、发掘，可知此处的建筑总面积达12000平方米以上，如此巨大规模的宫殿式建筑遗址，当为唐宋时期的舜帝陵庙建筑遗址。这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舜帝陵庙建筑基址。

我们不但可以从建筑规模上推断出这里是舜帝陵庙，还可以从出土文物中了解到这些建筑物的珍贵。如出土的瓦当中，有大量印“王”字的兽面纹瓦当。“王”是古代帝王或最高的爵位，瓦当印“王”字，是为了显示其地位的高贵。还有一件北宋灰色筒瓦上刻有“歙州斋匠人吴皿”的文字，说明这件筒瓦的制作者为安徽歙州匠人“吴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建筑群是由北宋朝廷主持修建，并说明这一建筑群非常重要，才有必要从千里之外的安徽歙州去聘请工匠来协助建造。[7]

发掘揭示：遗址的最上层是宋代建筑基址，“宋代舜帝陵庙基址之下直接叠压着唐代的建筑基址。在宋代陵庙基址边缘的护边地基青砖叠压着唐代建筑的护边地基青砖；宋代陵庙殿堂的柱基地坑打破唐代殿堂的柱洞，唐代殿堂柱洞中出土有晚唐瓷碗；唐代地层堆积中还出土了不少的唐代建筑物件及唐代瓷器等文物。在遗址西南部的唐代陵庙基址之下，进一步发现了汉代的建筑基址。目前所揭露的汉代建筑基址仅175平方米，在汉代建筑基址之上，发现了一批排列整齐、间距一致的椭圆形柱坑及汉代建筑的原始地面。在汉代建筑基址之上出土了东汉早期的陶器及基残片。”

上述报告揭示了如下重要事实：

（1）舜庙遗址位于玉琯岩正南方向的一片平地中，此处俗称“汉唐坪”，距玉琯岩之直线距离约一百步。此与《九疑山志》所载“立于玉琯岩前百步”基本吻合。

（2）遗址的最上层是宋代层，其下是唐代层，在遗址的西南部，唐代层之下是汉代层。由此可以证明：舜庙建造的年代上限最晚不迟于西汉。这与《湖南风物志》所载“秦汉时移至玉琯岩”也基本吻合。

（3）玉琯岩舜庙遗址的位置与马王堆《地形图》中所标的舜庙位置基本一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基本吻合，从而证实《史记》所记的真实性。

九疑山汉代舜庙遗址的发现，是我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它在史学界所引起的冲击波自不待言。不少学者在这一事实面前，不得不进行新的思考。

九疑山汉代舜庙遗址的发现，是否意味着《史记》所记“舜葬江南九疑”就成了定论，没有任何研究和探讨的余地呢？我认为不见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世间上许多事情，并非一定都是“非此即彼”。司马迁距帝舜的时代尚有2000余年，他记述帝舜时代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讲述西汉的事情。那个年代文字记载贫乏，许多事情多是口耳相传。在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中，有些事情难免发生变异。不然的话，为什么同一件事情，几百年、上千年后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尤其是古代的领袖人物，例如黄帝、炎帝、尧、舜等，他们的出生地、葬地往往会有多处。此中是什么原因，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8]

从这些文献与解释来看，舜葬南己说与舜葬鸣条说有相同的南北两种观点。刘起 釪先生将两种说法归结为历史说和神话说两种，站在历史的立场认为南己在北方，“近于鸣条”；站在神话的立场认为南己在南方，“近于九疑”。因此，他说“知《墨》、《孟》、《吕》等书所提供舜死葬之地资料，被各方率意牵合比附者正多”。笔者认为，这种率意比附者，不是出于文献考古，而是出于一个古人无能力南巡的“观念”。这种“观念”之不可靠在于抹杀文献或曲解文献，不看考古资料或曲解考古资料。李学勤先生多次引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里说过的话：“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与世界各国之所同也。”李学勤先生在谈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介绍说，1982年底，尹达为《史前研究》杂志的创刊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是他最后的学术论文。他在这篇文章里问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历史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9]李先生进而说：“现在看来中国文明很可能应上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近很多学者撰文，提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公元前第三千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就和《史记》始于《五帝本纪》差不多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