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的出现起于我国战国中期。20世纪末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证明公元前537年没有“陵”，只有“墓”。该墓全长300米，墓口面积5334平方米，深24米，棺室分主副两部分，墓内186具殉人。如此巨大墓葬仅封土，而未堆成高大之丘（陵）。

 

 

舜帝卒于何时，葬于何地，历来争论不休。舜帝陵历代史籍多有记载，本来不成问题。但因所依文献来源不一，争论在所难免。其中对陵、庙、祠三个词语概念的界定不一致，也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论。

陵，本义为小山。上古帝王死后“不封不树”，战国中期前“墓而不坟”（坟，土堆），直到公元前326年，赵武灵王之父──赵肃侯始建寿陵，从此“大作丘垅，号曰‘山陵’，或曰‘陵’，讳称‘寿陵’”。可见，“陵”专指帝王（或帝王之祖）的坟墓。

庙，古代王室祭祀祖宗，士大夫祀祖的房屋。遇大事，告于宗庙，议于明堂，也以庙堂指朝廷。庙不单祭祖，也可敬神佛。

祠，供奉祖宗或贤能有功德者的房屋。陵、庙、祠三者在古代礼制中是绝不能混淆的，彼此有严格的祭典规格和礼仪。祭祀舜帝，可以在舜陵，因舜帝陵离京城较远，皇帝无法亲自主祭，往往派员代行祭祀；也可在舜庙，皇帝或官府将舜帝作为德圣先祖祭祀。至于舜祠祭祀，则是官府和舜裔宗亲对舜帝的祭祀。由此可以推定，舜帝陵只有一处，那就是九疑山，而舜庙、舜祠则有多处。

（一）舜帝陵的称谓

著者从永州的地名入手，证明九疑、零陵、舜陵三位一体。秦代、九疑山有泠水，地域命名为泠道，泠者零也。泠道，也就是零道。王莽改称泠陵县，后舂、泠两县并为营道。营道，即研究道艺，这又与舜帝明德有关。

历代朝廷对舜庙遗址的选定是有变化的，夏、商、周三代时的“舜庙在大阳溪”（即九疑河北岸的望岗），秦汉及明代前曾设在玉琯岩，明洪武四年迁往舜源峰下，一直沿袭至今。无论选在何处，都是后人为祭祀需要而设的。因此，从安葬舜帝之陵这一“所指”来看，我们说零陵，也就是说九疑，我们说九疑，也就是说舜陵，零陵、舜陵、九疑“三位一体”。笔者这一结论已被《九疑山志》所采纳。

到了20世纪，九疑山舜陵也成了毛泽东的一段情结。毛泽东秋收起义时曾想上九疑山。他向老朋友乐天宇询问九疑山的情况，在一封电报中指示：“火速武装农民待命。”后来不知何故改上了井冈山。三十多年后的1962年某一天，周世钊、李达、乐天宇三位湖南老乡在一起闲谈，乐天宇从家乡宁远带来了斑竹。他们商定送一根斑竹给毛泽东。后乐天宇送了一幅条幅，上半截是蔡邕的《九疑山铭》，下半截是自己写的七古《九疑行》。毛泽东接到赠品后，写下了《七律·答友人》。乐天宇是毛在杨昌济家结识的老友。[5]

（二）舜葬鸣条、南纪说的由来

何以有湖南、山西、江苏、浙江、河南等地多处舜帝故乡或舜帝陵纪念建筑呢？这是因为，舜帝德治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舜之故事深入人心，因此，人们为了纪念舜帝而竞相攀附。祭祀舜帝，反映了华夏民族对舜德的怀念和崇敬。具体而言，从朝廷到民间，祭祀的目的并不相同。历代统治者祭舜，是为了宣扬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舜帝德政历来被视为治理社稷万世所法的“道统”和“政统”的象征；百姓祭舜，因为舜帝是二十四孝子的第一孝子，也是民间代代相传的仁德圣人；舜裔宗亲祭舜，是为了祭拜他们共同的始祖，团结宗亲，弘扬舜德。从而，全国形成了舜帝多故里，多陵庙的纪念、祭祀场所。这一方面反映了各地政府开发文化旅游资源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江南北同祭舜帝，寻根问祖，弘扬舜德的共同愿望。但作为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们认为，舜帝故乡在山东姚墟（今菏泽市），舜帝第一次迁至河南濮阳，舜帝建都山西蒲坂（今永济县），舜帝陵在湖南宁远县九疑山。这些舜帝行迹地望已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

关于舜帝葬所问题：主要有葬鸣条说、葬九疑说和葬南纪说三种。

舜葬鸣条来源于《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在山东诸城市。刘藻《曹州府志》卷四《舆地志》载：“姚墟在濮州东南九十里。《授神契》曰：‘舜生姚墟。’应邵曰：‘姚墟与雷泽相近，后世称为姚城’。”又载：“雷泽城，在（濮）州东面六十里，本汉成阳故城，古之郕伯国也。”即姚墟与诸冯为一地二名。负夏在河南濮阳东南。而鸣条不知在何处。传说它是成汤败夏桀之地，具体在何处，众说纷纭，难下定论。也有人说负夏在山西。如果鸣条在山西，又与《尚书·尧典》“陟方乃死”相矛盾。

《山海经》无“鸣条”地名，按郭璞之说，《山海经》产生于西周之前。《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列传》：“禹巡行四岳，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同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这是《山海经》传为大禹时作的证据。近代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十四篇是战国时的作品，《海内经》四篇则为西汉初年的作品。可见“鸣条”不如“苍梧”地名古老。

 “鸣条”这一地名是一名多地的典型。最重要的有北方说和南方说两种。北方说来自《孟子》及其注释。其实，北方也不只一处叫鸣条。一是山西运城市有鸣条冈。持此观点的人以《孟子·离娄下》和《竹书纪年》为根据，而认为《山海经》和《史记》不能为据。《竹书纪年》云：“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他们解释“今海州”为运城所在地盐湖解州镇，“解”“海”读音相近。由此，又将“苍梧之山”与“鸣条冈”看作同一地名。此种治学方法与科学背道而驰，其结论当然难以使人信服。

万里先生对《竹书纪年》作了文献学考证，他认为：《竹书纪年》为晋咸和七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所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将今本（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者所见本）之《竹书纪年》与宋元以前之许多文献对该书的征引进行比照校勘，发现大量文字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故认定该书实为“明（代）人抄合诸书以为之”。而今人不察，将其作为早于《史记》之文献来证误《史记》，便不免落下笑柄。实际上，晋代汲冢所出之《竹书纪年》确实有关于舜帝归葬地的记载，这就是宋代朱熹在《四书或问》卷三十三（《四库全书》本）中所说的：“舜卒于鸣条，则汤与桀战之地也。而《竹书》有‘（舜）南廵不反’，《礼记》有‘（舜）葬于苍梧之说’。”朱熹在《静江府虞帝庙碑》一文中又说：“传记所称南巡不反遂葬苍梧者……”（见《晦庵集》卷八十八）这里所谓“传记”，指的也是他所见到的《竹书纪年》。表明朱熹所见之《竹书纪年》中关于舜帝归葬地的记载与《史记》等史籍所说完全一致，虽然朱熹认为《竹书纪年》的记载“又非经言，无所考信，则皆罔敢知”，但他所引述之《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比“明（代）人抄合诸书以为之”的《竹书纪年》更为可信，则是无疑的。宋赵顺孙《孟子纂疏》卷八暨元胡炳文《孟子通》卷八均引“朱子集注”称：“《竹书》有‘南巡不反’，《礼记》有‘葬于苍梧’之说。”可见朱熹之说并非误载。而朱熹所见之《竹书纪年》的异文在南宋时还有人见到过。例如宋罗泌《路史》卷三十六“发挥五·辩帝舜冢”称：“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而《竹书》、《郡国志》等皆言帝葬苍梧，则自汉失之（原注：“礼记是”），至郑康成遂以鸣条为南夷之地。”如此，亦可证明朱熹之说并非孤证，古本《竹书纪年》确实记载着“（舜）帝葬苍梧”。[6]

持舜陵位于山西运城永济说的主要依据，或者说唯一的依据，是山西省尤其是运城市有关单位编写的宣传品及网站所载文章之“根据史志和碑刻记载，陵庙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明嘉靖时因地震而毁。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又予重建，清康熙、乾隆、光绪时曾多次进行过修葺”的说法。

这段论述文字是极为含混的。所根据的究竟是什么“史志”？

《四库全书》所收之记载“舜陵”位于山西运城永济的历史文献，只有清雍正十二年所编纂的地方志《山西通志》一书，共有四处记载，分别是：卷二十四“山川八”：“鸣条冈在县南二十里，自安邑来，分条缭绕，土人传有舜陵。”卷二十七“山川十一”：“县志：舜陵在鸣条冈之阳。”卷一百七十一“寺观四”：“大云寺在鸣条冈虞舜陵侧，内有古柏，胥大可十余围。《志》称寺以守陵。”卷一百七十四“陵墓三”：“虞舜陵相传在县西二十里鸣条冈……有守陵大云寺。”从四处记载均提到“鸣条冈”，可知均据《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一说而来。而且，所载或为“土人传有舜陵”、“虞舜陵相传在县西二十里鸣条冈”等模棱未定之辞，或为转引“县志”、“《志》称”等语，并无一处为确指实语。

是否就是前引之其实并无历史追溯性史料价值的《山西通志》，以及该志书上所说的“县志”和“土人传有舜陵”之说？完全可以摆出来看看。至于所谓“碑刻”，其实指的就是明代万历辛亥（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邢其任所书之“有虞帝舜陵”石碑。以明代万历年间的单一石碑来论证远古时期的舜帝归葬及其陵寝，究竟有多少说服力？[7]

此外，“舜帝陵庙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之说法的依据究竟何在？在当时，究竟建的是“舜陵”还是“舜庙”？其实，《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七“祠庙四”记载着：“帝舜庙在鸣条冈，有唐开元二十六年碑。明嘉靖中庙废，万历中县吴愈复修。”这就是所谓“（山西永济舜帝）陵庙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明嘉靖时因地震而毁，万历年间又予重建”说的原始依据。然而，这里记载的是“帝舜庙在鸣条冈”，明确说的是“庙”而非“陵”。由此可见，在明代嘉靖之前，历史上山西永济鸣条冈所存在之关于舜帝的祭祀建筑物为“舜帝庙”而非“舜帝陵”；所谓“舜帝陵”是明代万历年间当地乡民所增建，在此之前，则并无任何历史依据。

山西运城所编的鸣条冈舜帝陵（庙），与九疑山舜帝陵，其史志记载的时间相差很远。前者在明代，后者在先秦。我们从山西运城提供的论证材料中发现，运城鸣条冈舜帝庙不是建于唐代，而是建于明代。

其一，所引《佛菩提经幢碑》根本不能证成舜庙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因为该碑仅有一个“舜”字为“如舜□照十方”，从残存的文字看，所缺之字应为“德”，则意指各大富上族家行善义捐，功德无量“如舜德照十方”。好在该碑结尾处残留“舍利弗寺”可以证明，此碑是舍利弗寺的《佛菩提经幢》，石幢是专为刻佛经的经幢，现存碑文记载了为寺庙和石幢捐款人的功德，丝毫不能证明此碑“确切地说明了舜帝陵庙守陵寺的起始时间”。[8]《敕赐尚书礼部牒》碑建于（金）大定四年（1164），是鸣条冈舜帝陵庙另一重要物证，此碑证明舍利弗寺已更名为大云寺，如此而已。两碑并无“守陵寺”的任何根据。

其二，能证明鸣条冈舜帝庙的根据是《舜帝陵庙重修寝宫碑记》，此碑建于明嘉靖壬寅年（1542），从碑中提到正德初年有人“奏请修复”字句看，即使再上推百余年，此庙也只是建于永乐年间。《舜帝陵墓碑》刻于万历辛亥年（1611）。按有关史志记载，蒲坂乃舜帝都城，城中有舜庙理所当然。明代之前，舜庙皆在永济（古蒲坂）。例如，唐武德贞观之制，对古代帝王皆定祭祀之时，自尧帝至汉高祖八帝，皆三年一祭，在仲春之月。“唐尧、契配，祭于平阳；虞舜，咎繇（皋陶）配，祭于河东；夏禹，伯益配，祭于安邑……”蒲坂舜帝庙祭舜在宋及明永乐年间之前基本如此。

洪武初，朱元璋颁旨将舜帝庙从九疑山玉琯岩迁至舜源峰下。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曾派员到九疑祭舜帝陵。之后，朝廷在九疑山祭舜陵成为定制。据九疑山志记载,永乐至万历各代明朝皇帝皆在元年遣大员到九疑山祭祀舜帝陵。这样看来,从明代到清代,朝廷认定并遣大员祭祀的只有九疑山舜帝陵。山西鸣条冈舜帝陵庙可以断定是明代天顺、正德年间，运城地方官绅捐资兴建的，称“有虞帝舜陵”，先后建有高约三米虞舜陵墓,有殿有寝的舜帝庙等。从此，百姓将大云寺称为看陵寺或守陵寺。原庙内只有正殿，因二妃与帝舜并座，空间更显局促，故明嘉靖壬寅年在所造“墓”后重修了正殿，原殿作二妃寝宫，之后，又多次重修。此举一直未得到明代朝廷认可，就是说，明代朝廷认定并派员祭祀的就只有九疑山舜陵。[9]

此外，认为“鸣条”在北方的另一说法是说在河南东部开封境。其根据来自上述《孟子》的话，“虞”最初为东方鸟夷族中殷商族最早的宗祖神。坚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虞”在豫东虞城一带，鸣条在豫东，因而是比较可信的。[10]但此处说的鸣条无确切地点，且纯系推论，没有考古和文献依据。

以推理的方式企图推翻《史记》“舜葬江南九疑”的结论，是坚持鸣条在北方的学者的基本治学方法。自唐代韩愈提出“陟方乃死”为“帝乃殂落”释之后，苏轼、林之奇等宋、元、明儒生和近代钱穆先生多以推理方式推定南巡狩不可能。曹定云先生认为：“根据记载，帝舜是在61岁时就‘天子’位，96岁时将帝位禅让给禹，100岁时开始南巡狩，112岁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按照这一记载，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第一，舜96岁时已将‘帝’位禅让给禹，为什么在100岁高龄时还要亲自到江南巡狩？第二，舜以100岁高龄到江南巡狩，最后是112岁死于南巡的道上──苍梧之野。如此高龄进行如此艰辛的长途‘南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考古发现的事实，古代人的寿命比现代人要低，一般多在30—50岁左右。‘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对古代人之寿命的一种概括。长寿者不是没有，但很少。舜可能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如心态平和，宽厚待人，以及其部落联盟首领地位，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等原因，得以长寿。但以100高龄去跋涉江南，千里迢迢，山高水深，其艰辛可想而知。当时的交通极为困难：可能没有车﹝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也不骑马﹝以马代步是后来的事﹞；船是有的，但水路少，陆路多，基本是靠步行。一个一百多岁老人的精力和体力，能否担此重任，实在是令人怀疑。”[11]

须知，舜帝葬所凭借推理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我们只能借助两个东西：考古和文献。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其一，苍梧山即九疑山，三峰石为舜峰，在九疑山之阳。郭璞云：“苍梧山‘即九疑山也’。”《礼记·檀弓上》亦云：“舜葬苍梧之野。”另《山海经·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需要指出的是，各典籍皆作九疑，唯此处及《说文》与《文选·琴赋》注作九嶷。其二，丹朱与叔均之葬于九疑之阴。先讲“帝丹朱葬于阴”。丹朱为尧之长子。《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本）云：“尧取散宜氏之子，谓之女皇。女皇生丹朱。”丹朱不肖，《太平御览卷六二》引《尚书·逸篇》云：“尧子不肖，舜居丹渊为诸侯，故号丹朱。”《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袁珂注云：“苗、蛮一声之转，服南蛮即战有苗也。而丹水之浦，又丹朱放逐之地，尧与丹朱之有苗战于丹水，则丹朱与有苗之关系可想而见矣。”既然丹朱如此不肖，何以有“帝丹朱”之称呢？郭璞云：“今丹阳（县）复有丹朱冢也。《竹书》亦云：‘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与此义符。丹朱称帝者，犹汉山阳公死加献帝之谥也。”袁珂也作了这样的解释：“丹朱而称帝，且与舜同葬苍梧，盖亦野老负暄之言，于失败之丹朱犹有同情之意也。”我们认为，丹朱葬所为“朱明峰”，据《九疑山志》载，朱明峰“又名无尖峰，曾名丹朱峰，位于下灌村南二公里处由村”。旧志载有朱陵峰，即丹朱葬所也，朱明峰在九疑（舜峰）西北，印证了苍梧山之阴。

再讲商均葬于苍梧之野。郭璞注：“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于苍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在今九疑之中。”袁珂云：“或为尧子丹朱，或为舜子商均，要皆传闻不同而异其辞耳。”可见，对远古之传说和历史上有争议的文献，使用时要加倍小心，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郭璞注：“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于苍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今在九疑之中。”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司马迁此论一定是比较各家之言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毋庸置疑。

高诱注《吕氏春秋》“舜葬于纪市”云：“传曰‘舜葬苍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纪市’，九疑山下亦有纪邑。”《北堂书钞》九十二、《太平御览》八十一引《帝王世纪》云：“舜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道县。”《史记·集解》引《皇览》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尧冢在济阴城阳。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汤冢在济阴亳县北东郭。去县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史记》裴骃集解引）这些材料证明，鸣条、纪市都在苍梧之野。《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与舜崩“苍梧之野”相一致。

（三）《尚书·尧典》“陟方乃死”解

持鸣条、南纪在北方观点者对“陟方乃死”作了有利于自己论点的解释。但纵观《尚书·尧典》的阐释史，并不能支持他们的观点，而只能有利于证明舜勤民事崩葬于苍梧之野的九疑。刘起 先生分疏了七种不同的解释,但他的结论是:“大抵要正确理解此‘陟方’问题,不能将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相混淆,必须将二者分开。舜南巡苍梧,死葬九疑,二妃从于后,泪滴成斑竹,死为湘水神的神话故事,不应否认它,古代民间自有此故事存在。但作为历史人物的舜,一生活动地区全在黄河下游,未曾远离过此区域。何况历史上直到春秋之世,楚国大抵活动在长江以北,春秋后期至战国以后才逐渐向长江以南扩展。则自春秋以前华夏之政治势力根本不可能越长江以南，被盛推为‘三代圣王’的帝舜不可能到长江以南，更不要说被称为一百多岁的舜还能几千里南巡或南征了。”历代学人耗尽脑汁企图去圆拢它，“不知神话自神话，历史自历史，不应当混淆。要知道‘巡狩苍梧’是神话，应把它搁置一边；‘陟方’是说帝王之死，这是历史资料，应当认可它、相信它。”[12]刘先生下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折衷性的结论，但他仍然离不开以推理的方式推翻“史实”上的舜帝南巡狩。

现在就让我们对刘先生引证过的文献材料作一番疏理。

“陟方乃死”是一个争议纷纭的问题，至少有下列七种说法：

（一）巡狩说。早于司马迁的西汉孔安国对《尚书·舜典》五十载陟方乃死的注疏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再加之上文引《史记》、《礼记·檀弓》、《山海经·海内经》、《海内南经》郭璞注等,注释家的结论基本上一致,“苍梧之野”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而“苍梧之丘”实际上是“苍梧之山”的同义语，而苍梧之山也就是九疑山。这里要强调的是如何释“方”：“方，犹‘云徂乎方’之方。”按，此据扬子《法言·寡见篇》“云徂乎方，雨流乎渊”一句的注：“徂，往也；方，四方”。此外，陈栎《纂疏》释“方”为“天一方”。陈经《详解》则云“方，遐”。此三种解释，“方”即四方。“陟”，巡狩。“陟方乃死”，即巡狩四方时死去。这里丝毫也没有留守山西鸣条冈而死之意。

（二）巡行说。这是对巡狩说的修正，并不影响对“陟方乃死”的解释。屈万里《尚书集释》云：“陟，登也。义见《诗·皇矣》郑笺。方，即多方之方，国也。此义甲骨文中习见。陟方，意味巡行各国。巡行而曰陟者，犹后人出行曰登程之比。”可见，“陟方乃死”的释义与巡狩说基本一致。

（三）治水说。王充《论衡·书虚篇》在引录了儒书言“舜葬于苍梧，禹葬于会稽”一段后说：“夫言舜、禹，实也；言其巡狩，虚也。……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稽。”此说舜南治水，不见他书，不可信。

（四）征苗说。高诱注：“三苗之国，在彭蠡。舜时不服，故往征之。《书》曰‘舜陟方乃死’，时舜死苍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苍梧冯乘县东北，零陵之南，千里也。”《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郑玄注：“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书》说舜曰‘陟方乃死’。苍梧于周南越之地，今（汉）为郡。”《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野死，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尤其是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得更明白：“舜……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这些虽然不言巡狩，但将巡狩的任务更具体化为“征苗”。与上述之义无任何根本性冲突。因此，朱骏声《便读》云：“陟方，巡守也。盖分北之后，三苗有在南越之地者，舜南巡时征之，道死苍梧，因葬于九疑山，在今（清）湖南永州府宁远县南也。”

（五）考绩分北三苗说。此说是第四说的另一发挥。其特意指巡狩不至五岳而至苍梧。孙星衍《注疏》云：“陟方者，史公说为巡狩。按巡狩至五岳而止，此至苍梧者，盖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岁之大考也。”皮氏《考证》亦云：“以经考之，‘三考黜陟’‘分北三苗’之后，即继以‘陟方乃死’之文，则舜之陟方，必为考绩并分北三苗而往。”还可以引证更多材料，但仅此两例足以证明“陟方乃死”的意思与上述各条一致，所不同的是将巡狩任务补充为“考绩分北三苗”。

（六）升遐说。韩愈《黄陵庙碑》，陆续为宋代注《尚书》者所引用。苏轼《书传》云：“说者以为舜巡狩南方，死于苍梧之野，韩愈以为非，其说曰：‘地倾东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犹曰升遐尔。《书》曰惟新陟王（接见《康王之诰》）是也。传《书》者以乃死为陟方之训，益其章句。而后之学者误以为经文’。此说为得之。”林之奇《全解》云：“汉儒遂有舜葬苍梧之说，至今苍梧之地有舜庙、冢存焉。……揆之以理，有所甚不可者。夫尧老而舜摄，则不复以庶正自关，而舜实行巡狩之事。舜既耄期□于勤，而使禹摄矣，则巡狩之事禹实行之。苍梧在舜之时其地在要荒之外，舜已禅位使禹摄矣，岂复巡狩于要荒之外而死，死而葬于苍梧之野，以是禹率天下诸侯以会舜之葬于要荒无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陟方’者，犹云升遐也。‘乃死’谓升遐而死，犹云‘帝乃殂落’也。”此后，宋元迄明儒生之作，亦多有承此之说。在上述各种“说”之中，此说是唯一否定舜帝南巡狩而死苍梧之野者。但其没有文献依据，只凭推理方式，因而不足为据。

（七）卒于鸣条说。此说为孟子首倡。因上文已罗列了三个不同的鸣条地址之说，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上文引证高诱注《吕氏》，《北堂书钞》九十二、《太平御览》八十一引《帝王世纪》，《史记·集解》引《皇览》等，足以证明鸣条、零陵、纪市、九疑山四个名称实指一地，都在苍梧之野。

综上七说，除第六说之外，几乎无一例外认为“陟方乃死”是指舜南巡狩，崩于苍梧，葬于九疑山。如此文献学意义的证据链足以证成上述结论是无可辩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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