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二、  舜帝与德治

(一)尧天舜日

尧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英雄时代的代表，开创了一代辉煌。《论语·泰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谓尧能法天以推行教化，后因以“尧天舜日”称颂帝王盛德和太平盛世。尧舜时代称为古国时代，它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是由众多小国组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2]陶寺遗址是尧舜时代的见证，它在山西南部襄汾县境内的陶寺镇南，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据文献记载，这个遗址就是尧在平阳建立的国都。舜都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附近。大禹建都安邑。三地都在山西南部，证明尧、舜、禹的政治活动中心都在山西。

尧舜时代虽然保留了不少萨满形态文明特征，但已经逐渐转向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的道德形态文明。这种文明转型的外在及内在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从自然环境看，这个时期就是洪水肆虐时期。

《虞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这则文字记述的是尧向四岳紧急举荐治洪水能人的事。可知当时是洪水泛滥的时代。

21世纪初出土的遂公 青铜器，由于其铭文记载着大禹治水的传说事迹，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注意。 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可以对照《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近代学者认为《禹贡》这篇文字出得很晚，《尚书序》更是被人怀疑。现在证明，其文句与铭文符合，特别是“随山浚川”全同于《尚书序》，实在令人惊异。李学勤先生解释说“随山”的“随”，意思是“行”，见《广雅·释古》；“浚川”就是疏导河流；“差地设征”，“征”即贡赋，同于“任土作贡”。可见，所用词语，都互相类似。遂公 属于西周的文物，它成为大禹治水传说的最早的文物例证。[3]

尧舜时代的确发生过洪水泛滥，那时北方天气炎热，有大象、犀牛等。传说舜孝感天地，大象为之耕田。“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后期”，约当距今四五千年间的尧舜时期；“洪水所指主要地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北方的冀州……高原错互，全不会有洪水”。[4]尧舜时期洪水泛滥的重灾区主要是黄河下游的鲁西平原地带，黄土高原的晋南山岳地带未有滔天洪水泛滥。由此也可以说明何以造成全国许多地方都说有舜的遗迹。这是因为当时气候环境的巨变带来滔天洪水泛滥，可能是唐尧或陶唐氏部族和有虞氏部族由黄河下游平原地带大规模迁往黄土高原山丘地带的主要历史背景或动因。

其二，从生产力水平看，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龙山文化后期的陶寺遗址，居住区约3万平方米，发现了陶窑、石灰窑、水井等生产生活设施；墓葬区面积达4万平方米，随葬品十分丰富，有蟠龙陶盘、鼍鼓（鳄鱼皮制）、特磬、彩绘木案、俎、玉钺、瑗、铜器等，说明当时的生产水平已经有较高水平。不少考古学者认为龙山时代中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了。

其三，从政治环境看，私有财产出现，阶级分化加快，九族联合解体，氏族争斗加剧。共工、三苗、鹳兜、夸父相继反判，尧舜被迫反复征剿。为强化古国统治，城市迅速发展，为了礼乐制度的需要，创造了作为王权财富象征的青铜器。

《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喾娶陈丰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不善，而弟放勋，是为帝尧。”帝喾封放勋于唐。尧帝因称唐氏（以封地为氏）。尧舜禹各时代称唐、虞、夏后，按王充的说法皆由受封地之名为朝名。[5]至于夏后，则因禹生共工氏居地（在今北川），这里是夸父所辖之地，故名为“夏”，也就是说，禹是夸父后裔，因名为“夏后氏”。

传说尧时十日并出，草木枯，民无所食。从而，演绎出羿射九日的神话。这也是气温升高的神话表达。

唐尧联合羿的力量，经过连年征战，平定了中原、东夷诸部落，把边界推进到长江流域。尧帝居太行山南麓，建都平阳，号陶唐。封羿为射正，命羲氏、和氏各二人为四岳首领，民有所依，九族亲睦，尧帝广开言路，与百姓同艰共苦，史称“尧天”。唐尧娶散宜氏为女皇，生子丹朱等九子，有二女名娥皇女英。丹朱不贤，听四岳举荐，禅帝位于舜。

其四，从文化交流看，尧舜处在“龙山时代”的后期。这是一个文化大交流的时代。苏秉琦先生曾用“满天星斗”形容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又用“裂变”、“撞击”和“融合”三种形式说明文明起源和文化交流。他举例说：“晋南陶寺，时间在四五千年间，特点是大墓有成套陶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如彩绘龙纹、三袋足器与燕山以北和河曲地带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俎刀，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6]河曲在内蒙，大汶口在山东，良渚在浙江，范围已达到《禹贡》“九州”边界。苏先生又说：“‘中国’概念形成过程，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这也是在春秋战国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以至更早就已出现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区看得更为明显。……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南北汇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在距今四千至五千年间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黑、灰陶盛行，袋足器、圈足器发达，朱绘、彩绘黑皮陶代替了彩陶，大型聚落遗址（古城)出现，墓葬类型分化，大墓中使用双层或多层棺椁以及由玉器、漆器、彩绘陶器、蛋壳陶器组成的礼器等等，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的更大范围的组合与重组，这就是‘龙山时代’出现的文化背景。”[7]

(二)德自舜明

舜帝是中华文明童年时代历史与神话传说融合的标志性人物，上古帝王圣人之一。

虞舜，名重华，去世后谥号为舜，以虞地为虞氏，姚姓。故文献多以虞舜相称。

第一，出生山东。二十岁前活动于山东菏泽和河南濮阳等地。虞舜祖籍河北怀来县，怀来古代为妫州。《辞海》释曰：“妫州，州名，唐贞观八年（634年）改北燕州置。治所在戎。”舜因生在姚墟而姓“姚”，是其母未嫁于瞽叟前出生的。《宋书·符瑞志》记载：“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相当于今天的5尺3寸）”。这是后人为古代“帝”或圣人杜撰的祥瑞神话，实际上是邓氏氏族部落女子握登与东夷虞氏男子未婚而怀孕。这在当时群婚制尚未根除的情况下，应当不是个别现象。

虞舜大约生于公元前2173年，崩于公元前2073年，享年百岁。被尊为五帝之一。

《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此语为研究舜族居地及迁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历来为史学家们所关注。

如何理解“东夷之人”呢？

王晖先生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三迁”说。[8]

然而，王晖先生的迁徙路线图却并不能自圆其说。他的“三迁”概念为：舜生于浙江上虞，诸冯是上虞。一迁至濮州雷泽县之东的姚墟，二迁至濮州的负夏，三迁至山西南部（平陆县）虞乡。笔者认为有虞族及舜先居住在山东菏泽的姚墟（舜出生地），一迁至濮阳的负夏一带，二迁至山西蒲坂妫汭一带，三迁至浙江上虞。

其一，虞舜所属族团问题。东夷在山东一带。东北方有渤海，这正好印证了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离娄下》卷八所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负海”即靠近大海。舜出生东夷，并不是族属东夷族，虞舜属黄帝集团。《史记·五帝本纪》载，虞舜是黄帝的九世孙。《礼记·祭法》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说明有虞氏祭祖先和祭天时，将黄帝和颛顼作为祖先祭祀，而帝喾是尧的父亲，尧是舜的岳父，同样将尧也作为祖宗，这是舜时的祭祀之礼。《国语·鲁语》也说：“有虞氏祭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

其二，如何理解虞舜地望冀州。冀州古九州之一。包括山西全省，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汉以后，历代都设冀州，所辖区域逐渐缩小。一般指河北河南北部，州治时有变动。《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之人也。”既宜指舜的祖籍地妫州，治所在河北张家口市的怀来一带；又宜指山东姚墟，此地亦曾经属冀州辖区内。

其三，如何看“诸冯”。诸冯即今山东诸城市，孟子认为舜出生于此。舜生地之另一说法是离山东菏泽市五十里的姚墟，后世称为姚城，亦即《春秋》僖公八年的洮地。姚墟在今山东菏泽市与郓城县之间。此结论是有根据的。一是尽管黄河多次改道，但姚墟在河之南似没有变。据刘莉教授研究，上古黄河多次改道。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西进和屈家岭文化居民北上，很可能跟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的气候和环境变迁有关。此时黄河至渤海入海。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前后，黄河自北向南摆动，改道从黄海入海。公元前二千年前后（尧舜禹时代），黄河又一次由南向北移动，改由渤海入海。黄河改道和大小河流的泛滥，这一事件和舜帝迁徙、大禹治水有关。[9]例如，宋熙宁十年（1077年）前，今濮阳、范县、鄄城均在黄河南，这年洪水中黄河南移，濮阳、范县移至黄河北，鄄城一分为二，但姚墟仍在黄河南；二是姚墟的历史沿革多有变化，时归兖州，时归冀州，时归濮州等等。由上述两条原因，历史文献中，舜帝生地便有不同的说法。然而大多数专家认为，山东姚墟一说比较可靠。因为除了上述分析之外，菏泽东北30公里处既有古城阳县（今山东沂水县、莒县）的历山，又有古雷泽（雷夏）和其他舜帝活动过的遗址。以此为依归，就可以解释下面这些记载了。姚城因产桃而得名。舜的部族姓姚，可能与桃有关。姚族以桃为图腾。刘藻《曹州府志》卷四《舆地志》载：“姚墟在濮州东南九十里。”姚墟与雷泽相近，后世称为姚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0]菏泽县界，今有舜井等遗址。皇甫谧说，历山“或言今济阳（今山东定陶）历山是也，与雷泽相比邻。雷泽，在濮州东南六十里，此地有雷泽城为汉代成阳故城”。“迁于负夏”，这里第一次出现“迁”字。负夏在今濮阳县城南9公里五星乡的瑕丘遗址。今濮阳人称瑕丘为“帝舜故里”。古代负夏与河滨皆在黄河南，后因河床改道，负夏（瑕丘）已在黄河北了。河滨应当在黄河南岸。寿丘在今山东曲阜县城东北，相传黄帝生处。由此可见，姚墟、历山、雷泽、负夏、河滨多在山东、河南一带。历山、雷泽、河滨等地名非限一处，这里因为黄河发生洪水改道，虞氏部族迁徙有关。

最后，关于浙江的虞舜地望问题。宋罗泌的《路史·国名记》认为舜封于河东虞乡（在山西平陆一带）。而关于上虞说，罗泌采用周处的《风土记》，周说：舜后裔有姚姓，为浙北上虞人，汉代上虞故县距余姚七十里。罗泌认为上虞是舜的支庶所封，今县隶会稽，因为河东有姚，故曰余姚。浙江、苏南有关虞舜地望的由来，此种解释是说得通的。

总之，虞舜父亲在冀州（妫州）怀来，舜出生于山东姚墟，迁徙到濮阳负夏，因洪水泛滥再迁到山西今运城市一带（妫汭），建都蒲坂。顾炎武说：“古时天子常居冀州，故以冀州为中国之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大量考古材料确认尧舜禹时期“中国”指的是晋南这块圣地。

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福建、广东等省，都有舜帝活动的遗迹，不少地名相同而交叉出现。这反映了人们对舜德的怀念，而并不能用来作为舜帝只活动于某一地区的证明。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山西运城地区有如此多的舜迹了。这里除了有蒲坂、妫汭、虞城（陆平）等地名之外，还有鸣条、历山、诸冯（舜帝村）、负夏、陶城、雷池等地名，并保存有舜陵、舜井、舜妹敤首祠等遗迹。

二十岁，虞舜经历了人生第一大磨难——后母迫害。他的母亲握登嫁与瞽叟之后，年幼的重华随母来到瞽家，从姓妫。重华虽不为瞽叟喜爱，但有生母保护，日子比较好过。握登病逝，瞽叟又聚妻生子名象，重华遂成了家人的眼中钉。皇甫谧《帝王世纪》载：舜本冀州人，“其母早死，瞽叟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顽，母嚚，咸欲杀舜。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每日担惊受怕，恐被后母害死。逃出家门流浪他乡，度日如年，又不得不返回家。仍得不到家人的宽容。无奈，只好四处流浪，替人干活，以求活命。在外从不说父亲、后母及弟弟的坏话，农活忙或父母病，舜主动回家干活侍候父母如初。舜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以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和妹妹敤手而出名，人称孝子。

第二，舜居妫汭，都蒲坂。

舜的孝悌德行名传天下，被四岳举荐给尧帝。尧帝都城在山西南部襄汾境内，陶寺遗址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为中原龙山族团遗址之首。据文献记载，这个遗址应是尧在平阳建立的国都。尧帝为了进一步考察虞舜德行，将娥皇女英下嫁给他，并封他居妫汭。虞舜这时全家便到了妫汭（今山西永济妫水旁）。他经历了人生第二大磨难。虞舜地位发生了变化，尧帝赐给舜细葛布衣、琴，派人为其家修筑粮仓，送粮食、牛羊给其家。瞽叟、后母和象仍同以前一样忌恨有加，瞽叟想杀他，让舜上涂仓廪。舜告诉娥皇女英，二妃让舜先做好两顶斗笠。待瞽叟之人纵火，舜得以用斗笠逃脱此劫。接着，虞舜经历了第三大磨难。瞽叟三人害舜之心不死，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又告二妃，二妃献策，告诉他同时挖两口井，成功之前使两口井底相通。待到井刚挖成，趁舜在井下时，瞽叟与象“下土实（填）井”。瞽叟、象以为舜死无疑，欢天喜地正准备去舜家瓜分财产。象对父母说：“我只要二妃和那把御琴。”三人闯开舜的大门，只见舜若无其事正襟而坐，三人大惊失色。弟象掩饰说：“我正在思念兄长呢！”舜说：“谢谢弟弟的思念之情。”

经历过三大磨难的帝舜，对父亲、后母至孝，对弟、妹倍加爱护。父母相继去世后，予以隆重安葬。弟象受到帝舜封赏，据《汉书》载，象受有鼻之封，史称象城，在今河北临城县。帝舜都蒲坂，执政后，以仁德治天下，与他自动养成“孝道”有很大关系。

第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虞书》[11]五篇记述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它以无比丰富的思想展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博大精深。

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2]这应看成是评价舜帝历史地位的最好概括。一个“德”字，确立了舜之“德治”功德；一个“皆”字，概括了唯一性；一个“始”字，概括了首创性。简而言之，舜帝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历史遗产就是德治。《韩非子·五蠹》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出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这里的“上古”，主要指尧舜时代。人们一般把道德归为伦理学范畴。“伦”者，同伙、伙伴之谓也。人伦是讲人的同伙；“理”，是理由、道理、规则。“伦理”就是人与人构成一个群体关系，并有一套相处的道德、规则。

给道德下定义很难。这里引《法理学》给出的定义：“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调整形式。这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13]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根据司马迁的评价，对自舜以后的德治传承关系作了梳理。他说：“斯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14]韩愈用“道统”来标识舜帝开创的德治传统，可以说抓住了舜文化的核心。

舜推选大禹，禹治水成功，是舜帝德治的重要体现。

大禹传说之中往往有史实的素地。有关大禹的遗迹和纪念物，据说遍及今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山西、四川、陕西、贵州、湖南、江苏、浙江等十余省。就目前文献与考古证明的材料看，大禹治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涉及今山西南部、河南大部、河北南部、山东、江苏、安徽北部。其治水地域因大禹精神之影响，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之故。禹，名文命，是夏王朝的奠基者，我国古代最有成就的治水圣人英雄。先秦文献又称“夏禹”（《国语•郑语》）、“伯禹”（《国语•国语下》、《逸周书世俘解》）、“大禹”（《战国策•齐策》）等。夏之族名外，其他冠名，几乎皆属尊称。经专家研究，以下的路线图是较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臆测：大禹的出生地在西羌（先秦时期羌人活动地域很广，包括今宁夏、甘肃、青海、内蒙西南、四川西北部等地）。西羌在四川石泉县石纽乡，即今四川北川县。大禹治水自翼州始。徐旭生先生认为，大禹治水“主要地是治黄河下游的水患。施工最多的地方是兖州。而在豫州东部及徐州的部分平原，可能也曾施工”，“禹对淮水做了一些工作，也很可能。”他还诠释，“禹疏九河”之“九河”故道流经之地，均在黄河下游，即今河北、山东之间平原上（包括：太史、覆釜、胡苏、徒骇、钩盘、鬲津、马颊、简、洁等“九河”），今流经山东禹城市的徒骇河当是大禹疏导工程之一。至于“禹凿龙门”之说（见之于《墨子•兼爱中》、《吕览•古乐》），他指出：“龙门在今天陕西韩城县与山西河津县界中，是地质运动形成，大禹也可能在这段山区峡谷中施工，遂酝酿出‘禹凿龙门’的传说。”[15]

大禹都城在何处，专家争论不休，一般认为禹任百揆时在安邑（夏县）。禹登帝位后都阳城，阳城在今河南登封。而禹州则为启的都城。大禹的家在安徽蚌埠，淮河南岸的禹会村。文献载“大禹娶涂山氏女”，“禹会诸侯于涂山”。这里可能是“涂山氏国”所在地。禹城有具丘，据说为“禹治水筑此，以望水势”。具丘山在禹城市十里望回族乡十里望村东南。不仅如此，这里还正好是禹疏九河的地方。大禹接受了舜帝禅让，在位十一年，东巡狩，崩于会稽而葬此。

舜传道于禹，在《尚书》中有大量记载，其中以记录大禹对话的《皋陶》为代表。《论语•泰伯》记孔子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这里的五人是指禹、陶、稷、契、伯益，其中五人之首为大禹，其次是皋陶，因此，他们二人的谈话就显得极其重要，所以，《孔子家语·王言》记孔子的话说：“昔者帝舜 左禹而右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滕文公上》记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陶为己忧。”舜帝所传“道德”，关系古国治理的大事，帝舜说：“臣作朕股肱耳目。”他重视臣的作用，常让禹、陶贤能之士相与陈其智谋，讨论政治，一派和谐气氛。陶提出“慎身”，并提出治国之道，“在知人、在安民”六个字。这是三人讨论的中心。这六个字为后来奠定了以修己治国为宗旨的儒学基础。在修己方面，大禹治水的全过程足以证明他严于律己，身先士卒，勤政爱民的高贵品德。在治国方面，大禹为民兴利除害，历尽艰辛，历来受到广泛赞颂，《论语•泰伯》说：“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是，孔子说：“舜和禹得到了天下，并不把天下当作私有的。”“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意思是，孔子说：“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他的饮食很简单，却尽量孝敬鬼神,他平时穿的衣服很简朴，而祭祀时却尽量穿得华美；他住的宫室很低矮，却尽力治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荀子•成相》歌颂曰：“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尸子》称：“禹兴利除害，为万民种也”；《战国策·齐四》言尧、舜、禹、汤是“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世世称曰明主”。不仅如此，大禹继承舜帝德治传统，体现了非凡的统一指挥能力。治水需要各氏族部落的广泛参与，需要对分散的人力物力统一调配、指挥和管理。大禹常以强制与德化两种方法来推行这种管理。可见，禹是古国时代杰出的国王。《孟子•滕文公上》中作了高度概括，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畼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变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文献还记载，由于大禹治水有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16]这表明，大禹受舜帝禅让之位，是德才兼备，众望所归。

大禹、皋陶推行“知人、安民”德治方略。大禹认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安定了人民，受到人民爱待，民众就会怀念；同时，皋陶提出“九德”，作为“官人”的道德。舜帝传授治天下之道，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一德治宗旨，大禹严守这“九德”，成为“官人”的道德楷模。大禹按“中”道治国，宽严相济。《史记·夏本纪》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惠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生，亹亹穆穆，为纲为纪。”他仁德、守信、谦恭、勤劳，能以身作则，令出即行，因此能团结大家，共同完成治水大业。总之，大禹皋陶的德治主张和实践，构成了大舜德治功业的宏伟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