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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文献反映出的历史演进(三)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37:00  admin  点击:1355

春秋诸子百家兴起,学说兴盛,但由于战乱和分裂,一直未能有全面的整合。秦统一中国,本有综合整理的条件,但秦朝“以吏为师”,又焚书禁儒,文化反而退步。西汉处于一个文化转折期,西汉既继承了秦的统一国家,又抛弃了严苛的“尚法”制度,为古代文化全面整理奠定了基础。西汉促进上古史重建的重要事件有汉初的献书令、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及文学的兴起,这些事件使一部分资料复现。但由于独尊儒术,所以主体依然以儒家六经为主,增益的材料不多。而东汉则由于谶纬之学兴起以及新朝的王莽复古等原因,大量古史材料出现,其中有很多伪造的成分,但也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佚失古书的辑录。

三国至两晋时期,社会动荡,原有的儒学系统满足不了社会的现实和精神需要,导致这一时期宗教的飞跃与发展,道教、佛教先后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在与儒学的争执与融合中前进。各派为了寻找合理性依据,都从中国上古史中寻求支持,许多古史数据得以辑录。

唐朝与汉代有相似性,都是长期动乱之后的兴盛王朝,都对文化进行了综合与整理。唐代是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上古史重建的重要时期,对前一时期动乱中的思潮进行了统一与整合。宋人主张直接读经,并开始出现辩伪的倾向,上古史增益本不容易。但宋、明以后的上古史依然有所增,这主要得益于宋以后教育的普及、类书的编纂和私刻书籍的兴盛,这些都使许多散落的材料得以著录成书。而这一切与科举制度兴起、印刷术盛行等社会现象有关。

综合分析上古史的增益过程我们会发现上古史增益的三个特点:

一、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整合相伴随。每一次增益几乎都是先是社会和思想的动荡导致大量非主流思想和数据进入典籍,然后是稳定时期对前一阶段的整合与定型,使得上古史越来越丰富;二、随着古籍的整理而日益丰富。诸子的成书、西汉的献书令、宋明的类书编纂、各个时期的注疏等古籍整理工作,使上古史日益丰富;三、非主流学者的介入。春秋时期贵族的没落、汉以后文学的兴起、晋以后宗教的介入、唐以后科举导致的教育普及以及宋以后随着印刷术发展导致的私刻书籍盛行,都使有关上古史的资料得以增益。

2)学科发展与完善的必然

学问如积薪,后来居上。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后世对于上古史的认识未必会比前代人差,这是学科积累的必然结果,中国上古史的日益完善也是如此。另外新数据、新方法的使用也会开辟前人所不能见的领域,加强对上古史的认识。

明显的例子就是上古史的系统化。整合与系统化是所有学科的必然方法,史学也不例外。从历代对上古史的认识,可以明显看到上古史的系统化过程。《论语》中有五帝时代的记载:

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论语·泰伯》)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这里给出了一个自唐虞到周代的古史进程,但尧、舜、禹与夏、商、周只表现出相继性,尚未被合为一个系统。到《墨子》时代,从尧舜至周代的古史已经开始系统化了:

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墨子·尚贤中》)

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墨子·尚贤中》)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墨子·节葬下》)

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之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亦无以异此矣。(《墨子·天志中》)

《墨子》已经把尧到周的时期合称为三代,尧、舜也笼统地归于夏代。到《韩非子》时代,则出现了更系统的划分,古史时代也扩展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韩非子·五蠹》)

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出现了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划分。这一时期,对上古史的分期与扩展当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即便以行文恣肆著称的《庄子》也有了类似的划分: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庄子·胠箧》)

根据“德下衰”也把上古史分为三个时期。这种系统化和扩展,当是对上古史认识前进的结果。

与对历史认识系统化同时出现的还有对历史解释的系统化。人们力图根据历史总结规律,为社会变化找到合理的解释。如西周时只需要对几次政权转移进行解释,所以有“天命”与“德”就足够了。而到春秋、战国之后,人们不仅要对“天命”,而且要对小国来灭和大国争锋做出解释,所以“五行”政治理论出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利用当世的理论观察和描述上古的事情,将上古的史事纳入一个新的系统,同时也力求从上古史事中寻找支持当世理论的素材。

在研究上古史中,我们应该区分两个概念,即史实与古史系统。个体的史实是古史系统的素材,古史系统是史实的综合。古史系统和理论为了增强说服力,往往会采取已有的史实,而不是伪造,以“三皇”、“五帝”为例,《左传》、《国语》、《易传》、《五帝德》等各有说法,这只是整理者不同的综合方法所致,而不全是伪造的结果。许多研究者拘泥于“三”与“五”的组合与意义,断为晚出与伪造,未必准确。其实“三皇”、“五帝”本身就是后世的一种总结与排比,而不可能是当时既有的名称。虽然“三皇”、“五帝”之称后出,但是就其中的每个人而言,未必都是后世伪造出来的。“伪造的古史系统”当中,“伪造”的主要是系统,而不是古史。所以,貌似“伪”的古史系统中包含有许多真实的史实。

上古史的丰富与系统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学者对于上古史认识提高的结果,而不是完全出于伪造。史学自身的完善和学科的发展都使上古史越来越丰满,于是“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就出现了。

对于这种“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我们应该进行全面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对待。首先我们要了解层累造成的内因,了解文献传承过程中的增益、整合、系统化、转述、翻译与个性化,也要肯定前代学者应有的严谨与审慎,不能因为晚出表现出“层累”特点就简单否定。

2疑古派形成并兴盛的原因

中国近代以来的疑古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的。归结起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时代的需要,二是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套用。

中国史学一直起着“资治”的作用,成为时代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隐含因素。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来的武力威胁和文化冲击日益严重,“遭三千未遇之变局”,处于危亡的边缘,知识界和政治层都力图寻找到国家富强、抵御外侮的方法,社会变革迫在眉睫。中国是宗教较薄弱的国家,历史部分地取代了宗教的作用,为政治和现实提供合理性依据。中国社会的变革往往不是从未来的发展寻找依据,而是从以往的经验寻找根据。随着社会变革的迫近,中国知识界从历史为改革寻找理论依据的行为也越来越明显。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声称孔子托古作经以便改革政治,尧舜禹等先王事迹是孔子托古所作。通过否定古代史事,借孔子的影响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提供合理性依据。历史作为现实的依据,不仅改革派利用,保守派也会利用。如何反对和抨击保守派对历史的利用,也是改革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康有为在著《孔子改制考》的同时,还著《新学伪经考》,称古文经为西汉刘歆所伪造,目的之一即在于动摇旧有制度。西学进一步传播,原有学术已经成为保守派的武器和堡垒,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于是,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展,全面否定传统学术和“全盘西化”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对中国的思想、制度、文化甚至汉字,都进行了颠覆和批判,以为西学的传播开辟道路。历史学也参加到这运动中来,19世纪20年代开始,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开始对中国上古史进行反思,在全面整理古代典籍的基础上,提出“层累的造成的中国上古史”,将中国原有的古史系统彻底打倒。古史辨派原本是对中国古史进行学术上的反思,但受时代的影响,这种学术思考很快融入社会运动,发展为一种思潮。学术是理性的,需要冷静,思潮是感性的,需要激情。古史辨派很快成为以疑为目的的活动,许多讨论和论证是在有预设结论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是得出许多过激的结论。

造成疑古过分的第二个原因是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套用。中国史学有自身的特点,中国古代史学是官方史学,由此造成中国史学具有统一视角、重人事、重理性的特点。由于是官方史学,加之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地域广大的国家,所以历史大多是在官方的统一视角下被记录的;官方记录历史的目的在于存档和为后世提供依据,所以注重人事,故中国古史学表现出相对人本主义的特征;官方记录的目的和需要,对于神鬼等虚幻的事物则不作为重点,表现明显的理性特点。所以,我们看到儒家的经典《尚书》是从《尧典》开始,而司马迁作《史记》则是从《五帝本纪》开始,都是关于人类自身事务的记载,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史记·五帝本纪》:“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即中国古代史学从一开始,就已经过了史学家的人本化和理性化的删编,从“信史”时代开始。西方古代史学则不同,是私人撰史,具有视角分散、资料庞杂、神话与历史混合等特点。所以,从西方古史学著作中可以总结出一个神话时代、传说时代、英雄时代、文明时代的顺序。当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学者用这个时代顺序衡量中国古代史学时,发现中国古史系统不符合这个顺序,缺失了前面的时代,而直接进入了英雄时代。由于将西方史学作为确定对错的标杆和准绳,于是中国学者只好将古史系统进行划分,将五帝时代甚至夏、商、周皆划入神话、传说时代,从而导致中国上古史的全面否定。

有的学者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带着预设的目的和成见研究中国古史,不理解中国古代史学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差异,生硬套用西方史学理论,得出了过度低估中国古史的结论。这不仅大大低估了中国古代史学家的理性,而且将中国古史与西方古史混淆起来,导致研究方法上的失误。

3上古史的信与疑

中国古史系统受到古代史家认识能力的限制,有许多缺陷,但这些缺陷并不足以导致全盘否定中国上古史。我们在使用和认同古文献数据和古史知识的时候要审慎,不可以轻信,我们在否定和推翻古文献资料和古史认识的时候,同样也要审慎,不能轻率下结论。

古史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伪造”部分,记录方式的落后、时代的混淆、各类材料的混杂,加上整理者为迎合时势的需要以及史识的不一,使得古史有相当一部分不可靠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树立了可效法的榜样,“疑古”的旗帜和精神必然将继续下去。

因为“疑古”只是手段,破坏只是过程,而古史辨派的目的却在于建立可信的中国古史,如顾颉刚先生言“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我很想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能够有新的建设”。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古代的史实,构建一个合理的古史系统,可以说是其他学者和古史辨派学者共同的目的。所以,将古史辨派称为“疑古派”应该是一种误称。

目前中国史学界依然有疑古和“走出疑古”的争论。但我们仔细考察持不同观点学者的研究会发现,各派学者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资料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同的只是对某些概念和观念的理解和侧重不同而已。所以,目前的争论可以视作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高潮的一个响应,而不是新的论战的开始。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编:《第三届中国大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