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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文献反映出的历史演进(二)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37:00  admin  点击:1291

(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淮南子·修务训》)

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淮南子·兵略训》)

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荀子·成相》)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

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舜西教乎七戎,道死……(《墨子·节葬下》)

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帝王世纪》)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吕氏春秋·上德》)

干戈不用,三苗服。(《荀子·赋篇》)

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

这类战争已经表示出明显的针对过远地区族群的文化骄傲和信仰传播的色彩,表现出认同感上的强烈差异,与前期中原地区的自身冲突有了显著的不同。

3三代时期的神灵更替

夏商周时期,中国宗教信仰曾经历过一次变化,神灵系统发生了更替。其中以农业神的更替最为明显,中国上古影响的农业的神灵有多种,但固定的农业神有三种:社,土地神;稷,也称谷神,是丰收之神;先农神,也称神农、田祖,是农耕神。

中国古代曾经经历过一个明显的农业神更替过程,社、稷、田祖都发生了变化。

从文献记载看,最初的社神为共工氏之子句龙:

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共工氏之霸九州岛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故祀以为社。( 《礼记·祭法》)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国语·鲁语》)

至于共工氏与句龙的世系,在《山海经·海内经》有这样的记载: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可以看出,共工和句龙都是炎帝后裔,即炎帝后裔是最初的土地神。但到后来,土地神变为鲧之子禹:

禹劳天下,故死而为社。(  《淮南子·氾论训》)

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史记·封禅书》)

即到夏代时期,土地神由烈山氏之子变为鲧之子禹。关于鲧和禹的世系,文献记载多认为是黄帝的后裔: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山海经·海内经》)

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 (《史记·夏本纪》)

鲧、禹皆是黄帝之后。自夏代开始,黄帝一系的禹替代炎帝一系的句龙成为社神。

稷神也有过这种替代。在文献记载中,早期的稷神是烈山氏之子柱(或曰农),而夏代以后变为周人的祖先弃: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国语·鲁语》)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礼记·祭法》)

共工氏之子曰句龙,食于社;有厉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汤迁之而祀弃,故书“祀”作“禩”。(《春官·大宗伯》郑玄注)

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乃迁烈山子柱,而以周弃代为稷祠。(《汉书·郊祀志》)

关于烈山氏的世系,郑玄在《礼记·祭法》注中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韦昭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以烈山为厉山也。”杜预在《左传·昭公二十九》注中也说:“烈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即烈山氏与柱属于炎帝一系。而周弃却是黄帝一系:

昔少典,取于有峤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国语·晋语》)

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藏、任、荀、僖、姑、儇、依是也。  (《国语·晋语》)

周人姬姓,是黄帝族的一支。夏代以后以周弃为稷,也是用黄帝系的稷神取代了炎帝系的稷神。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先农神的祭祀当中,只是先农神祭祀的变化比较复杂。神农作为农业创始者受到尊崇,其出现是较早的: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祖农也。 (《白虎通·号》)

这里神农是作为“祖农”即开创农业的祖师被尊崇的,其即后世所称的“田祖”、“先啬”: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诗·小雅·甫田》)

毛传:“田祖,先啬也。”孔颖达疏:“以迎田祖、先啬之神而祭之。”朱熹集传:“谓始耕田者,即神农也。”另外还有: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祭百种以报啬也。 (《礼记·郊特牲》)

郑玄注云:“先啬,若神农者。”在文献中甚至出现了一个神农时代: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易·系辞》)

神农氏七十世而有天下,轩辕氏兴。(  《尸子》)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惯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史记·五帝本纪》)

即神农氏出现在黄帝以前,那么早在黄帝之前即有一个受到祭祀的神农。而这个神农也是与炎帝联系在一起:

南方生夏,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册府元龟》)

安登生神农于烈山之石室,亦曰烈山氏。(《路史·炎帝纪》)

另外《淮南子·时则训》还有:

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司者二万千里。 

高诱注:“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关于炎帝与神农相联系的记载很多,后世形成了炎帝即神农的说法。有学者认为炎帝与神农混而为一是汉代以后才形成的。但无论怎么样,炎帝与神农具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出于同一系统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农业创始神的神农、“祖农”、“田祖”、“先啬”最初也是炎帝一系的神灵。

农业创始神也发生过更替。《山海经》有记载: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延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  (      《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山海经·大荒西经》)

这里我们看到,叔均成为了“田祖”。关于叔均,还有其他记载: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狄。(《山海经·大荒西经》)

叔均当是黄帝之后。即姬姓之黄帝的后裔叔均,取代了炎帝一系的神灵成为农业创始神。但从长远来看,叔均的这次取代似乎不彻底,炎帝一系神农的地位后来又得到了恢复。关于炎帝神农氏的论述很多,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农业神灵领域,发生了一次神灵更替,基本就是黄帝一系的神灵取代炎帝一系的神灵。这与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衰”、“黄帝为天子”的时代前后正好符合。

夏、商、周人皆将自己归为黄帝一系,这在三代的祭祀系统中表现得相当清楚: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

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上》)

有虞氏、夏后氏皆直接禘祭黄帝,明确为黄帝之后。商人、周人则禘喾(《国语》谓商禘舜),帝喾亦是黄帝之后。

从散落在文献里的资料,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一个炎帝系的神灵系统,甚至在以黄帝后裔自居的夏、商、周时期,这个神灵系统也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被接受。这与传统史学中记载的炎帝与黄帝的替代关系正好相符合。

综观上面所论述的三个方面的演进,我们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上古史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并不能轻易地予以完全的否定。

 

二、中国上古史的信与疑

 

1“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合理性

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对中国的古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对古史尤其是上古史给予否定,其最为重要的论点认为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伪造的古史系统”,“三皇五帝”时代也被完全推翻。(日本也有类似的研究,白鸟库吉等学者比顾颉刚更早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质疑。)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人们继承古史辨派“疑古”精神的同时,也注重研究新、旧资料,试图重建中国上古的历史。对于史实的重新认识,使人们日益认识到补古史辨派的若干不足,需要加以重新解释和弥补。而古史辨派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伪造的古史系统”命题,也需要加以重新的审视和解释。

从现象而言,古史辨派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正确的,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否皆是伪造,则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不可否认,“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当中有许多非信史的成分,但整体而言,并非皆是伪造所致,而是史学发展的一种合理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用于比较研究的古史原本是一个非完整的古史系统,这个非完整的古史系统一直处于完善之中;二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导致古史系统的日益完善。

1)原本非完整的古史的重建

由于目前能完整体现古史系统的文献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典籍,所以严格地说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史系统,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古史系统。而关于古史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也大都是以这一时期的这个古史系统为原本进行的。

总观先秦典籍,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先秦典籍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本特色,大体概括为两大特点:一是缺乏对当时社会事物及其根源的宗教性解释,二是缺乏神话时代的历史。

《尚书》、《诗经》、《春秋》等典籍都是以前人的历史为主要记述对象,以人类社会的活动和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少有神话性的记录,极少对自然现象、神灵等自然和超自然事物的解释与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有关于人类社会与制度的解释,而且必须有关于生活的自然环境的解释,而这些在先秦典籍中却十分缺乏。但从《山海经》等书籍看,当时解答自然现象、记录神话的书籍当也不在少数,只是由于后世取舍,导致这类书籍亡佚,被人遗忘而已。即在先秦时期就有相当一部分记录神话和传说时代的书籍被清理出“经典”和“信史”之外,早期的传说与神话没有能够整合进入主流的古史系统,而被散落在外。

从世界范围的早期历史看,人类的最初历史是从神话开始的,几乎所有文明的前期历史都充斥着神话和传说,中国历史却是明确地以人为主,中国古史系统的开端也是人文昌盛的尧舜禹时期。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古史系统在形成的初期即抛弃了神话与传说时代,而关注人自身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自建立古史的时候起,就已经把上古史中的神话和传说时期忽略了——最初的史学系统已经缺少了最早期的历史。

然而,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在逻辑上、完整性、系统性还是研究需要上实际都是无法被省略掉的。所以,这部分被省略掉的历史一直处于重建之中——“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逐渐被建设起来。

春秋的人本主义是有根源的。周人灭商,是以“小邦周”代“大邑商”,统治并不稳固。所以非常关注其统治合理性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德”与“天命”相联系,使个人行为与质量成为获取“天命”的依据,强调人在宗教中的作用,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现实中则提倡“尊尊、亲亲”等调整人际关系的原则,表现出强烈的人本思想。西周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学在王官”,“王官”执掌各自有所侧重。人本思想的指导加上“学在王官”的单一整理形式,导致文化内容的纯洁,突出了人事在古史系统中的地位,各种不符合人事常规的神话虽然存在,却无法被整合到同一系统当中。

春秋时期,学者们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人本思想,而春秋时期的社会形势也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人事。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诸侯兼并,大量小国被吞并,小国原有的贵族沦为下层平民,将学术带入到民间,私学兴起,百家争鸣。这一时期中国的学术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央无力控制学术,而在兼并中角力的各国则急需找到强国存宗的资源,希望能从学术中有所收益,学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相对独立地位。而各家流派的主旨也基本相同,一是努力恢复原有的高贵地位,二是试图在取得诸侯支持,以有用武之地。前者使学说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力图保持原有的面貌;而后者使各派为了保持说服力与可信度,以求用于诸侯,都尽力不涉及较虚无的上古数据,而使用较为人信服的近世的数据。所以,春秋时期虽然私学兴起,各家有了将各种杂学掺进本派学术的空间,但是,却没有出现上古史的重建热潮,上古史反而因为要为当时的时势服务而被忽略。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的重要时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初的古史系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对流传后世的经典进行整理的儒家更为注重人事,“怪、力、乱、神”几乎被摒弃在经籍之外,神话和传说时期的古史也未能进入古史系统当中。儒家的整理使得杂说更加难以进入系统,使我们视野中的上古史十分单纯,从而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埋下了伏笔。

中国上古史系统增益,主要有三个时期,一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二是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三是唐宋明时期。

至战国时期,进入“争于力气”的时代,主要大国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一方面“政在诸侯”的合理性解释已经不是必须,另一方面存亡的现实迫使人们更关注实用,学说向实用性转化。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学说被冷漠,各派学者通过学术获得承认和地位的机率大大降低,专注服务于政权的热情也随之减弱,各种个性化的非主流的内容进入学者的研究范围。而各国也忙于争战,无暇顾及学术的统一。所以,这一时期有大量被散落的古代神话和传说被纳入到学派的研究当中,上古历史比春秋时期更加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