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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看(一)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32:00  admin  点击:1680

从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看

虞舜在世界文明史的作用与影响

 

郭辉东 吕芳文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世界文明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本文采用“以类相从,时代为序”的纵横比较研究法,纵横四海,神游五洲,以中国和虞舜在世界文明史的作用与影响为研究对象,采百家之精华,拨千年之迷雾,将众多历史的碎片由点到线再扩展到面地连接起来,把古史传说、经史典籍与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进行鉴析与印证,以4000多年前的虞舜作为切入点上下求索,把整个世界文明史作为一个可以扩展到过去和未来的统一过程,求得有益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径选择的启示。

 

一、虞舜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时空坐标中的位置

 

(一)虞舜活动的年代距今已有4100多年。

距今八千年至一万多年前,长江、黄河流域已经种植稻谷、栗沗和饲养家畜,使人类最终与动物界分离,逐步开始了文明历史的演进过程。距今八千至四千年前,中华大地出现了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大禹等创世英雄和历史伟人或圣德之君,人们称之为人文初祖或三皇五帝。有关三皇五帝的几个组合,去掉重复的,一共有13位古帝。比较通行的五帝之说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五帝之一的虞舜是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湖南永州九嶷山考古发掘表明虞舜是五帝中唯一有秦汉以前陵庙和地下文物相印证的。

三皇五帝传说的分歧,原因是中国文明具有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早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初,中华大地就形成了华夏族,还有被华夏族称为蛮、夷、戎、狄等许多兄弟民族,20世纪初“中华民族”之名逐渐演变成中国诸多民族的总称。

从伏羲到尧舜禹,起止年代为公元前5341—前2146年。夏朝起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虞舜是夏朝以前的古帝王,距今已有4100多年。《通鉴外纪》所载《春秋命历序》表明,虞朝起讫年代为公元前2173—前2146年[1]。

(二)虞舜活动的空间处于中国上古文明源头地带。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古以黄河、华山为南北之界,中国位于东南。《正义》载:“河,黄河;山,华山;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尔雅》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之内。”《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载:“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中国现今的疆域是五千年来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政权与周边各族的部落、部族在长期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五千年至四千年前,黄河、长江中下游等地形成了六大主要文化区。虞舜活动的空间处于中国上古文明的源头地带。中国上古行政区划,西汉以前认为九州系大禹治水后划分的,《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尚书·舜典》载:“舜肇十有二州。”虞舜活动的疆域,似疑在禹贡所列九州再加并、幽、营三州。舜崩后的归葬地在荆州辖内的“江南九疑”。

(三)虞舜及夏王朝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伏羲时代起始于公元前5341年,尧舜禹处于距今八千年至四千多年的承前启后时期,他们活动的地区陆续进入了铜石并用时期,母系氏族制正转变为父系氏族家长制。尧舜禹是夏朝以前的古帝王,从《尚书》、《竹书纪年》、《史记》等记载可以看出,他们是有文献流传、有年岁、有事迹的古代君王。

虞舜者,有虞氏,名曰重华,称舜帝,又作帝舜,简称舜。《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然后禹践天子位。”

公元前21世纪,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阶段和国家组织的第一个王朝——夏。夏朝起讫年为公元前2146—前1675年。禹死传子而不传贤,其子启继承了王位,传统的氏族成员推举禅让制被王位世袭制所代替,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夏及其以后的商、周三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三代的疆域中心在中原地区,但周围的附庸国很多,尤其是西周王朝分封到各地的诸侯,控制着华北平原直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这就为中国能够形成绵延数千年文化传统准备了重要的地域聚合条件。

 

二、虞舜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的作用与影响

 

(一)五帝之一的虞舜在中国上古文明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尧舜禹是上古部落联盟的首领,古史相传为圣德之君。虞舜在五帝之中居末,在尧舜禹之中居中,他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历来向往的道德典范,在中国上古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先秦诸子中,儒家特别推崇尧舜,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人们曾赞颂“帝有虞氏之德之盛,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以“尧天舜日”、“德自舜明”、“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人皆可以为尧舜”、“六亿神州尽舜尧”来赞美他,称道他是“死而不朽”的圣人。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

一是在尧舜禹三朝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舜践帝位只有三十九年,但在此前“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至年五十八尧崩”,加上“帝舜荐禹于天”,“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载升于至道”。中国古代的礼仪起源于虞舜时代,《礼记》、《淮南子·齐俗训》中多次提到“有虞氏之礼”、“有虞氏之路”、“有虞氏之旗”、“有虞氏之庠”等有关文明礼制的描述。他以乐教天下,“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史记·乐书》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舜歌《南风》而天下治”。歌词是:“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相传毛泽东故乡韶山因舜驻足演奏韶乐而得名。后来孔子闻韶乐于齐,“三月不知肉味”。舜举用22人治理国家,分掌教育、农事、工程、司法、典礼、天文等,也就是说黄帝草创的国家,到舜时已趋完备。虞舜在摄帝位、践帝位和举荐大禹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的功绩及其思想的光辉,过去似乎低估了。

二是厉行新政,功勋卓著。虞舜在政治上雷厉风行,敢作敢为,所做的一些大事为日后“垂衣裳而天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1)举用八恺、八元,惩罚四凶、四罪;(2)弘扬九德,宣扬五典,制定五礼,施行五刑;(3)分天下为十二州,划定封界;(4)把五年一巡狩定为制度,督促诸侯恪尽职守;(5)改革刑制,宽恕为先;(6)立政修教,教人以伦;(7)庶政惟和,万邦咸宁;(8)举荐大禹,治理水害。

(二)虞舜是中华民族历来向往的道德典范和大公至德的圣德之君。

对于虞舜的品德和德政,《尚书》、《史记》等经史作过高度评价。《史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无论虞舜到哪里,都可以化解原有的矛盾,吸引众多的人和谐相处。“舜入于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

舜为人子、为人夫、为臣、为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典范。《尧典》、《舜典》、《大禹谟》中涉及对舜的评价有:孝感天地,舍己从人;大公至德,允执厥中;德为善政,政在善民;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任贤勿二,野无遗贤;柔远能迩,蛮夷率服;天成地平,垂拱而治。比如:“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竟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2]虞舜处事公平,中道而治天下。他提倡并践行“允执厥中”、“允执其中”、“执其两端”的中庸之术,意即人们处世行事千万不要走向两个极端。“极高明而道中庸”,“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被历代儒者和统治者视为纵横天下、无往不胜的旷世胜经,对当今领导者执中行权与构建公正公平的和谐社会,也具有现实意义。明代薛瑄撰的《济南府重修舜庙碑》曾赞曰:“有大圣人之道,而功被于天下万世者,固宜为天下万世之所崇奉”;“夫舜之所以为大圣人者,以其为人伦之至,而精一执中乃万世道统之源”。

(三)弘扬舜帝道德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舜帝的德政是屹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不朽丰碑,舜帝的品德和功德,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极为深远。舜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其后裔有40多个姓氏,直系后裔有陈、王、胡、孙、姚、虞、田、袁、车、陆10姓,后裔人数达26亿之众,遍布世界各地,尤其在港、澳、台和美国、东南亚各国为多,舜裔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陈立夫先生倡议,1982年在台湾发起成立“世界至孝笃亲总会”,1985年更名为“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至今已召开20届国际大会。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饮水思源、慎终追远、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弘扬舜帝道德文化,有利于加强海内外舜帝后裔的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亚欧大陆是世界古代文明舞台的中心,

世界文明中心有由东向西再绕向东的发展趋势

 

(一)数千年来亚欧大陆是世界文明舞台的中心,但以地中海为界分为东方与西方。

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学说,曾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文明是一定社会、民族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俊哲文明”时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金属器、文字、城市、阶级和国家的出现等,是文明的重要外在标志。人类学者认为其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目前学术界比较推崇荷兰学者鲁克荷恩的判断方法,其标准是在三个基本条件中只要具备其中两个,可称之为“文明”。这三个条件是:(1)在一定区域的聚落中已经有好几个互相联系的,人口至少在5000以上的城镇、集镇或城市;(2)已有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或借用部分外族文字而形成自己的文字;(3)已有纪念性的建筑遗迹和进行仪典活动的中心场所[3]。

数千年来亚欧大陆是世界古代文明舞台的中心,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是当时最先进,在数千年中对人类发展贡献最大的文明。古代腓尼基人以地中海为界分为东方与西方,地中海以东的陆地称为“ASU”,意即“东方日出处”,后来转化为英语“Asia”。中国、印度、埃及、古巴比伦等四大文明古国属于东方,希腊、罗马属于西方[4]。

西方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曾说过:“万物源于水。”人类最初的主要文明,都诞生于大河流域、海滨及其与山地交汇的边缘。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19世纪以来一直被世界史学界公认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誉之为“文明的摇篮”。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道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地区性宗教发源地和最先传播地也都在亚欧大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表明,“文明的摇篮”还有爱琴文明和印第安文明。

(二)大漠草原金戈铁马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和融汇。

在地球最辽阔的大陆——亚欧大陆的心腹地带,纵横着一条总面积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草原——沙漠地带,东起大兴安岭西侧,西抵黑海北岸伏尔加河——顿河草原,其东、南、西三方临近东亚、南亚、西南亚、中西欧农耕区。这一条一望无边的低洼地带,是东西方两大不同文明体系以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接触地和碰撞点,历来是金戈铁马的游牧民族冲击农耕民族的出发地,亚欧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和演进的。

亚欧大陆的这一心腹地带,地处亚、欧、非三洲交通要道上,《地缘政治论》的作者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称之为“心脏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联接中国和西亚到欧洲的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经过的,是东西方交通和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必经之路。

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四大发明,以及数十项实用技术,都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美国学者德克·卜德在《中国物品西传考》中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马克思更精辟地论述道:“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中华大地以每年400毫米降水线为界,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西北是少受甚至不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干旱地区。这条降水线,也是东亚大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大体边界。农耕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固定难移。游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今日行而明日留,随畜逐水草往来”,来去无定。为了阻止游牧民族的骑兵驰突,中原农耕民族被迫不惜人力物力修筑万里长城,这一人工屏障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所谓金戈铁马,指的是金属武器和高大强壮的战马。马的驯养和炼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东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冶铁技术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二千纪末,整个亚欧大陆处于一片骚动之中,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等文明中心,都遭到了拥有战马和战车部落的蹂躏。游牧部落用骑兵取代了战车,马和青铜或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部落发起了两次席卷诸多文明中心的大规模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前1100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