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罗池庙碑》文

对柳宗元形象的损益

祁世坤

（中国北车集团永济电机厂  山西永济   044502）

内容提要：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罗池庙碑》文，可以说是对柳宗元的一个“盖棺论定”和对他政德的追评，但由于对永贞革新政见观点的相左和个人的情感所致，会有对柳宗元形象的损益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一是指出在永贞革新的问题上，韩愈慎言政治事件，曲意回护柳宗元但有违实情真相，而柳宗元的“素意”并非如此，他坚信永贞革新并非有错，王叔文并非有过。柳宗元只是从个人性格的涵养上反思，亦然坚持要正道直行，而韩愈对柳宗元在柳州的政德却着力渲染，以至神化了柳宗元，可视为是对亡友的幽上一默。二是对柳宗元于友情上表现的高尚风格，主要是同刘禹锡的“以柳易播”一事大加赞扬，烘托了柳宗元的精神人品，同时鞭辟了社会上的污浊现象，具有警世醒顽的震憾作用。三是着力对柳宗元的思想文学建树厚加评论，指出柳宗元在穷极末途之中，成就了他的文学词章，且必传于后无疑，并指出假若柳宗元作到一时宰相，以此易彼，轻重得失不言自明，此论可说是韩愈的非凡预见性和洞察力，具有深远的影响，且已为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

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写了《柳子厚墓志铭》，其后又写了《罗池庙碑》文。前者可以说是对柳宗元的“盖棺论定”，后者以为神祠文，有对他功绩的追述。前者又说是柳宗元的遗嘱，刘禹锡在祭柳文中指出，此事只能由韩愈去办；后者据说是宗元死后显灵，由他的副将所请而为。总之，或铭或碑，文出韩愈之手，都是具有权威性的。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本是至好的朋友，但在政治观点上相左，突出地表现在永贞革新问题上。宗元死后的碑铭文由韩愈去写，本是朋友之间的信任，然而又必定囿于个人的看法，难免会有对柳宗元形象的损益，这里想就这个问题,作点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一、慎言敏感的政治事件，曲意回护柳宗元有违实情真相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中“二王刘柳”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官至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作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评论柳宗元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韩愈对永贞革新显然持有否定的态度，他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认为永贞革新是“群小用事”，“内外厌毒”。韩愈不满王叔文、韦执谊的为人，也曾以此劝告过刘柳。韩愈在《永贞行》一诗中，先是指责王、韦欲偷国柄，夺军权，任意超升官吏，公然受贿，不尊重元老故臣，甚至有意篡位，然而为刘柳交友不慎，遭致贬谪而叹惜。从他个人的私怨来说，他一直怀疑先前被贬阳山令是由于王、韦党的排挤，后来又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留露，必得王叔文、韦执谊、王伾都贬死后，他才有机会回朝。①韩刘柳三人虽然政治观点上不同，但并未反目，其间友谊保持始终。韩愈在永贞革新事件上，对柳宗元的评论显然持有回护的态度。他慎言敏感的政治问题，在铭文中只有“遇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一笔点过。说到宗元自己的过失，则是“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意思是说以前他年轻时好义气用事，热心替别人出力，不珍惜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不顾及自己的名声和影响，以为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一定会很快成功，因此遭致失败而被贬谪，这样一来，韩愈把柳宗元似乎也说成了受害者，是他年少仗义，为王叔文所利用，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是违于柳宗元的本愿，因而有损于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中的形象。

柳宗元南贬之后在永州写的《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信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这是宗元表明他与王叔文等结成集团，相信王叔文具有政治才能，以为志同道合，一定能够实现共同的政治目的，完成他们全力以赴的大业。只是年轻气盛，没有想到凡事不可强力而为，因而遭到失败，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参考刘禹锡临终之前写的《子刘子自传》，他对永贞革新，特别是王叔文本人有着较为详细的评述，他说王叔文有远祖（东晋时期前秦丞相王猛）遗风，他和吕温、李景俭、柳宗元都这样认为。他们几个朝夕相处，都称赞王叔文的才能，叔文善于谈论治国的道理，往往叫人心服口服，他得到顺宗重用以来，所采取的革新措施，人们都认为是无可非议的。说到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他用了“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是指唐宪宗即位后，顺宗成了太上皇，且久病卧床、宰相大臣和百官都不能同他接触，实际上是顺宗被软禁了起来，宫廷中的事情诡秘，这有点象东汉桓帝和顺帝的情况，即拥立新君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宦官手里，可见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看法一致，他们并不以为永贞革新有什么错，王叔文有什么过。后来柳宗元到柳州赴任，在《谢除柳州刺史表》中，有“臣以不慎交友”的话，正如有学者指出，“那是应付皇帝用的”，并非柳宗元的本意。韩愈在铭文中说，“谓功业可立就”，这是同柳宗元说的“不知愚陋，不可力疆”的自省，意思大致是一样的，但柳宗元的自省还不至此，他在《与裴埙书》中说，“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又认为自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超取显美，”是说自己过早地出人头地获得显赫的名声，这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怨怒和嫉妒。在《与萧翰林俛书》中，又说是“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似乎自己都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得罪了人。当然柳宗元多是从个人的修养上找原因，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对内弟现身说法，以为自己过去在京朝时，由于志大才高，总是遭到一些人的讥笑辱骂，自己总想着收敛形貌，减少点锐气,但还是被人视为狂疏轻薄之人。刘禹锡后来在《河东先生集》序中，也说柳宗元是“以疏隽少检获讪”，想是说他才高名大又缺少检点而遭受诽谤。再看柳宗元到永州后写的几篇带有反思性的赋体文,如在《瓶赋》中,说自己宁愿做因为汲水而被摔碎了的瓶子,也不愿去做让人喝得醉醺醺的酒壶子；在《牛赋》中，他又以牛驴比人，说明人的命运有好有坏，既使如此，他还是愿意做对人有用的老牛,不愿去做那种跟在劣马后头趋炎附势的瘦驴；在《惩咎赋》里,他亦然表明，在有生之年他仍要正道直行。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或者说是政治改革家，这主要是指他在永贞革新中的表现。永贞革新是光明正大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不能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永贞革新是柳宗元一生中的光辉点。

贬谪中的柳宗元，“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在永州他被视为闲官，“俟罪非真吏”，而在柳州为刺史，四年的政绩菲然，足以显示柳宗元的为政能力。对此韩愈却是大加宣扬，以至神化了柳宗元。韩愈在《罗池庙碑》文中说，柳宗元一到柳州，面对现实，即发出“是岂不足为政邪”的感慨，而后经他的治理教化成果显著，后来桂管地区都推行他的经验。他称柳宗元为柳候，而百姓相悦，“兹土虽远京师，吾辈亦天氓，今天幸惠仁候，若不化服，则我非人”，足见百姓对他的崇敬，为此韩愈写了四句言，六十个字的颂语。韩愈在碑文中说“余谓柳候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祸福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这实在是对亡友的幽上一默。柳宗元一生不信鬼神，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自己在永州的处境如同囚徒，即使如此，还是不愿去讲有什么鬼神之事；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也说，“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韩愈以柳宗元的副将所谓的显灵之说，受其所请则借题发挥，极力颂扬柳宗元的政绩功德，对他的崇敬之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柳宗元的神化，也有失柳宗元的原本形象，柳宗元必竟是人不是神，神是对他人格的极端化的描绘。

二、高扬柳宗元于友情表现出的高贵品格，具有警世鞭浊的震撼力量

韩愈评论柳宗元，特别推崇他的交友和为人，典型的事例是二次南贬，刘禹锡被遣播州，那个地方要比柳宗元去的柳州条件更为恶劣，想是刘禹锡奉诏回京后，写了那首出言不恭的诗，即《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诗讽刺了那些权倾京城的新贵，也惹怒了宪宗皇帝，因而得罪甚重。柳宗元对朋友的困境非常同情，正如韩愈写的，“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刘禹锡要去播州，还要带上八十多岁的老母同往，这实在是于情不忍，于理不容。刘禹锡临终前写的《子刘子自传》中提到，还是他在入朝官之前，曾逢宰相、扬州节度使杜佑兼管徐泗两州，经请求让他去任掌书记（文书一类的官），他捧着任命的令状告诉母亲，老人却说，我不喜欢江淮一带的地方，你应该事先想到这一点。于是他又禀告宰相得到允准，在徐泗停了几个月后免去此职，因为水路难行，暂时改派为扬州掌书记，过了两年，道路畅通了，又调补到了京兆地区的渭南县主薄任上，第二年冬，擢升为监察御史入京。刘禹锡着意细说这一段往事，想是对杜佑体恤下情的处事十分感激，这可以拿来同他的罪贬播州一事相较。这里通情达理的显然不是宪宗，而令他感激涕零的却是柳宗元。柳宗元不忍心皇帝如此对待刘禹锡，于是给宪宗写了奏折，愿意同刘禹锡对换，既使因此得罪朝廷，受到重罚，至死无悔无怨。要知道，柳宗元当年初贬永州时，就是带着他的老母同往，老人在永州不服水土，适应不了湿热的气候，第二年就去世了，宗元也因此悲痛欲绝。柳宗元下这样的决心，显然是有着自己痛失慈母的深刻感受。就他个人来说，“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按人之常情，也会埋怨刘禹锡的无事生非，那里还会去为他的困境想那么多，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怨言，而是作出了为朋友排难解忧的此一壮举，因而也把他的人品人格升华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所以韩愈指评此事，用了“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一语。对此，韩愈又从反面引出官场和世俗社会的一些现象作比，指出平时一些酒肉朋友互相吹棒，以至声泪俱下地表示珍重友情，生死不负，然而一触及小的利害，则反目为仇，甚至落井下石，欲置人死地，不以为耻，反自以为得计，这些人在子厚面前，应该感到惭愧。其实韩愈说的这些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之事，自柳宗元遭贬以来都曾遇过。如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的，“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这其中难道就没有和柳宗元有点情谊的人物？他在《与萧翰林俛书》中说，一些人还因我的贬谪处罚太轻，不足以平息众怒，因而对我诽谤越来越多，喧嚣不已，丑态百出，还有一些人装腔作势想着当官，每天都使出新奇花招，以对我的谩骂攻击为能事，讨好我的仇敌，作为进身之阶。柳宗元在永州写了《谪龙传》，清人陈景云在《柳集点勘》卷二中指出此文“盖时有过（遇）之不善者，故寓言见意”，即是说他在永州受到过侵辱，狎侮有感而作。在《答问》文中，柳宗元借他人之口说出，“交游解散，羞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也是说自己以前的旧交纷纷离去，亲朋也以为耻，平时对自己一向仰慕的人，也都毁掉了往来了的书信，消失了踪影。

韩愈同柳宗元的友情，如他诗中说的“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他在《祭柳子厚》文中又说，“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其意是说如今交友，都是势利看人，而我自身尚难保全，但还是要承担起你的嘱托。韩愈此话，想来也是有激而发的，他自己也是命运多舛，元和十四年正月，因谏佛骨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如他诗中说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十月又改授袁州刺史北移，十一月宗元去世，次年五月丧柩北归，他自袁州遣使致祭。韩愈说的自身难保，即是指此时的处境，既使如此,他也绝不辜负朋友的嘱托，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他的话深刺了社会的世俗之见,而自己已先为柳宗元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其情其理都在此言中了。

三、厚评柳宗元的文学建树，足见非凡的预见性和洞察力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文中说，“即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是说柳宗元在南贬之后，于政治上不得复起，在困苦之中死去。而正是这样的困厄之境，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辞章，且必传于后世。这一段评论，有如下的几层意思，一是假使子厚在京朝时，能象后来在永州和柳州那样自身持重，就不会遭到贬斥；二是既遭贬斥，却能遇到有能力有权位的大僚救助，又必定会复用，就不会穷困到如此地步；三是如果贬斥的时间不长，穷困也不至于此，按他的才能当会出人头地，但他的文学辞章又不会如现在这样的大放光辉；四是假若如愿以偿作到了一时的将相官位，这又能怎样同他文学辞章的成就相比，轻重得失都是不言而喻的了。这一段充满感情带有逻辑推理的话，表现了韩愈的远见卓识，是他独具只眼的发现。或许这在柳宗元还真有点当事者迷，而在韩愈却是旁观者清。柳宗元早慧，少有奇名，在京朝时已卓有文名，虽说如此，他致力于政治改革，反而对文名不大热衷，只是在南贬之后，于困厄之中，才意识到立言传世的问题。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他又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说，：“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杨雄没而《法言》大兴，（司）马迁生而《史记》未振”，也是指取贵于后的意思。在我国古代，由于政治的厄运转而为文，以求立言传世者大有人在。最早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关于三不朽的说法，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柳宗元决意走这条路，但又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思想的困扰，始终存在有矛盾心态。如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的，“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技）也，然而立言存其中。”这样他把写文章看成是士人的末技，但要立言著书以求传世，又还得靠文章。他和族叔柳公权，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大书法家，但他在给刘禹锡的诗中又说，“事业无成耻艺成”，这里他是指书艺，即书法艺术，他把文章说成是士之末（技），似乎也归到艺技一类上去了。

诚然柳宗元对自己的文章很自信，他在《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中说，“宗元无所能，独好为文章，始用以此进，终用以此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犹末能去之。”是说他特长于写文章，以此得福，也以此召祸，如今在贬地于畏罪惊恐之中，也没有放弃这个爱好。他在《愚溪诗序》中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也是说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落难于此，但以喜欢写文章来宽慰自己。他的文章如清水洗去尘灰，逼真地描绘事物的千姿百态，而没有任何的回避和忌讳。虽说如此，柳宗元显然是以不得意而求其次的心情对待为文的。他在政治上希图复起的思想并未泯灭，尽管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消其志，又以多病之躯少了锐气。初来永州，他在给丈人杨凭的书信中还表示，“以人望人，尚足自进，”似乎还有一股虎虎生气。当着程异事件的出现，又使他油然而生复起的希望，他四处求人救助，甚至给原先视为政敌的武元衡写信，求其“并容宽览，弃瑕录用。”在给翰林李建的信中，他还想着为自己讨回公道，得到赦免，从而为朝廷推行仁政出力。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叛获得大捷，他在献给皇帝的平淮夷雅表中，还说自己忖度，“有方刚之力，不得备戎行，致死命，况今已无事，思报国恩”，也只有写写颂扬的文章了。然而这次大赦，又使他大失所望，他在其后献呈李夷简相公的陈情表中，说自己是“日号而望者十四年”，于绝望中再求一试，否则就会含冤死去。果不其然，其后朝廷迟到的开恩，已对先逝的柳宗元毫无意义了。

韩愈对柳宗元在文学辞章上取得的成就同做到一时将相比较，其识见有着他的阅历体验，他在祭柳文中又说，“富贵无能，磨灭谁纪？”是说做到一时的将相，大富大贵又能怎样，这也无非是过眼烟云，终会磨灭以尽，而又有谁还会记着你呢？韩愈说的文学辞章应该含有两个意思。一是文学在古代有着宽泛的内容，文献经典和辞章修养都包含其中。二是所谓辞章则是带有作者思想感情而又讲求艺术修辞的作品。前者是柳宗元所看重的，如《贞符》、《非国语》、《天说》、《封建论》，还有他与宗直共同完成的《西汉文类》等，后者如他带有骚怨性的九赋十骚，他的永州八记的山水写意，他的愚溪诗草和诸多诗篇，他的《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等记传之文。韩愈特别指出柳宗元“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矣，而自肆于山水间，”就是指的这一部分作品。柳宗元由于政治失意，不得复起，一生耿耿于怀，囿于认识上的偏颇而不能自拔，显然不会具有韩愈那样的识见。诚如台湾学者袁木秀在《两极对峙——柳宗元心灵凹陷与补偿》一文中指出的，“当柳宗元走上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一途之后，如果说有补偿作用之活动存在的话，那将是他的失败，而后人认为是成功的山水游记、寓言、史论、史评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柳宗元悲观绝望的困境，点燃了生命的火苗。”历史已经证明了韩愈的预见，如果说晚唐五代时，“宗元虽文名甚盛，但未得全面充分的阐发，只在陆龟蒙、皮日休等小品文中产生影响，司空图对其抒情诗予以评价。宗元重被发现，是在北宋初年文学上复古思潮再一次兴起时”。 ②从中唐到“五四”运动的一千一百年间，柳学掀起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为宋代柳学，第二次高潮为清代柳学，作为一门壮观的柳学，一直代不绝书。③

现今时代，柳宗元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而且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唐代“韩柳文章李杜诗”。和唐宋八大家的名气，使柳宗元永为后人所仰慕，他近700篇的传世诗文，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思想学术和文化现象，柳学已成为当代研究的热点之一。我曾在《古往的忧伤》一文中引用现代著名文人何满子先生的书序文，这里正好用来印证韩愈对柳宗元的评价。何先生说“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他又指出“唯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 ④何先生是以欧洲的历史为例，他本意是借以颂扬鲁迅先生的。如今拿来用到中国古代历史，何尝不可以说，谁还记得大唐的宪宗等帝王将相，但柳宗元却永远为人们铭记心中，就因为柳宗元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突出贡献，他也是“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注：文中引文分别见

①     方介：《韩柳交谊与相互影响》；

②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

③     李乃龙：《论宋代柳学》；

④     何满子：《未来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序）。